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刚老师面前讲诗，是很大胆的举动。就算一个诗人来讲他所创作的诗，他虽不必战战兢兢，也得诚惶诚恐。理由很简单明白。在沈刚老师所上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里面，令人感受到了自身的学识浅薄与见识狭隘，深知道要说出一些令老师“心有戚戚焉”的东西，实在是难事。对文艺批评，我涉猎很少，只读过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等。对于外国的文艺批评理论则是完全一窍不通了。但幸好今日所布置的是钱钟书先生《诗可以怨》，还能以我浅陋的见识说上两句。虽不能像钱钟书先生在文中一样引经据典，体现出广博的学识来，但也能鼓着初生牛犊的朝气，说上几句。

中国自古就有“逆境出诗人”，“逆境出好诗”的文艺观念传统。这种观点流传已久，具有深厚的文人基础。但钱钟书不这么认为。“《论语.阳货》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诗.大序》与《汉书.艺文志》都无所侧重，将喜忧参半，认为诗无不可言。这里钱钟书先生提到司马迁，他认为“司马迁是第一个只侧重诗‘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人”。参考司马迁的人生经历，我们不难理解司马迁得出的这种偏激结论。便由司马迁开始了“诗可以怨，且只为怨”的这种文学理念。钱钟书先生例举了众多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风气的久远。这里特地指出了这种风气指引下的去接，误解“颂声”的典例，批评了何休的《解诂》之“有所怨恨”。这反而是近乎不切实际了，偏偏这几位钻牛角尖，认为“太平歌颂之声”才是不切实际。

就司马迁的这种观点而言，不免狭隘。“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源于对生活的记录，对情感的细腻捕捉，不能世上好的诗文都来自“郁结”和“发愤”，没有这个道理。把“都”字改成“大多”其实也不客观。只是司马迁带出了这种风气，后世之人，皆许之，弄得大家无忧无苦也要“强自说愁”，这点钱钟书先生在后文又有提及，这里便不讲。

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里说冯衍，只是针对他一个人，那两篇文章的意思。所指的“病”也与司马迁的“肉体之苦痛”有所区别。但不知为何历代文人皆以偏概全。这里私下想是大抵以诗为大雅的缘故。既为大雅，便不容世俗之乐景欢情，都应该磨难过后始得诗句。但这不符合实际，不得雅俗共赏之情。

历代的文人大抵都有孤芳自赏的臭毛病，写的几句诗，便是“三年的两句，一吟双泪流”，虽是辛苦所得，但也是曲高和寡。所以这里将文人创作诗句之艰辛擅自作一类，谓之“发愤之所为”。这又是与司马迁的实际遭遇与主张有程度的深浅了。

钟嵘在继承发扬司马迁的观点同时又重提“诗可以群”，只是举的例子多怨，与“嘉会寄诗以亲”难以印证。这里钱钟书先生都说的十分详细。只有一点不甚赞同，即他认为司马迁著书立说的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采不表于后世”，认为司马迁重视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这我是不赞同的。“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也有生前的愤要发，记史记以自我反省，多大的气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想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诗在他们手里其实有了几分敲门砖的工具意味。既有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也有唐代出名的幕府，引荐等制度。这其实与纯粹的作诗以抒情已偏之远诶。与钱文无关，就此不提。

但自钟嵘而起的“以诗获得派遣，慰藉或补偿”的观念却更符合文人的实际情况。中国古代虽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实际文人各方面的地位都是很低的，往往十年寒窗苦读，拿一生去搏功名，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有的事，所以文人要以此自我安慰，也就可想而知了。还有文人的政治地位。还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安书》中就提及，“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又想到阎立本，当朝丞相，跪立作画，端的是奇耻大辱。这种社会地位也助长了文人们推崇诗可以怨的风气。从此想来，觉得不无道理。

