摘要：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为卓越的古代史研究中，顾颉刚先生的“典籍科学考据学”成就尤为突出。顾先生在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而他的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更奠定了此后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并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历史符号学的主要目的是对原始文本进行意义和功能的分解与组合，其重要分支之一正是史学材料学的分析研究，顾颉刚先生毕生的事业可以说都属于这一方向。在此基础上，中国古史学还将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建事业当中去。

关键词：顾颉刚；中国古史学；符号学；文本分析；理性主义

五四时代之后20年间的古代史研究，属于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最高成就，杰出史家辈出，其主要贡献表现在对传统史学文献的批评整理方面。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突出的史学史阶段在学术理论认知方面自然也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并已成为我们必须加以反省和克服的方面。傅斯年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却未蠡清史料学范畴及其在历史科学中的适当地位。胡适提倡“整理国故”，却尚未能思考此“整理”工作实应涉及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理论和技术方面。然而顾颉刚所选择的“典籍科学考据学”这一专门领域，因其在特定研究范围内遵循着一种比较彻底的理性主义原则，遂得以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性精神充分协调一致，并因此奠定了中国古史学与世界主流历史理论日后进行深入沟通的基础。顾颉刚史学实践的方式和目标，与今日体现在历史符号学领域内的诸多要求颇多契合。按照符号学理论的最新发展，符号学可理解为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各学科结构和功能以及彼此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对语义含混的文本之解剖，则为其主要的工作领域之一。顾颉刚的学术，不仅是现代历史文本分析之成功实践，也有助于我们今日进一步深化对“先秦史”学科结构和功能的理解。顾颉刚的辨伪思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风靡中国，但其后70年间，在两岸四地，由于不同原因，均曾普遍地受到冷落。和王国维、熊十力、牟宗三等人的具有强烈民族风格的学术话语不同，顾氏学术话语不仅是现代的、并且是可与国际学术话语相沟通的，因而成为国学领域内少数可与国际主流人文理论“接轨”的学术之一。“接轨”不仅是指有能力与之“对话与合作”，而且是指有能力与之“辩论和对峙”。因此，顾氏学术因其杰出的学术理性主义方向和研究成果，而可成为未来能与世界非理性主义主流思想进行论辨的民族优秀思想之一。余英时先生因受“新亚”和“汉学”双重学术保守主义传统之累，在顾氏去世时竟言：“顾先生由于早年遽获大名之累，反而没有时间去做沉潜的工夫”；并在将顾氏和洪业的成就相比时说，“最后三十多年间，他们两人的学术生命尤其相差得很远（指顾不如洪——引者注）”①（P）。余氏所据以和顾先生晚年成就对比的却是洪业先生旅美期间的两部英文译著《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和《刘知几史通》而已。我们今日须在人文社会科学全局脉络中来理解顾氏史学思想所具有的划时代之重大意义。顾颉刚学术不仅属于现代中国史学理论主流，而且有朝一日亦将属于世界人文科学理论主流。本文试图从跨学科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来重估顾颉刚史学成就及其对古代史理论、一般历史理论、乃至一般人文科学认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意义；并强调中国人文学界，应该在当代中外人文社会科学整体框架内，来自行创建符合新世纪学术理论要求的新历史科学。

一、历史理论与符号学

历史学是中外文化史上最古老的学科之一，也是两百年来发展最迅速的学科之一。过去50年来，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内容和构成的全面革新，历史科学的面目与二次大战前又有了很大变化。但是，由于不同文化和不同学科之间长期欠缺沟通，也由于世界各地中国学术之自我封闭倾向，现代中国传统文史哲研究的学术生态，长期以来停滞不前，其中最为突出的方面即是中国古代史学术的理论发展问题。“古代史”并非只是指一堆史料，而且也应该包括借取自各现代学科的、用于对古代“史料”进行“加工”的各种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因此，古典型的“国学大师”虽然精熟于“史料”，却未必因此能够自然具有加工此史料之“工具”。这是我们不能把以往国学大师偶像化的理由之一。也是我们批评傅斯年当初对“史学就是史料学”说法欠周全的理由之一。

中国古史学在两个方面与现代人文理论发生关系：作为与一般历史理论相关的一门史学学科和作为与一般伦理学相关的一种历史学背景。由于这两方面也涉及历史哲学和道德哲学，中国古史学甚至可与一般哲学相通，后者当然也包括西方主流哲学。西方哲学需要研读中国古史学，这是一个不大被注意的、但可能会成为未来人类学术最前沿的课题之一。扩大来说，现代人文理论包括文史哲三大片，中国古史学不仅与历史学其他各领域直接相关，也与史学以外的人文科学各个领域间接相关。此外，它也与人文科学整体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相联系。按此观点，中国古史学决不是什么隔离于其他现代学科的“冷门学科”，而很可能将成为现代人文学科及其理论所极其需要了解并应与之对话的重要学科。长期以来，由于学科分划过严，中国古史学和世界人文学术难得相互学习受益。现在，当中国古史学界呼唤理论建设之时，首先应该认识到，其内容不应限于对现代史学史的回顾，而应深入到人文科学跨学科的理论对话范围。其实所谓“史学理论”这样一门当代学科乃是跨学科的理论实践结果，没有学际对话，就没有史学理论。在严格的意义上，现代中国古史学的成立，也已经是初步“跨学科”学术实践的产物。因此，也只有从现代跨学科历史理论的角度，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评价现代古史学的过去成就以及规划其将来的发展。此一扩大的古史学观，今日尤其有助于我们充分理解和积极运用顾颉刚先生在古典文献批评层次上所取得的重要史学研究成果。

