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XZ8-1-1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

大儒的作用是：周武王死后，由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担心天下有人会背叛周朝，就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周公登王位，处理天下大事，心安理得，好像这他本来就应该拥有这些权力一样，但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周公贪图王位。周公杀了管叔，把殷国都城变成了废墟，可是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残暴。周公控制天下，分封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的占了五十三个，但天下的人并不认为他偏私。周公教导成王，使他明白礼仪之道，使他能继承先辈的事业。周公把王位归还给成王，可是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周公也回到臣位，朝拜成王。

这一篇讲大儒的社会功效，首先举周公的例子。

武王驾崩后，成王尚且年幼，周公庇护成王继承武王的基业，维系天下的安定，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周朝初力，恐怕天下人背叛周王朝。周公摄政，履行天子的职责，决断天下的事物，好像他本来就该处于这位置上，而天下人却并不说他贪心。周公治理国政，目的在于治理好国家，而并非贪恋权柄，所以天下人不认为他贪心。周公杀掉了作乱的管叔，迁移了殷国的旧民，使殷国变成了废墟，而天下间没有人认为他暴戾。天下刚刚平定，管叔就联合殷朝遗民作乱，周公平定叛乱，迁移殷民以保证不会再有乱事，还天下安定，所以人们不认为他暴虐。《史记·周本纪》记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余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

全面控制了天下，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仅姬姓就占据了五十三个，但是没有人认为他偏袒。《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

周公教诲启迪成王，让他能明白治国道理，沿文王武王的治国之路前行，继续遵循仁义之道。成王长大后，周公把权柄交还给成王，天下诸侯继续臣服于周朝，并没有因为权力的交替引发社会的动荡，周公也重归臣子之列。

编号：XZ8-1-2

天子也者，不可以少当也，不可以假摄为也。能则天下归之，不能则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离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明不灭主之义也。周公无天下矣，乡有天下，今无天下，非擅也；成王乡无天下，今有天下，非夺也，变势次序节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诛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顺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业，明主枝之义，抑亦变化矣，天下厌然犹一也。非圣人莫之能为。夫是之谓大儒之效。

天子这个职位，不能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能由他人代理去做。能胜任这一职位的人，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反之，天下人就会背离他。所以，周公撇开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而统治天下，这是深恐天下的人会背离周朝。成王到二十岁了，已经长大成年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给成王，以表明他不灭掉嫡长子的礼义法度。于是，周公就没有统治天下的权力了，过去拥有天下，现在没有了，这不是禅让；成王以前不能掌握天下，现在可以了，这不是篡夺；这是由于地位次序的变化的缘故啊。所以，周公以“枝子”的身份代替嫡长子的王位这不算超越礼规，弟弟诛杀兄长也不算残暴，周公与成王调换了地位，并不算不顺。依靠天下的安定，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功业，彰明了旁支和君权的大义，虽然有了这样的变化，可是天下仍安然如一。如果不是圣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天子这个职位，不可以由年幼的人来承担，也不可以让别人代为行事。天子有能力，天下人就会归顺他，没有能力天下人就会抛弃他，所以周公庇护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来维系天下，是因为恐怕天下人背弃了周朝。成王行了冠礼之后，就长大成人了，周公就把王位归还了成王，表明他不敢泯灭君主传承的道义。周公没有了统治天下的权力，过去拥有治理天下的权力，而如今没有，并不是禅让；成王过去没有治理天下的权力，而今拥有了天下，并不是篡夺，这是因为地位次序的变化就该这样。所以周公以旁枝的身份来代替君主执政并非是僭越，以弟弟的身份诛杀了兄长管叔，不算是暴虐，君主和臣子交换位置也不算不顺。凭借天下平和的局面，完成了文王武王未竟的事业，明确了旁枝与君主之间的道义，虽然也有一些变化，天下还是安安稳稳地统一着。如果不是圣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这就是大儒的作用。

这一段讲了周公发挥的作用，他所做的都是合于规则的，所作所为也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从整个国家、天下出发，稳定了天下。这也就是他这一大儒者发挥的作用。

编号：XZ8-1-3

秦昭王问孙卿子曰：“儒无益于人之国？”

孙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埶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顺下矣。虽穷困冻餧，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嘄呼而莫之能应，然而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埶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虽隐于穷阎漏屋，人莫不贵之，道诚存也。

秦昭王问孙卿子道：“儒者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吧？”孙卿子答道：“儒者效法先王，尊崇礼义，谨慎地做臣子，并使他们的君主尊贵。如果君主任用他，他们在朝廷内会做一个称职的臣子；如果不任用他们，他们就会退居民间，在编入的户籍册中，做一个诚实、顺服的老百姓。即使处境艰难，受冻挨饿，也不会用歪门邪道满足自己的欲望；即使贫穷得没有安身之处，也能深明维护国家的大义。虽然他的呼声没有谁响应，但是他通晓管理万物、养育百姓的纲纪。如果地位在人之上，他们可以成为天子、诸侯；地位在人之下，他们也是国家的栋梁。即使隐居在穷巷陋屋，也没有人会不尊重他，因为他们确实身怀道术啊。

孙卿子就是荀子，因为汉宣帝名为询，所以刘向在编录避讳称为孙卿子，秦昭王就是秦昭襄王。秦昭襄王问荀子，儒者是不是对于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

荀子说，儒者效法先王，遵循礼义，谨慎地守着臣子的本分而极其尊重他的君主。君主任用儒者，那么儒者就会在朝堂中做一个称职的臣子；不任用他们，就会退居民间，生活在百姓之中，诚实、谨慎而顺从。即使因为穷困受冻挨饿，也不会用歪门邪道去贪求财利；即使没有立足之地，也会明白维持国家社稷的重要性。他们通晓经营万物的道理，明白抚育百姓的原则方法，但即使他们奋声疾呼也没有人回应。这些儒者获得重要的职位，就会发挥出王公大臣的才干；地位不是很高时也会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算的上国家的珍宝。即使隐居在偏僻的小巷简陋的屋子之中，人们也都会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掌握了道的本质。

儒者对于国家的治理是有很大益处的，不管处于什么位置，洞悉了人道的儒者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如果能被君主任用，处于朝堂之中，就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完成好本职岗位的工作，将国家治理得得当。如果没有被任用，就可以在百姓之中发挥教化作用，用自己的行为去传播善行。他们洞悉了事物的道理，不论处于什么样的困境之中，都可以不改初心，坚持自己的本性，坚守住道义，也正是因为如此，不论在哪里他们都会受到别人的尊敬。

编号：XZ8-1-4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掉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离开鲁国，甚至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美化朝政，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位居人下时就是这样啊。

孔子做鲁国司寇，就是在鲁国的社稷之臣，是儒者去治理国政的例子，也是“为人下”时的表现。

孔子将要做鲁国司寇。听说了这个消息，沈犹氏不再在早上给他的羊灌饱水。沈犹氏是个卖羊的人，每天早上给他的羊灌饱水再卖以增加重量。公慎氏的妻子有淫邪之行，他休掉了自己的妻子。慎溃氏经常触犯法律，听说孔子将为司寇，就越过国境逃走了。那些卖牛马的人不敢哄抬价格，都以正常市价交易。这些人因为孔子的影响，知道孔子为政，必然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针对性举措，所以自己改正了不当的行为。相关记载可以见于《孔子家语·相鲁》：“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踰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KZJY1-4-1）

