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衢州日报

检核葺辑体知儒学

——《论语》的结集史

　　巫少飞文/摄

　　年开始考古发掘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了无数的宝贝，其中失传了年之久的《齐论》正是《论语》的一种。笔者近读朱维铮的《中国经学史十讲》等史料，对《论语》结集史作一简要梳理。

　　谁结集？

　　公元前1世纪的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在《别录》里以为，《论语》“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刘向讲得对不对呢？刘向所处的时代正是谶书盛行之时，有一本叫《论语崇爵谶》的书里提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如果说子夏是《论语》结集的为首人物，那么结集时间当在孔子逝世后，这也就否定了刘向判断。刘向的儿子刘歆采用调和的姿态：“《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在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撰，故谓之《论语》。”刘歆既维护了父亲的说法，又肯定了《论语》是孔子逝世后编辑的，同时又否定了子夏为带头大哥。此说经班固《汉书·艺文志》固定了下来。

　　可是，如此仍疑窦丛生，刘歆说的“门人”到底指谁和谁呢？孔子著名的弟子如颜回、子路、宰予等，都比孔子早死，而冉伯牛、原宪等，或病或隐，怎么能在孔子死后参与《论语》结集呢？东汉经学家郑玄在《论语序》中指出，《论语》的撰集者是仲弓、子游、子夏。没有根据，且郑玄的《论语序》一书早佚。事实上，要在郑玄死后年，柳宗元在《论语辨》中才提出《论语》不是孔子弟子所作。他的理由很简单，曾参比孔子小46岁，在孔子弟子中最年轻，但《论语》却记载了曾参老死的情形，那时“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不过柳宗元犯了一个差错，以为孔子弟子中有“子”的仅是“曾子”，故认为《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曾参的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之徒所作。后来朱熹犯同样的差错，以为孔子弟子中有“子”的是曾子、有子，故云“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二子独以子称”。照道理，作《四书集注》的朱子应该属于严谨派的，但事实上，《论语》中孔子弟子中称“子”的还有闵子骞、冉伯牛、冉求等。讲这么多，是想说，曾子在孔庙变成“宗圣”可能是误会，至少到目前为止，《论语》到底是谁结集，并没确凿证明。

　　成书于何时？

　　谁和谁结集成疑后，那《论语》成书于何时呢？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整整年左右，这部书就一直处在失踪状态。曾参的三传弟子孟轲、仲弓的传人荀况，他们都以孔门正宗自居，时时引孔子的言行，也时时引《诗》《书》《春秋》，可就是没引用过《论语》。孟子、荀子两大儒家都不提《论语》，我们虽然不能以此判断《论语》不存在，但相反却提供了否定性的证据。就是说，《论语》结集于曾参门徒的说法是错误的。同样，出于仲弓与子夏共同主持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汉甫一建立，叔孙通“知时变”在新朝取得了成功，促使各宗派共同趋于争当帝王师佐。经秦朝的“焚书坑儒”，儒学内部的宗派对立倒是削弱了，但新朝转向崇尚黄老治术，又使儒家的努力受挫。司马迁当时甚至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汉景、武之际，抬出孔子与老子对抗，是儒学各宗派共同需要。于是，除《六经》外，以记录孔子言论为主的这部《论语》获得了准经典的地位，被各派同尊，迅速广为流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论语》诸章的宾主称谓如此混乱。据朱维铮的研究，虽然《论语》多数章称“子”，但有几章却连称“孔子”，令人怀疑它们原非孔子门徒的记录。对于门徒的称谓更不一致，称字不氏的居多，如子路、子贡之类；但有的却氏字连称，如颜渊、冉有、樊迟等；有的则氏而不字，如有子、曾子；还有的或直接称名，如原宪在“宪耻问”章仅称宪；或名氏兼举，如宰予。另外还有称谓随章不同，如冉有，时而称冉求（名氏兼举），时而称冉子（氏而不名）；闵子骞（字氏连称）或称闵子，宰予或称宰我，原宪或称原思，等等。这称谓的混乱，令人更有理由怀疑多数篇章本各自独立，出于不同时间不同身份的记叙者的口授或笔录。清代刘宝楠早已怀疑今本《宪问篇》，理由就是“宪不称氏”。柳宗元推测是他们的门弟子的记录是可取的，但全部《论语》都出于曾子弟子之手，则未免以偏概全。

　　果是如此的话，《论语》的结集不会在公元前5世纪，而在公元前2世纪的汉景、武之际。但汉景帝骨子里崇尚的黄老之术，汉武帝最相信的是方士，虽然同时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三种《论语》

　　据文献记载，西晋的盗墓者就发掘出战国魏安釐王墓中的大批竹书，其中有古本《论语》，而相传汉武帝初在鲁国孔子旧宅中发现过壁藏的《古论语》，尽管孔壁及汲冢两种抄本已佚，却不能轻易否定它们的历史存在。故我们至少目前没法解开《论语》原始结集之谜时，只能两存其说。

　　西汉时，《论语》有两种抄本，即刘向《别录》里说的“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两种抄本旧貌已佚。但从文献记载看，两者是有区别的。一则《鲁论》共20篇，《齐论》22篇（刘歆说多了两篇，班固补充说多的两篇叫《问王》《知道》）。二则章句不同，何晏说《齐论》章句颇多于《鲁论》。司马迁在《史记》里虽然没提到《论语》，但引用了孔子与门徒的对话，部分见于《论语》，故说《论语》结集于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大概离事实不远。在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论语》共有三个版本——《古论》《齐论》《鲁论》。

　　刘向说，“孔壁所得，谓之《古论》”。相传孔壁《古论》是孔子八世孙孔鲋抱着孔子礼器投奔农民起义军时所藏。不过《古论》的真实性，清代以来总不断有学者表示怀疑，认为是古文经学家的伪造。两汉时的学者提到《古论》是21篇，虽然与《鲁论》有相同处，但从编次到文字，与今文抄本互有歧异。

　　同时期三种《论语》并存（可能还不止），便足以说明那时还没有统一的结集本。此时，离孔子逝世已年。“择善而从”应该是一个叫张禹的人，他是汉成帝的老师。张禹虽在齐学大师门下受业，但他的简明教材《论语》更接近《鲁论》。何晏说：“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张禹的《论语》教材应该在公元前45年左右形成。这个张禹其实是《论语》结集的关键人物，他合并齐、鲁两种传本，求同存异，很可能还采用了《古论》的分篇。统治者于是将张禹的《论语》作为定本，《张侯论》出，而三家《论语》微，幸也不幸？

　　东汉的党锢之禁反而让郑玄潜心著述，他关于《论语》的校释就有三四种。郑玄注《论语》久佚，但清儒的研究及敦煌所出残卷，足使我们一窥郑注本色。“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鲁论》而为之注”，这大约是定论。

　　郑玄校改《鲁论》到底对不对呢？比如《鲁论》中原话：“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但郑玄改作今本《论语》：“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是否学《易》，可是孔子研究中一桩公案。同样，《鲁本》作“夫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夫何言哉？”而郑玄一改为“天何言哉？”一个“夫”，一个“天”，关涉到儒学的“天命观”，实在是相差太大。如此的例子，清儒考订出20多处。所以，郑玄留下的疑窦不会比《张侯论》少。

　　到郑玄的《论语注》，基本让《论语》的结集定型了。而这仅是年《论语》结集史的粗线勾勒。

　　当然，儒学丰富的人文资源并非限于《论语》。儒学对世界作出的理性主义解释、心性之学、道德形而上学、格物体物、经世致用等精神资源，在构成“士”的社会阶层中，中国历史上的知识人大多是儒学的内在参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