1.历史符号学

按照笔者的符号学观点，符号学在狭义和广义两方面，都与历史理论密切相通。

狭义符号学是指人类话语系统和其所指称的历史现实的相关关系分析，其特例即历史话语和历史现实的意指关系研究；广义符号学则指人文科学理论话语构成的普遍语义学分析。百年来现代符号学的发展，使其成为当代和未来人文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一步朝向现代化发展的语义学工具之一。按照符号学观点，人文科学实践程序宜于划分为两大部分：首先是有关人文科学话语本身及其与社会现实之关系的语义学研究；其次才是有关社会现实本身、也即有关历史现实之因果关系和评价关系的研究（简言之，应区分话语对象和现实对象）。人文科学现代化的一个目标就是全面调整传统人文科学的结构，以实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目的。此处之“事”，即我们对学术和现实的真知，此处之“器”即包括语言学和考据学在内的广义符号学工具。按此简略的解释，我们即可理解为什么要给顾颉刚史学思想“扣上”一个时髦的方法论帽子了。要想把握顾颉刚史学思想的深刻意义，宜于从这样一种“话语---现实两段论”的现代学术认识论角度切入。

2.话语和现实

众所周知，在西方，history这个词一直具有二义性（作为：历史1：历史实在过程〔史实〕；和历史2：作为表达此过程的文字表现〔史书〕），二者的区别也是到了晚近才趋于明确的。但是直到今日，史学家中还是有不少人把二者混同，这表现在，有意无意地会把历史古籍所记内容当作历史现实的直接报导；遂以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古籍文本内容本身，因而欠缺须先行考查该文籍本身及其与所指涉的历史现实之关系的性质。而古史辨派的古籍批评运动，可以说是自发地倾向于区分了history的这两层意思，意识到史书（历史2）不仅不等于史事（历史1），而且史书不一定正确“代表”史事。其次他们意识到，古史学家的研究对象，应当是指历史2，而不是指历史1。也就是，历史学家并无可能把已经消失了的历史1（史事）当作观察和分析的对象，而只能是把历史2（史书）当作研究对象。这就是说，虽然史学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了解历史1，但他只能通过对历史2的研究来间接地、相对地达此目的。严格来说，古史学家的“真正”对象是历史2和历史1之间的“意指关系”，也就是历史2如何“指涉”历史1。这种历史学科所需的研究原则，恰恰相关于现代符号学的思维倾向：即一般话语之“表达面”（expressionplane）和“内容面”（contentplane）之间的意指关系问题。应当说，古史辨派诸人都程度不同地遵循了这种“文本反思优先性”的原则，而顾颉刚先生是其中观点最明确，方法最彻底的一位。

中国古代考据学史，特别是清代以来达到顶峰的考据学研究，也均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直观地体现了符号学式的思考倾向。但是只有到了中西文化全面交流的20世纪，区分历史1和历史2的意识才全面成熟，其标志则是学者们认识到史书不等于自然地具有“代表”史实的资格.因此，学者应该首先研究有关二者之间联系的方式以及导致二者并不相等的诸多原因（包括“历史2”在不同社会文化条件下的形成、结构和运作方式等等）。可以说，古史辨派对史书和史事的辨伪工作，大致反映着一种具有符号学旨趣的、时代学术理性主义的精神[1]。

区分历史1和历史2概念的必要性，还由于学界长期以来普遍混淆了“历史学论述”和以历史1为对象和以历史2为手段的任何一种政治、社会、文化的论述。结果，对历代“历史现实”的任何一种议论，往往会被含混地称作“历史论述”。这也是有关历史学论述的学科结构至今难以蠡清的原因之一。在本文中，我们将把因熟悉历史掌故而借助历史话题进行各种文化社会性议论的所谓“历史思想”，完全排除于讨论之外。（这是“历史”一词含有的另一种意义含混：对历史进行的“史学”学术研究〔相关于历史学界〕和借助历史材料进行的社会文化类议论〔相关于社会文化界〕）。

二、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顾颉刚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其史学研究中始终一贯地坚持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态度。顾颉刚史学理性主义，虽然并未表现在对理论本身的研究中，却充分体现在他对大量历史文本的进行的具体分析实践中，并体现在其贯彻史学理性主义的精神、态度和意志中。理性主义学术实践涵有浓厚的伦理学方面，我们需要向顾颉刚先生学习的，首先是他追求文献客观真理的这种学术伦理态度。中国古史学术发展中的问题，首先还不是什么追求时新理论的问题，而是导正学人治学伦理态度问题。在这方面，《古史辨》第一册的编辑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永久的学术精神示范[2]。

1.“求真”和“证事”

顾颉刚先生早年既学哲学又学外语，虽然没有选择理论研究的道路，却表现出比同时期其他一些史学家更敏锐的史学认识论意识,这就是意识到应当区分从经验到理论各个不同层次上的学术实践范围，而不能任意将其混同。这种学术实践理性主义表现在：首先选定恰当的运作范围（辨伪学），之后在其内严格贯彻科学方法论实践（理智分析）。顾颉刚的所谓古史辨学派的方向，本质上是一种“古典文本意义分析”的方向，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选择，是和同时代很多偏于保守的史学研究立场对立的。因为虽然任何史学研究必然同时涉及到史书和史事，但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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