孔子曾住在阙党，用自身的行为对这里产生了教化。阙党的年轻人去捕鱼打猎，会给家中有父母的人多分配，以此来孝敬长辈，这就是孔子教化产生的作用。《论语·宪问》也记载了孔子对阙党这个地方人产生过影响：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LY14-45-1）

从孔子的例子看，儒者在朝堂之中就能够美化朝政，在市井中则可美化民俗。这个“为人下”中的人指的是国君，在国君之下，就是帮助治理国政或者用自身行为影响周围百姓。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取得地位而作恶，不管能不能居朝堂之上都会坚守本心。

编号：XZ8-1-4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踰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修正以待之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分，有亲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儒之为人下如是矣。”

孔子就要担任鲁国司寇了，奸商沈氏知道了，卖羊时，他就不敢在早晨把羊喂饱饮足以欺骗买主，公慎氏也休掉了淫乱的妻子，平时奢侈浪费、胡作非为的慎溃氏也离开鲁国，甚至在鲁国出售牛马的商人，也不敢再漫天要价了，这是因为孔子以正道对待他们的缘故。孔子住在阙党的时候，阙党子弟将捕获的鱼兽进行分配，其中有父母的人就分得多一些。这是因为孔子用孝悌教化了他们。儒者在朝廷中担任官职，就能美化朝政，作为老百姓，就能使风俗优良。儒者位居人下时就是这样啊。

孔子做鲁国司寇，就是在鲁国的社稷之臣，是儒者去治理国政的例子，也是“为人下”时的表现。

孔子将要做鲁国司寇。听说了这个消息，沈犹氏不再在早上给他的羊灌饱水。沈犹氏是个卖羊的人，每天早上给他的羊灌饱水再卖以增加重量。公慎氏的妻子有淫邪之行，他休掉了自己的妻子。慎溃氏经常触犯法律，听说孔子将为司寇，就越过国境逃走了。那些卖牛马的人不敢哄抬价格，都以正常市价交易。这些人因为孔子的影响，知道孔子为政，必然会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针对性举措，所以自己改正了不当的行为。相关记载可以见于《孔子家语·相鲁》：“初，鲁之贩羊有沈犹氏者，常朝饮其羊以诈。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溃氏，奢侈踰法。鲁之鬻六畜者，饰之以储价。及孔子之为政也，则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越境而徙。三月，则鬻牛马者不储价，卖羊豚者不加饰。男女行者，别其涂，道不拾遗。男尚忠信，女尚贞顺。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归焉。”（KZJY1-4-1）

孔子曾住在阙党，用自身的行为对这里产生了教化。阙党的年轻人去捕鱼打猎，会给家中有父母的人多分配，以此来孝敬长辈，这就是孔子教化产生的作用。《论语·宪问》也记载了孔子对阙党这个地方人产生过影响：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LY14-45-1）

从孔子的例子看，儒者在朝堂之中就能够美化朝政，在市井中则可美化民俗。这个“为人下”中的人指的是国君，在国君之下，就是帮助治理国政或者用自身行为影响周围百姓。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取得地位而作恶，不管能不能居朝堂之上都会坚守本心。

编号：XZ8-1-5

王曰：“然则其为人上何如？”

孙卿曰：“其为人上也，广大矣！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此若义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则天下应之如讙。是何也？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夫其为人下也如彼，其为人上也如此，何谓其无益于人之国也！”

昭王曰：“善！”

秦昭王问：“那么，儒者地位在人之上的时候，又怎样呢？”

孙卿答道：“儒者在人之上，他们的作用就更大了！他们内心意志坚定，用礼义制度修治朝廷，用各种规章制度整顿官府，百姓之中，忠诚、信实、仁爱、利他的美德蔚然成风。为了获得天下而做不合礼义的事情，错杀无罪的人，这样的事情，他们是一件也不会做的。这种做君主的道义被人民接受，传遍四海，那么天下的人就会齐声响应他。这是什么原因呢？就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天下的人都很仰慕。所以，君主周围的人就会歌颂他、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也会不辞辛劳去投奔他。这样，四海之内，如同一家一样，交通方便的地方，没有不服从的，这就是为人楷模。《诗经》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不归服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他们处在人之下是那个样子，处在人之上是这个样子，怎么能说他们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好处呢！”

昭王说：“讲的好！”

秦昭王继续问，那些在上位的儒者会怎么做。

荀子说，那些在上位的人作用就广大了。他们的内心有坚定的意志，善于运用理解来治理朝廷，使各种法规、准则、制度、度量在各级官吏中公正地实施，使忠厚、诚信、仁爱、利于他人的风尚通行于天下。假如做一件不道义的事、杀掉一个无罪之人，就可以得到天下，也不愿意去做，因为这样做违背了自己内心的道义。这种做法让君主的道义就会取信于民，传播于四海，天下人就像异口同声地欢呼来响应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尊贵的名声显赫，所以天下人都尊重他。所以近处的人歌颂欢迎他，而远方的人不辞劳苦来投奔他，四海之内就像一家人一样，凡是到达之处没有不归服的，所以说天子是百姓的表率。“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出自《诗·大雅·文王有声》，就是说四方的百姓都想归附。

所以说，儒者不论处于下还是处于上，都是有益于国家的。

诗·大雅·文王有声：

文王有声，遹骏有声。遹求厥宁，遹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编号：XZ8-1-6

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谓中？曰：礼义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谓贤者，非能遍能人之所能之谓也；君子之所谓知者，非能遍知人之所知之谓也；君子之所谓辩者，非能遍辩人之所辩之谓也；君子之所谓察者，非能遍察人之所察之谓也；有所止矣。相高下，视硗肥，序五种，君子不如农人。

古代圣王之道，是“仁”的最高体现，是按照最适中的标准去实行的。什么叫做适中呢？答道：就是礼义。这个“道”，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法则，君子应遵循的法则。

君子所说的贤能，并不是说能全面做到所有人所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明智，并不是完全能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君子所说的分辨，并不是说能够完全分辨别人所能分辨的事物；君子所说的详察，并不是完全能够详察别人所详察的意思。君子的才能与知识是有限度的。察看田地地势的高低，识别土质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君子不如农民。

先王的治国之道，是仁最高的体现，顺着中正的路来施行。什么是中正的道路？就是礼义之道。所说的先王之道，并不是天之道，也不是地之道，而是人之道，这也是君子所追求的道路。人之道，就是先圣总结人的本性而得出的，而仁就是其中的重要性质。人之道应当秉持中正，无过无不及，而想要做好这一点就要行礼义之道。礼义，就是先王根据人道的特点所制定的规范，行事都符合礼义，就处于中道了。

君子所说的贤者，并不是能做到人们能做到的所有事情；君子所说的智者，并不是能知道人们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君子说的善辩的人，并不是能够明辩所有需辩之事；君子所说的明察，并不是对所有人能观察到的事细致入微；所说的贤、知、辩、察，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这些方面值得称道的人，都是掌握了恰当的方法，并非是在方方面面都掌握到了极致。这里提出，贤者、知者也有其不足之处，是因为他们的一些行为被认为贤、知，而非全能、遍知，这样的君子与洞悉了世间规律的圣人是有差别的，不过这也是君子们所追求的道路。

君子的才能是有限的。在比较田地的高低，识别土壤的贫瘠肥沃，安排五谷种植的顺序方面，君子是不如农民的。就如同《论语》中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LY13-4-1）