提到韩愈总会使人想起古文运动，似乎在我们的印象里韩愈总是复古的，与先秦诸子百家说得到一处去的人物。但钱钟书先生在《送孟东野序》中敏锐的捕捉到了他与司马迁主张的不同之处：韩愈所言之不平范围更大些，不止坎坷不平，连欢乐也是不平。而司马迁则如同上文一般还是只有坎坷。会觉得很奇怪吗？现当代许多文化流逝严重，人们或许知道愤愤不平，但对乐乐不平就都会觉得嗤之以鼻了。事实上，在先秦时代，不平并不像现在表示的意思那么狭隘，单指情绪愤怒。它指的是情绪的波动，悲喜忧乐，都在这波动之中。钱钟书先生用较长的篇幅为我们普及了这部分知识，这给我的感觉就与我在上文学批评的课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广博学识的震撼，对自身狭隘的摒弃，并期冀自己成为这样的人。黄庭坚的联也很好，“与世浮沉唯酒可，随人忧乐以诗鸣”。此言得之韩愈风骨。

他年佛骨入京，士当以死谏之，愿诸公不求吾生，但临刑以酒相送也。知音难觅，故人零稀。

“欢快的时间总是短暂，而苦难的心绪总来扣门。”这倒不是一定要谁说了这句话，谈到欢愉之辞与愁苦之音时，我倒是有许多亲身感受。高兴的事，转眼便忘了，反倒是将心绪陷入阴沉的样子，能写的出几篇不像话的东西。虽然不像话，但开心时连不像话的话也吐不出来。所以时常将自己陷入阴郁不得脱之险境，还有几分写出好东西的期冀。这便是终于从古人的言语中找到自己种种怪诞行为的佐证了，不像从前为应付写文章的日子，总是说“谁谁谁说，谁谁谁怎样”。所以我说，幸福都是短暂，苦难才是永恒。

这里钱钟书先生又指出了韩愈逻辑上的不足，“从而断言只有‘穷苦之言’才构成好诗。”这只是大多数情况，不能作为全体来看待。中国古代文学史浩瀚烟渺，举正面例子与反面例子都使我感到无所适从，在文化里“被文化打败了”。避开这点不讲罢。

不过我倒是觉得钱钟书先生也是爱说几句废话的人，当然比起余秋雨来可爱一些。钱钟书先生引经据典，就好像小孩子在课上学了几分道理，忙回家给父母分享，令人觉得可喜。而另一位则是课堂上的老夫子了，全程自己念念有云，不知道在说些什么。看的懂，但不愿意看下去。

“没有人愿意饱尝愁苦的滋味——假如他能够避免”，这当然是废话了，与我自身而言，生活就好像巨大墓场，时常会踢到不知谁的棺材板，引来鬼怪作祟。我也尽力去避免愁苦，但我当然不能够避免。所以我总时常丧气。更令我丧气的是就算我饱尝了愁苦的滋味，也作不出美好的诗篇。这话也许说的有些满，生活的愁苦，日后只会更多。回到正文，文人们为了追求写好诗，要说“穷苦之言”，但他们的生活又没有真的那么穷苦，所以他总是没有实际生活经历的去说愁，去说苦。“不病而吟”，“无病呻吟”的现象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大特色了，有些人装着病，结果真生了病，滴下几滴泪来，便有传世之作。但更多的还是许多人装病许久，也难“笔落惊风雨”。我思考许久，自己应该还是属于这第二类人，不排除成为第一类人的可能，但仍需看苦难与造化了。

文章的最后，钱钟书提到了两个问题，“这两个类似的传统有没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那种传统看法和压低‘欢愉之词’是否也有共同的心理和社会基础？”其实第一个问题我在上文中回答了一部分，即从文人阶级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上的因素去考虑，但还不完善。第二个问题倒是可以从心理学的角度和荀子人性本恶的角度来做一番狡辩：人们认为悲剧之所以比戏剧伟大，是因为人们内心都有高别人一层的想法，世俗之人都喜欢大团圆的结局，那文人写就罢了，在文学批评层次上一定要追捧悲剧，而不能抬高喜剧。一抬文人就变俗了。还有便是我时常笃信的荀子人性恶的思想：其实人心里都不愿见得别人的好，表面说说便算了，真要著书立说了，心里想的是看悲剧，也明白别人心里想看悲剧，所以悲剧的地位被抬得比喜剧高了。毕竟“悲剧就是将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压抑“欢愉之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草读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交作业前夜作此文，有何纰漏，还请不吝赐教。不是文人说请你赐教，心里在想的孤芳自赏，而是真切希望能有所收益。

临表再拜。

作者

汉语言谢健健

编辑

网络媒体部金怡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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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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