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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虽汇编成书于汉代，但其中多有先秦儒家的言论。据南朝沈约说，《乐记》系取孔子后学公孙尼子之说。公孙尼子的著述今已亡佚，沈约之说难以详考。而《荀子·乐论》中的不少文字见之于《礼记·乐记》之中。《礼记·乐记》中的内容与《荀子·乐论》的关系如何，孰先孰后，学术界尚有不同意见，下面主要谈《礼记·乐记》中一些《荀子·乐论》所没有讨论到的且比较重要的问题。

1、物感说

2、“声音之道与政通”

3、“情深而文明”

01

物感说

物感说滥觞于《礼记·乐记》。

《乐本》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比起《荀子·乐论》所说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来，更进了一层。它不仅仅把音乐看成是抒发内心感情的必然产物，而且特别强调了外界之物对于情感的感发作用。这对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的《诗品序》等有影响。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心雕龙·明诗》：“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物”有时强调自然景物，有时强调社会政治环境。

《乐本》篇又说：“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chǎn]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人们具有什么样的情感，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声音；而人们的情感又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取决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感受。《荀子·乐论》说明了不同的乐会激发不同的情感，《乐记》这里则着重说明了不同的情感形成不同的音乐特色。

02

“声音之道与政通”

“声音之道与政通”是《礼记·乐记》中提出的儒家诗乐观念，与《左传》中的“观志”和“观风”相呼应。《礼记·乐记》十分强调乐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它认为既然乐是人心为外界事物感动而产生的，那么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亡必然在音乐作品中反映出来：“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本》)《荀子·乐论》已曾讲到乱世“其声乐险”，“治世反是”；《礼记·乐记》不仅讲得更为细致，而且讲到音乐之所以能反映“治”、“乱”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人们的情感不同的缘故。所谓“审乐以知政”(《乐本》)，从这里得到了理论的根据。总之，《荀子·乐论》强调的是乐对于社会、政治的作用，《礼记·乐记》则在此之外还较多地谈到政治在乐中的反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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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深而文明”

《礼记·乐记》指出：因为音乐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真实表现，是内在之“德”发露于外的光华，所以内心丑恶的人决不能创造美好的作品，不可能弄虚作伪：“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象》)“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意为情感深厚就会文采分明，气度宏大就会变化神奇。“唯乐不可以为伪”阐述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即音乐是不能作伪的，内心没有真实感情就无法形之于音乐。这是儒家诗乐论的一个论点，强调思想感情的真实、作品与作者的内外一致，这也是对后世颇有影响的意见。这也表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真实与西方的不同。西方论艺术真实注重艺术作品内容与现实生活的一致，而中国古代则侧重于强调作家的思想感情与艺术作品中思想感情的一致。这种对艺术真实的要求，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真实论的主要内容。《乐记》的文艺美学思想对《毛诗大序》产生了直接影响，《毛诗大序》中的诗学观点是《乐记》中的音乐美学观点在诗学中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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