编号：XZ8-1-7

通货财，相美恶，辩贵贱，君子不如贾人；设规矩，陈绳墨，便备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荐樽，以相耻怍，君子不若惠施、邓析。若夫谲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贤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万物得其宜，事变得其应，慎墨不得进其谈，惠施、邓析不敢窜其察，言必当理，事必当务，是然后君子之所长也。

流通钱财货物、鉴定货物的优劣，争讨价格的高低，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陈设墨线，熟练运用工具，君子不如工人；不顾是非，对与不对的实际情况，互相贬抑、相互讥羞，君子不如惠施、邓析。至于比较德行来确定他的等级次序，衡量人的才能而授予官职，使贤者与不贤的各安其位，有才能的和没有才能的人都能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利用，各种突发变化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和墨翟也不能发表他们的议论，惠施、邓析不能渗透他们的诡辩，说话一定要合符理性，做事要有缓有急，这些就是君子所见长的。

使货币财富流通，分辨货物的好坏，确定价格的高低，君子是不如商人的。设立规矩，陈列绳墨，方便器具的使用，君子是不如工匠的。不顾是非对错，互相践踏，互相羞辱，是比不上惠施、邓析的。这里说君子并不是在各个方面都是全能的，共举了四个例子，第一个是在农业方面，君子是不如农民的；第二个是商业方面，对于商品的把握与财富的控制，是不如商人的；第三个是在手工业方面，想要形成规范的标准，是比不上工匠的；而第四个却是与惠施、邓析一类的名家相比。士农工商，君子是士，其他三项分别是农、工、商，为什么又和名家相比呢？可能是荀子之时，各家学说混乱，有一部分人以言谈立于世，他们没有从事具体的社会工作，但其言谈也对社会的很多方面造成影响。

那么君子在很多方面不如别人，他们的专长在于哪里呢？君子的长处，在于可以根据人们的德行深厚程度确定等级次序，根据人能力的不同授予官职让他们发挥作用，贤者和不肖之人都能得到恰当的位置，有才能的人和没有才能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应的官职，万物都能处于恰当的位置，事物的各种变化也能得到相应的处理。慎到、墨子不能再去发表他们的议论，慎到是借助法的外衣，让君主以势压人；而墨子的思想传播后，被人们理解为无父无君，如果君子在位，这些学说就不会传播。惠施、邓析就不能去兜售他们的诡辩，他们的诡辩都是不符合事实的，用言语的技巧制造混乱，于社会无益。言谈一定合乎道理，事情一定合乎要求，这就是君子擅长的，也就是说君子擅长让社会处于合理的规则之中。

编号：XZ8-1-8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

不管作什么事情，对于原则有好处，就做；反之，就不做，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知识学说，对于原则有好处的，就实行；反之，就舍弃，这就叫正确对待学说。事情和行为不得当，就使奸邪的事；知识学说不得当，就是奸邪的学说。奸邪的事与奸邪的学说，在安定的社会被人们抛弃的，但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遵从。至于虚实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的分析，即使是耳聪的人也听不明白，眼明的人也看不清楚，善辩的人也不能说清楚，即使有了圣人的智慧，也不能轻易说得清。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懂得这些，也不能说他就不是一个小人。就如工匠，他不懂得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也不妨碍治理国家大事。

不管做什么事，有益于理的就去做，无益于理的就废止，这就叫正确处理事情。凡是研究知识学说，有益于理的就去追求，无益于理的就要舍弃，这就叫正确地对待学说知识。如果做事失去了中道，就称为奸邪之事；理论学说失去了中道，就叫奸邪之道。对于奸邪之事和奸邪之道，在安定社会是为人们所抛弃的，而在混乱的社会却会有人依从。至于虚和实之间的相互转化，“离坚白”、“合同异”之间的分别，耳朵敏锐的人不一定能听懂，眼睛明亮的人不一定能看到，善辩之人也不一定能说清楚，即使有圣人一般的智慧，也不一定能讲得明明白白。中事、中说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而奸事、奸道则会阻挠社会的发展。一种学说有无道理，是以是否符合人之道为判断的。治理平和的社会，人们能够坚守人道的中正，自然会摒弃歪理学说；但是在乱世，人与人关系崩乱，社会秩序混乱，所以这些歪理学说也会得到追捧。

对于“离坚白”、“合同异”这些事，即使不知道，也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而即使知道了这些事，也不能对个人的修养有什么帮助，不一定会脱离小人的行列。工匠不明白这些这些事，对于他的手艺无碍，不会让他成不了能工巧匠。君子不懂得这些事，与他所学的圣王之道没有影响，不会阻碍他治理好一方百姓。

编号：XZ8-1-9

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而狂惑戆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明其辟称，老身长子，不知恶也。夫是之谓上愚，曾不如相鸡狗之可以为名也。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此之谓也。

天子诸侯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法度；老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搞乱事情。狂妄糊涂呆笨愚蠢的人，就开始带领他们的徒众，申辩他们的奇谈怪论，并用譬喻和引证来阐明，即使到了人老子大之时也不知厌恶。这就叫做最愚蠢的人，还不如鉴别鸡狗优劣的人可以因此获得名声。《诗经》上说：“你这样鬼头鬼脑？无影无形看不清！你的面目这样丑陋，给人看也看不透。我作这支歌，就是要揭穿你的反复无常。”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王公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扰乱国家的法度；如果百姓喜好奸事、奸道，就会扰乱事情。那些癫狂、惑乱、愚蠢、粗鄙之人，率领他们的门人弟子，宣扬他们的学说，阐明那些譬喻称谓，直到他们自己衰老、儿子长大也不知道自己走在邪路之上。这样的人就是最愚蠢的人，分辨的是没有意义的事情，还不如那些说明白鸡和狗区别的人值得称道。致力于去分辩坚白之别的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这类名家的学说与孔子提倡的正名不同，专注于思考这些事情，并不能帮助人明白事物的道理，反而因为消耗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而偏离了正道。

之所以说“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是因为追求这些学说，会把人的思维带偏，行事不走正道，自然会扰乱社会。而那些宣扬这些学说的人，认识不到自身学说的错误性，终生陷于此，也是十分可悲的。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腼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出自《诗·小雅·何人斯》，旧说为绝交之诗，现多解为怨妇诗，这一句是讲那些偏离了正道的思想终会被人们识别，不能惑乱社会。

诗·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心孔艰。胡逝我梁，不入我门？伊谁云从？维暴之云。

二人从行，谁为此祸？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彼何人斯？胡逝我陈？我闻其声，不见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彼何人斯？其为飘风。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祗搅我心。

尔之安行，亦不遑舍。尔之亟行，遑脂尔车。壹者之来，云何其盱。

尔还而入，我心易也。还而不入，否难知也。壹者之来，俾我祗也。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及尔如贯，谅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诅尔斯。

为鬼为蜮，则不可得。有靦面目，视人罔极。作此好歌，以极反侧。

编号：XZ8-1-10

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

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乡也混然涂之人也，俄而并乎尧禹，岂不贱而贵矣哉！乡也效门室之辨，混然曾不能决也，俄而原仁义，分是非，圆回天下于掌上，而辩黑白，岂不愚而知矣哉！乡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举在此，岂不贫而富矣哉！今有人于此，屑然藏千溢之宝，虽行貣而食，人谓之富矣。彼宝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卖之不可偻售也，然而人谓之富，何也？岂不大富之器诚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已，岂不贫而富矣哉！

我想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昧变得智慧，由贫困变得富有，可以吗？回答道：那只有通过学习吧！那些学习的人，能遵行学到的东西，就可叫做士人；能勤奋努力的，就可叫做君子；能精通学到的东西，就是圣人。既然最高可以成为圣人，次等的可成为士人君子，那么谁能阻止我上进呢？以前，还只是一个浑浑顿顿的普通人，突然间便可跟尧、禹齐名，这难道不是由卑贱变成高贵吗！以前，竟不能区分户内与户外礼节的区别，突然就能追溯仁义的根源，分辨是非，处理天下大事就像分辨手掌上黑白颜色那么简单，这难道不是由愚昧变成明智吗？过去一无所有，顷刻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全部到了他手中，这难道不是由贫穷变得富有了吗？如果有一个人，他贮藏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即使靠行乞过活，人们也会说他富有。他的那种财宝，既不能够穿；也不能够吃；即使卖它也不能很快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这里确实有巨大的财富吗？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就成为富人了，这难道不是由贫困变得富有了吗？

有人问，我想要由卑贱变得高贵，由愚蠢变得聪明，由贫穷变得富贵，要怎么做呢？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学习。

那些学习了先王之道的人，如果能坚持行此道，就可以称得上士人。如果勤勉努力，坚定施行，就称得上君子。能够通晓其中的道理，就称得上是圣人了。在上可以为圣人，在下可以为君子、士人，只要自己想学习，谁又能来阻止呢？

从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普通人，学习后突然变成能与尧、舜相比，就是从卑贱变得高贵。从前只去思考自己家门内外的事情，还做不好决断，学习后忽然能够探讨仁义的本源，分清是非，将天下运转于手掌之中，就是从愚蠢变得智慧了。从前是个一无所有的人，忽然间治理天下的大权在握在手中，是从贫穷变得富有了。

如果现在有一个人，他的财产零零散散，却价值千金，即使他靠着讨饭生活，别人也会认为他富有。那些金银财宝，既不可以当衣服，也不可以食用，又没法很快地出售，但是人们却说他富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些珍贵的财富确实在他那里。这样看来，学识渊博也成为富人了，因为学习的财富与物质的财富相同，那些渊博的人确实是有知识的，所以学习使人从贫穷变得富有（知识）。

编号：XZ8-1-11

故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穷处而荣，独居而乐！岂不至尊、至富、至重、至严之情举积此哉！故曰：贵名不可以比周争也，不可以夸诞有也，不可以埶重胁也，必将诚此然后就也。争之则失，让之则至；遵道则积，夸诞则虚。故君子务修其内，而让之于外；务积德于身，而处之以遵道。如是，则贵名起如日月，天下应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隐而显，微而明，辞让而胜。

所以，虽然君子没有官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于人，不用发怒也有威严，处境穷困依然荣耀，处境孤独仍然快乐，君子那些最高贵、最富有、最庄重、最严肃的实质都集中在这种学习之中了吗？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能用拉帮结派的方式去争夺，不能靠自我吹嘘去占有，也不能靠权势地位的威胁去获得，必定要靠真正刻苦学习，然后才能得到。如果一心一意去争夺，名声反而会失掉；如果谦让，反而会得到。遵循正确的原则行事就能保持尊贵的名声，虚夸欺诈就会得不到高贵的名声。所以，君子致力于自己内在的思想修养，在行为上要谦让，应当致力于自身美德的积聚，遵循正确的原则处理事物。这样，那么高贵的名声就会像日月那样显明，天下的人就会像雷霆那样轰轰烈烈的响应他。所以说，即使君子隐居了，但名声仍然显著，地位虽然卑微，却荣耀显赫，即使谦让仍能胜过他人。

学习知识能从贫贱变富贵，从一无所有变得非常富有，从无所知变得很智慧。所以，君子即使没有爵位也高贵，没有俸禄也富有，不用说话也能取信与人，不用发怒也会有威信，独自闲居也怡然自乐，这就说明最尊贵、最富有、最庄重、最威严的都可以在学习中得到。《中庸》中讲，“君子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于鈇钺。”（ZY33-1-4）正是如此。君子不用刻意作为，就会不言而信，不动而敬，其产生的结果就是不用封赏而百姓干劲十足互相劝勉，不用罚而民畏刑法、守底线。

所以说，尊贵的名声不是靠拉帮结派争夺而得到的，不是靠夸耀吹嘘拥有的，也不是靠权势地位胁迫得到的，想要得到，一定是通过真诚地学习，然后才可以。如果去强行争夺就会失去，礼让则会得到，保持谦虚就能够积蓄，夸耀吹嘘则会空虚而不实。所以君子一定在内加强自身的修养，在外的行为谦和礼让；积蓄自身的德行，行为谦虚而不张扬。如此而行，尊贵的名声会如同日月一般，必然升起而照亮四方，天下人的响应之声会如同雷霆一般。所说的君子隐居也显著，卑微也荣耀，辞让也胜过别人，正是此意。“隐而显”也见于《礼记·表记》中的记载：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矜而庄，不厉而威，不言而信。”

编号：XZ8-1-12

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此之谓也。

鄙夫反是：比周而誉俞少，鄙争而名俞辱，烦劳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此之谓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折无适也。身不肖而诬贤，是犹伛伸而好升高也，指其顶者愈众。

《诗经》上说：“仙鹤在沼泽里鸣叫，声音直冲云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粗鲁的人就与此相反，他们拉帮结伙，但党羽越来越少，用不正当的手段争夺名誉反而得到更为羞耻的名声，厌烦劳苦，希求安逸，而他自身更加危险。《诗经》上说：“有些人不善良，总是怨恨别人，他只知道争取官位，而不懂得谦让，终于自取灭亡。”说的就是这种人。

能力不大却要干大事，这就如同气力很小而偏要去挑重担一样，除了断骨折腰，再没有别的下场了。自己本身不贤却吹嘘自己为贤人，这就如同一个身躯佝偻的人总想爬高一样，这样，指着他的头嘲笑他的人就更多了。

坚定地做好自身，以不争应对他人之争，以自身的谦逊、辞让获得美好声名。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出自《诗·小雅·鹤鸣》，是劝谏周宣王招纳在野贤人的诗，这句就是在说鹤于深诏中鸣叫，声音可闻于天空，就如同君子的行为。

粗鄙之人则与君子相反，拉帮结派，荣誉却越来越少；粗鄙地争夺，而名声越来越差；厌倦劳苦，殚精竭虑地追求安逸和私利，自身却越来越危险。“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出自《诗·小雅·角弓》，劝告君主不要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这一句是说小人的卑劣行为。

所以能力小的人却想做大事，就像气力小却挑重担，除了骨碎腰折，不可能有别的下场。自己不贤德却自诩为贤德，就好像驼背的人想站直一样，会有更多的人指着他的头嘲笑他。这两句就是说那些没有努力学习的鄙夫，还想通过拉帮结派等方式去争夺声名，会起到反作用。

诗·小雅·鹤鸣：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萚。他山之石，可以为错。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诗·小雅·角弓：

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无胥远矣。

尔之远矣，民胥然矣。尔之教矣，民胥效矣。

此令兄弟，绰绰有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瘉。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

老马反为驹，不顾其后。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

雨雪瀌瀌，见晛曰消。莫肯下遗，式居娄骄。

雨雪浮浮，见晛曰流。如蛮如髦，我是用忧。

编号：XZ8-1-13

故明主谲德而序位，所以为不乱也；忠臣诚能然后敢受职，所以为不穷也。分不乱于上，能不穷于下，治辩之极也。诗曰：“平平左右，亦是率从。”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乱也。

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生为己至道，是民德也。

所以，英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安排官位，就是为了防止混乱；忠实的臣子确实有才能，然后才敢于接受职位，就是为了不使自己陷于困窘。君主安排官职不混乱，臣子按能力任职不会陷入窘境，这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了。《诗经》中说：“君主左右的人都很能干，而且都很听从君上的命令。”这就是说，上下的关系不会互相错乱了。

以依从习俗为妥善，以货物钱财为珍宝，以保养身体延续生命为自己的最高准则，这是普通老百姓的德行。

贤明的君主根据人的德行来安排官职，这样就不会产生混乱；忠诚的臣子确实有了足够的能力，才敢接受官职，这样能不陷于困境之中。君主安排名分不混乱，臣子有能力不陷于困境之中，就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如果德不配位，难以担当起重任，不但没法完成本职需求，更会给自身乃至国家招徕灾祸。君子通过学习，加强自身修养，培育了良好的德行，可以为百姓做表率，任用他们能治理好一方；而粗鄙之人只会争权夺势，扰乱社会。所以贤德君主会根据人的道德品质来定序位。

“平平左右，亦是率从”出自《诗·小雅·采菽》，是记述周天子亲切接见诸侯盛况的诗篇，这一句说君主能公正地任用官员，可以使百姓信服而跟从。

以顺从习俗为美德，以钱财货物为珍宝，以保养身体生命为自己的最高追求，是普通百姓的德行。普通的百姓没有很强的辨别能力，他们会把世俗认可的当作正确的，否定的当作错误的；把珍贵的金银珠宝当作宝物，而忽视了更珍贵的德行、思想、道义；把生命看得很重，却不知道有价值远高于生命的事物，分不清“生”与“义”。子贡也向孔子请教过类似的事：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LY13-24-1）

诗·小雅·采菽：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觱沸槛泉，言采其芹。君子来朝，言观其旂。其旂淠淠，鸾声嘒嘒。载骖载驷，君子所届。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纾，天子所予。乐只君子，天子命之。乐只君子，福禄申之。

维柞之枝，其叶蓬蓬。乐只君子，殿天子之邦。乐只君子，万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从。

泛泛杨舟，绋纚维之。乐只君子，天子葵之。乐只君子，福禄膍之。优哉游哉，亦是戾矣。

编号：XZ8-1-14

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行法至坚，好修正其所闻，以桥饰其情性，其言多当矣而未谕也，其行多当矣而未安也，其知虑多当矣而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下则能开道不己若者，如是，则可谓笃厚君子矣。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行礼要节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时立功之巧，若诏四时；平正和民之善，亿万之众而搏若一人，如是，则可谓圣人矣。

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不因为个人的欲望扰乱所学到的东西，如果这样，就可以称为正直的人了。行为合乎法度，意志坚定，喜欢改正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用来矫正自己原有的性情；他的言论多半是恰当的，但不完全晓谕明白；他的行为多半是恰当的，但还不完全妥当；所考虑的事多半是正确的，但还不周密；对上能够发扬自己所推祟道义，对下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忠厚的君子了。修习历代帝王的法度，就如同分辨黑白一般，适应当时的变化，如同数一、二这样简单的数字那样轻松；遵行礼节，处之泰然，如同运动身体四肢一样行动自如；抓住时机，建立功勋的技巧，就如同通晓四季的变更一般；治理政事，安定百姓，把亿万人团结得像一个人，这样就可以称为圣人了。

行为公正，意志坚定，不因个人私欲扰乱所学的东西，就可以称为刚正的士人了。行为公正，意志坚定，喜欢修养自身，以学到的东西来矫正自己的性情。

他的言论多半很恰当，但还没有完全阐释清楚事理；他的行为大多是正确的，却不能做到完全妥当。他们的思虑大多是恰当的，但是还不够周密。对上能发扬光大尊崇的礼义，对下能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样就可以叫做诚实忠厚的君子了。

学习圣贤君王的法度，就像分辨黑白那样清晰，应付时局的变化就像数数一样简单，奉行礼法遵守礼节就像自身的四肢那样自然，抓住时机建立功勋就好像四季昭明那样准确，治理政治、安定百姓非常妥善，使亿万群众团结得就像一个人，这样就是圣人了。

这里区分了普通百姓、士人、君子、圣人，普通百姓浑浑噩噩，以流俗为追求，以个人之欲为引导。士人则一直坚定，能遵从法度，并且不会被外物扰乱自己坚守的内心。君子比士人更进一步，已经初步明白了正道，所以在言语、行为、思虑上都能贴合正道，但是还有不足之处，不能做到圆满。而做到了圆满，就是圣人了，一举一动都合乎礼制，浑然若天成，所作所为怡然而不乱，能够准确地把握各种时机，并且可以治理好政事，安定好四方百姓。普通百姓、士人、君子、圣人是逐步递进的，而不断提升的方式就是学习知识、修养自身。

编号：XZ8-1-15

井井兮其有理也，严严兮其能敬己也，分分兮其有终始也，猒猒兮其能长久也，乐乐兮其执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统类之行也，绥绥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乐人之臧也，隐隐兮其恐人之不当也，如是，则可谓圣人矣。此其道出乎一。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

整整齐齐啊，凡事都那样有条有理。威风凛凛啊，他是那样受尊敬。坚定不移啊，他是那样始终如一，明明白白。安安稳稳啊，凡事都能长久保持。痛痛快快啊，他是那样地执行原则毫不怠慢。昭昭耀耀啊，他是那样的清楚的运用智慧。勤勤恳恳啊，他的行为多么合符礼义法度。安安泰泰啊，他是多么的文采洋溢。和和蔼蔼啊，他是那么的喜爱别人的善美。兢兢业业啊，他是那样地担心别人做错事。这样，就可以叫做圣人了，这是因为他的道产生于专一。什么叫做专一？答：保持神明与稳固。什么神明与稳固？答：以完备周全的方法治理国家就叫神明。任何事物都不能颠覆它就叫做稳固。既神明，又牢固就可以叫做圣人。

接下来称赞圣人的行为品德。

做事有条理，而能使事物整整齐齐；严格要求自己，能保持威严庄重；做事有始有终，坚定不移；安安静静而能够长久不息；坚持不懈地守住道义，还能够享乐于其中；做事能运用智慧，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严格遵守法度，保持自身的端端正正；行为合乎礼法，时刻保持从容；和和乐乐，欣赏他人的美德；为别人的不当行为忧心忡忡，能做到这些，就称得上是圣人了。圣人在各个方面做的都合乎道义，坚守原则始终如一，不但自身端正，还注重对他人的教化。井井就是有条理；严严是有威重之貌；“分分”，是事物恰当其分，王念孙认为应当是“介介”，为书写错误，也就是坚固之貌；猒猒，就是安安而足的样子；乐乐就是和和乐乐；炤炤，是明见之貌；修修是齐整之貌，统类指的是纲纪；绥绥，是安泰之貌；熙熙，指的是和乐之貌；隐隐，是忧戚之貌。

圣人的道就在于专一，也就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荀子认为，专一就是神明与稳固，神明就是能够妥善地处理好各项事务，使万物得其所；固就是保持稳固，使万物都不会被倾覆，能平稳运行，能做好这两点，就是圣人了。所称赞圣人的那些特点，也都是基于神与固的，能够通透事物的道理，所以会掌握好事物规律，这样在处理各项事物时，能够找到恰当的方法，把事情处理得妥当。而固，则是与神相配合，稳定住事物保持不会倾覆。这两点合在一起，使万物得其位。

编号：XZ8-1-16

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故风之所以为不逐者，取是以节之也，小雅之所以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颂之所以为至者，取是而通之也：天下之道毕是矣。乡是者臧，倍是者亡；乡是如不臧，倍是如不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

所谓圣人就是道的总和。天下的道都集中在它这里了，历代帝王的道也都集中在这里。所以《诗经》、《尚书》、《礼经》、《乐经》的道也都归属在这里了。《诗经》中说的是圣人的意志；《书经》说的是圣人的政事；《礼经》说的是圣人的行为；《乐经》说的是圣人的协调；《春秋》说的是圣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国风》之所以不是放荡的作品，是因为以此节制它的缘故；《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因为用它来美化的缘故；《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它来光大的缘故；《颂》之所以达到了诗的最高峰，是因为它精神来贯穿的缘故。天下之道全都集中在这里，顺着它去做，就会得到昌盛，违背它去做，就会遭到灭亡，顺着它去做而得不到好昌盛，违背它去做而行不被灭亡，从古到今，还没有过这样的事情。

圣人就是大道的枢要。天下的大道集中在这里，百王之道也在这里统一，《诗》《书》《礼》《乐》中的道最终归于此。《诗》说的是思想意志，《书》记载的是先王政事，《礼》讲述的是行为，《乐》说的是和谐，《春秋》讲的是微言大义。《国风》之所以不淫荡，是因为用它来加以节制；《小雅》之所以为《小雅》，是用来加以文饰；《大雅》之所以为《大雅》，是因为用它来发扬光大；《颂》之所以达到了极致，是因为用来融会贯通，天下的大道都汇聚在这里。顺着大道就能够昌盛，背离大道就会灭亡。从古到今都没有顺着大道不昌盛，而背离大道不灭亡的。

《诗》言志，《尚书·舜典》中记尧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国风》是记载各地流传的诗，有着不同的地域特色，其中也有描述男女情感的诗，但都是“思无邪”，非常适宜，是以圣人之道规范了日常生活。《小雅》描述了周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特殊的文化形态，有很多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所以说它美化文饰了圣人之道。《大雅》多是对周王朝的赞美，将先王之道发扬光大。《颂》则是祭祀用的诗文，将光大的德行宣告上天，所以说达到了极致。

《尚书》记载的都是古时的政事，《礼》是圣王根据人的特点制定的规范，《乐》则是调和和谐之作，《春秋》中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让人们明白行为的善恶。这些都是圣人之道的体现，能够按这些规范去做就能昌盛，背离必然灭亡。

编号：XZ8-1-17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

应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之籍，负扆而立，诸侯趋走堂下。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孰谓周公俭哉！

有个客人说：“孔子说：‘周公多么伟大啊，他地位高贵却更加谦恭有礼，他家庭富有却节俭有加，战胜了敌人却更加戒备。”答道：“这恐怕不是周公的行为，也不是孔子的观点。”武王死后，成王年纪尚小，周公撇开成王，继承了武王的事业，他登上天子之位，背靠屏风而立，诸侯小心谨慎的急走到殿堂之下朝拜。这个时候，他又对谁谦恭有礼呢！确立了对天下的全面统治，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姬姓就有五十多个，周王室的子孙，只要不是愚蠢之极的，没有不成为显贵的诸侯的。谁又能说周公节俭呢？

有个客人说，孔子曾说过，“周公的德行是多么盛大！身份高贵而更加恭敬，家庭富有而更加节俭，战胜了敌人而更加警惕。”荀子认为，这并不是周公的行为，应当也不是孔子说的话。

为什么荀子这么认为呢？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庇护成王继承武王的事业，承担起天子的职责，稳定了周朝基业，诸侯们小步快跑到堂下觐见。在这个时候，周公处于天下最高的位置，他又会对谁谦卑呢？周公虽然不贪图权势，但为了父兄开创的事业，毅然挑起了周王朝的重担。荀子认为，他处在君位上，就是天下最尊贵的人，不需要再对别人谦卑。所以荀子认为，孔子不会说周公身份尊贵而更加恭敬。但是周公处理国政时，“一饭三吐哺，一浴三抹发”，身份虽然高贵，但他对万物敬的本质不变，所以依然会尊敬他人，只是不会因为过度谦卑有损威严。

全面掌管了国家，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其中姬姓诸侯占了五十三人，周氏子孙中，只要不是德行极差、狂妄愚蠢的，都成为了天下显贵的诸侯，谁又会说周公节俭呢？前文说过，没有人觉得周公偏私，是因为他选取做诸侯这些周氏子孙，是能当得起这个位置的。荀子认为，周公富有天下，把天下封给了自己同族，远超了他在私生活的节俭。但是他分封也是为了保住周的基业，所以换种角度也是节俭的表现。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杀管叔，虚殷国，而天下不称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教诲开导成王，使谕于道，而能掩迹于文武。周公归周，反籍于成王，而天下不辍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XZ8-1-1）

编号：XZ8-1-18

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至汜而泛，至怀而坏，至共头而山隧。霍叔惧曰：“出三日而五灾至，无乃不可乎？”周公曰：“刳比干而囚箕子，飞廉、恶来知政，夫又恶有不可焉！”遂选马而进，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旦厌于牧之野，鼓之而纣卒易乡，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声乐，于是《武》《象》起而《韶》《护》废矣。四海之内，莫不变心易虑以化顺之。故外阖不闭，跨天下而无蕲。当是时也，夫又谁为戒矣哉！

武王出兵讨伐纣王，出兵那天恰逢兵忌之日，向东进兵，冲犯了太岁，兵到汜水又遇江水泛滥，到了怀城又遇城墙倒塌，到了共头山，又遇到山崩。武王的弟弟霍叔害怕，说：“出兵三天就遇到了五次灾难，恐怕讨伐的时机还不成熟吧？”周公却说：“纣王把王叔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王叔箕子，朝中由奸臣飞廉、恶来执政，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于是他挑选精兵继续前进，早晨在戚地吃饭，晚上在百泉宿营，第二天黎明时就逼近牧野。刚一开战，纣王的兵卒就倒戈相向，于是，周军借用商人的力量诛杀了纣王。所以，杀纣王的不是周军，而是商人。所以，周军将士没有斩获头颅和俘虏敌人，因此，也没有冲锋陷阵的赏赐，军队返回国后，就把盔甲和兵器收藏起来，统—了天下，设置了音乐，于是就用周乐《武》《象》代替了原来的《韶》《护》之乐。整个天下，没有不改变思想，而归顺周朝的。因此，家家不必关闭大门，走遍天下也没有界限了。这时，还要戒备谁呢？

武王讨伐商纣王，出发的日子恰好赶上了兵忌之日，不宜动刀兵，向东行军冲撞了当年的太岁，到了汜水就遇上了江水泛滥，到了怀城遇上了城墙倒塌，到共头山遇到了山崩。霍叔是武王的弟弟，他看到了这些景象，恐惧地说出兵三日就遇到了五场灾祸，是不是这场战争不该发动。周公说，纣王将比干剖腹挖心，又囚禁了箕子，任用飞廉、恶来这样的奸人做臣子，讨伐他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史记·殷本纪》记载，“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虽然武王伐纣之时遇到了诸多不顺，但纣王的存在对天下百姓来说就是最大的恶，所以依然要讨伐他。

于是战马齐头并进，在戚地吃了早饭，在百泉夜宿，次日清晨靠近了牧野，一击鼓纣王的士卒就倒戈投降了，于是凭借殷人的力量杀掉了商纣王。可见杀掉纣王的不是周国人，而是商朝人。所以周军没有斩获的头颅和捉到的俘虏，也没有冲锋陷阵的奖赏，返回故乡后收藏了盔甲，放下了武器，统一了天下，设置了音乐，《武》《象》兴起而《韶》《頀》废止了。武王凭借其德行战胜了商王朝，而后以文治固其武功。《武》《象》是周武王时的乐曲，《韶》《頀》是舜和汤之时的乐曲，武王推翻了商纣的残暴统治，天下间唱起歌颂武王的歌曲。由此，四海之内没有不归顺周朝的，也没有国界的约束，人们可以走遍天下。到了这个时候，周公还用戒备谁呢？

周公是有戒备畏惧的，商朝余孽曾反叛，他也怕周基业不稳，也正是因此他才会去履天子之位。

编号：XZ8-1-19

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无舆马则无所见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大儒者，善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舆固马选矣，而不能以至远，一日而千里，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矣，而不能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调一天下，制强暴，则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

造父，是天下最擅长驾驶车马的人，但如果没有车马，就不能表现他的才能；后弈，是天下最擅长射箭的人，但如果没有弓箭，也就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大儒这样的人，善于使天下百姓协调一致，但如果没有百里的国土就不能显示他的功用。如果车子坚固，又有良马，可是凭靠这些却不能达到远处，日行千里，那么他就不是造父了；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可是他却不能射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他就不是后弈；治理百里之地，如果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不能制服强暴的国家，这就不是大儒。

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街巷、简陋不堪的房屋中，虽然自己贫穷的无立锥之地，可是王公大人却不能同他争夺名望。

这段说才能的施展必须有平台。造父，是天下善于驾驭马车的人，没有马车就没有办法显现出他的才能。后羿是天下善于射箭的人，如果没有弓箭也无法显示他高超的技艺。而那些大儒，善于调和天下的百姓合于一统，如果没有方圆百里的土地，也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功效。

如果车子很坚固，又有良马，凭借这些却不能前往远方，做到日行千里，那么驾车人就不是造父了。《史记·赵世家》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

如果弓调好了，箭也很直，却射不中射不中远处很小的目标，那就一定不是羿了。上古时期共有三位名叫羿的擅长射箭的人，不知道荀子具体指的是哪位，我猜可能是逄蒙学射的羿。《孟子·离娄下》记载，“逄（páng）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MZ8-24-1）

而如果有了方圆百里的土地，却不能使百姓协调，统一天下，制服强暴的统治，就算不上大儒了。大儒，就如同商、周的先祖一般，凭借百里土地施行王道之政，而使天下归服。

那些大儒，即使居住在偏僻的街巷，贫穷地没有立锥之地，也会名满天下，王公大臣都不能和他争夺名望。颜回就是这样的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LY6-11-1）

编号：XZ8-1-20

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得以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国莫能与之争胜；笞棰暴国，齐一天下，而莫能倾也。是大儒之征也。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穷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杰化之，嵬琐逃之，邪说畏之，众人愧之。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

即使只处在一个大夫的职位，但一个国家的君主不能独自奉养他，一个国家也无法独自容纳他，他的盛名能与诸侯相比，没有哪个诸侯国不想让他来做臣子；虽然他所管辖的仅百里见方的小国，但是拥有千里大国的人不能同他相匹敌；打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具备的特征。他的言行合乎礼义，做事果断，处理危机，应付突发事件能够恰到好处；他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管外界怎样变化，他的道术是始终如一的，这就是大儒的典范。他穷困失意时，庸俗的儒生都耻笑他；当他显达的时候，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不正派的人都会逃离他，坚持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也都愧对他。在他显达时，就官运亨通，就能够统一天下，在他处于困境时，就能独树高声。上天不能使他死亡，大地也不能将他埋葬，即使夏桀、盗跖的时代也不能玷污他，如果不是大儒，就不能这样立身处世，而孔子、子弓就是这样的人。

大儒即使只处在一个大夫的位置，但一个国家的国君不能独自蓄养他，一个国家也没法独自容纳他，天下的诸侯国都希望他来做臣子。在前文《非十二子》篇中有类似的论述：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XZ6-1-7）

如果能治理百里的国家，即使方圆千里的国家都无法匹敌。鞭笞强暴的国家，统一天下，没有人能倾覆他。这就是大儒的特征。

他的言论合乎法度，行为合乎礼义，做事从不后悔，处理危险应付突变都非常恰当。能够因时而动，随世而变，但不管千万种变化，他所坚守的道始终如一。这就是大儒的标准。

他穷困之时，俗儒会嘲笑他。而到了通达之时，英雄豪杰都被他感化，奸诈卑鄙的人都逃避他，主张邪说的人都惧怕他，众人都因为自己不正的行为而对他愧疚。大儒通达之时就协调天下，穷困之时独自树立高贵的名声。因为有自己坚定的信念与追求，上天不能让他死亡，大地不能把他埋葬，夏桀、盗跖所在的时代也不能使他污秽。这就是大儒才能做到的，也是孔子、子弓一类人的做法。

编号：XZ8-1-21

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浅带，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伪已同于世俗矣，然而不知恶；其言议谈说已无异于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别；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

所以，有庸俗的人，有庸俗的儒士，有高雅的儒士，有大儒。不学习，不讲求正义，把追求财富为目标，这是是庸俗的人。穿着宽大的衣服并束着宽大的腰带，戴着中间高两旁低的帽子，粗略地效法古代圣王，这足以扰乱天下；杂举荒谬的学说，不知道把实践礼仪放在首要地位，把记诵《诗经》《尚书》放在次要地位；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然而不知道厌恶自己；但还不知道厌弃它们；他们的言论，已经和墨子没有什么不同了，然而并不能明显的区分；他们靠吹捧先王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得到一点积蓄足以糊口就得意洋洋；顺从显贵的人，侍奉他们的亲信小人，吹捧显贵者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敢有其他任何志向，这种人就是庸俗的儒士。

所以，在人之中，有俗人，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

不学习知识，不讲求正义，把财富和利益作为自己的追求，就是俗人。俗人浑浑噩噩于世，也是人中的大多数。

衣服宽大，腰带宽松，帽子中间高两边低，粗略地效法先王，但所学偏离了正道，足以扰乱天下，学说荒谬，行为杂乱，不懂得效法当今的王者，统一天下的制度，不知道遵循礼义而轻《诗》《书》。儒者，不应只在意外在形象的追求，更应该重视内在所学，学的时候应当更贴近自己所处的时代，也就是要“法后王”，《诗》《书》对于荀子之时来说已相距较远，所以他认为儒者应更贴近时代学习当代的礼义。

他们的穿戴、行为已经和世俗相同了，还不知道厌恶。这里之所以要厌恶，是世俗过度追求穿着的享受，行为也偏离了正道。

他们的言谈学说已经和墨子差不多了，还不能分辨。这里说墨子，应当是墨子的继承者，所谓“无君无父”的人，这样的学说会扰乱社会，所以要抵制。

他们的学说中，称道先王，以此来欺骗愚蠢的人，从而获得衣食，而一点点积蓄能够糊口就让他们洋洋得意。称说先王没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结合实际解决问题，靠空谈来糊口，非君子所为。

跟在君王儿子的后面，侍奉君主的近臣，吹捧君主的座上客，心安理得的样子好像终身是君主的奴仆，就是俗儒。这种做法说明丧失了对正道的追求，虽然有所学，但没有发挥作用。

编号：XZ8-1-22

法后王，一制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

效法后代的帝王，统一制度，推崇礼仪而把《诗经》《尚书》降到次要位置，他的言行已经基本符合基本的法规的要求了，然而他的智慧还不能解决法度和教育没有涉及到的问题，以及见闻所没有达到的事物，即使有智慧还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对内不欺骗自己，对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观念而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怠慢，这种人即为高雅的儒士。

总的来看，俗儒只重视外在，对道的追求是不足且偏离的，也没有坚定的内心，不能对道一以贯之。俗儒，虽然也称之为儒，是因为他们确实学习过，但所学的都被“俗”所掩盖，已经失去了儒者的本真。俗儒胜过俗人的，就是他们不会“不学问”，但是所作所为与礼义的要求差很多，虽然他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财富和利益，但也被世俗迷了双眼，失去了儒者对“止于至善”最本质的追求。

雅儒效法后世君王，统一制度，尊重礼义而轻《诗》《书》。他们的言行已经合乎法度了，但是他的智慧不能解决法制和教育所没有涉及到的地方，不能处理自己没有听过没有看过的东西，也就是不能触类旁通。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在内不自我欺骗，在外不欺骗别人，根据这种原则他们尊重贤人，敬畏法度，不敢有丝毫懈怠骄傲。

雅儒与俗儒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一点就是能够适配于时代，去“法后王”，不会被先王的《诗》《书》所拘束，而是让自己的行为符合当时的要求。但是他们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只会去做学过、法律约束过的事，对于法律未健全、自己没学过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之所以这样不能触类旁通，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所以在遇到不熟悉的事情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

孔子说过，“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LY2-17-1）能够正确对待知道与不知道，就不会自欺欺人，这样做就能保持自身对他物的敬不会改变，也能够保持本心，会尊崇贤人、畏惧法律，这样可以敦促儒者加强自身的修养，不敢有丝毫懈怠。

总得来看，虽然雅儒有着很强的局限性，但是益大于弊的。虽然他们只知道遵循固有的律法，但是能够根据时代的特点去做切实可行之事，所以是对社会有益的。如果雅儒多了，自然可以帮助治理俗人、俗儒，也可以净化社会风气。

编号：XZ8-1-23

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

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

效法古代的圣王，总括礼义，统一制度，根据不多的见闻把握很多的知识，根据古代的事情把握现代的事情，根据单一之事推知世间万事万物，如果是合乎仁义的事物，即使在鸟兽之中，也能如同辨别黑白那样把它辨认出来；奇特的事情，古怪的变化，从没有听过，也不曾见过，突然发生了，也能拿礼义来应对，而没有什么疑惑与惭愧，张扬法度来衡量它，就像符节一样完全相合，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用庸俗的人执政，那么万乘之国也将被灭亡；任用庸俗的儒士执政，万乘大国也仅能保存；用高雅的儒士执政，千乘之国家就能保平安；任用大儒来执政，即使是百里之地的小国，就可以保持长久，三年之后就可以统一天下，各国诸侯都来称臣；如果任用大儒治理万乘大国，就会政令布施，国家安定，很快就可以名扬天下。

大儒则更进一步。能够效法先王，统一礼义制度，因为他们掌握了事物发展的规律，从浅显之处掌握广博，根据古代的事推断现代的事，从一件事推广到一万件事。对于仁义之事，即使发生在鸟兽之中，也可以清晰地辨别，就好像分辨黑白色那样。对于那些没有听过、没有见过的离奇事物、怪诞的变化，即使突然出现，也能用纲常礼法来应对，不会疑惑不安，对事物用礼法来衡量，像符节一样合拍，就是大儒了。大儒对先王的学习，不是完全照搬，而是理解其中的原理，和当时的时代相结合。大儒也能够触类旁通，从一点而知全面，无论如何变化都应对自如，对任何情况都能使自己的所作所为合乎法度。

所以君王任用俗人，俗人追求的是利益和财富，让他们治理国家，即使万乘之国也会灭亡。任用俗儒，虽然他们对道的追求有所不足，但毕竟学习过，可以勉强保持万乘之国不灭亡。而如果任用雅儒，虽然他们在变通上有所不足，但是能施行适合时下的治国方略，所以可以让千乘之国平安祥和。如果任用大儒，那么百里见方的小国就能长久留存，三年之后，天下之人都愿意归附，天下诸侯会臣服，也会统一天下。假如任用大儒去治理万乘之国，那么一行动就会天下安定，很快就会名传天下。

编号：XZ8-1-24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豪厘，无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不听不如听到，听到不如亲眼看到，看到不如知道，知道了不如亲自实践。做到知行合一达到极致了。通过实践，就能明白事理，明白事理，就能成为圣人。圣人，把仁义作为根本，恰当的判断是非曲直，言行一致，丝毫不差，这并没有其他的窍门，就在于把学到的知识切实地付诸实践。所以听到而没有亲眼看到，即使听到的很多，也必定会出现错误，看见了却不知道，虽然记住了，也必有错误；知道了却不付诸实践，即使知识很多，也将会陷入困境。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即使做对了，也不是仁，把偶然当作根本方法来做事，这样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

没有听过不如听过，听过不如见到过，见到过不如了解其中的原理，了解其中的原理不如切身去实行。所以学习到了实践就到了极致，也就是说学知识的最终表现就是知行合一。实践，就是明白事理的过程，而能够完全明白事理，就是圣人了。圣人把仁义当作自己的根本，恰当地判断事情的对错，能做到言行一致，丝毫没有偏差，也没有其他方法，就是专注于践行自己所学的知识。能够弄清事物的原理，把学到的知识都贯彻在自己的一举一动之中，就是圣人才能做到的了。

所以只听到没有看到，即使听得的很广博，但没有亲眼看过，也一定会有错误。只通过口耳之间传播，很容易有“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情况发生，所以说之听不见一定会有错误。只看到过却不了解，即使记住了，也一定是虚妄的。看到却不了解本质，就不能记住事物真正的内涵，所以说了解到的是虚妄的。了解了却不去实践，即使有很多知识，也一定会困惑。正如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LY2-15-1）只学习不实践，就没有办法验证所学，并且在不联系实际之时，思考就没有了根基，所以很容易迷茫。

没有经过听和看的学习，即使做得恰当了，也未必是仁，如果以后再仿照这样去做，做一百次就会失败一百次。没有听和看的经历，就说明对事物还没有清晰准确的认识，这个时候如果能恰好处理好事情，很可能是意外撞上的，而不是圣人那种洞悉了事物发展规律后的所作所为，即使再用同样的做法去做，也会失败。所以说他们的行为无论是出发点还是结果，都是非仁的。

编号：XZ8-1-25

故人无师无法而知，则必为盗；勇，则必为贼；云能，则必为乱；察，则必为怪；辩，则必为诞。人有师有法而知，则速通；勇，则速畏；云能，则速成；察，则速尽；辩，则速论。故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性不足以独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习俗移志，安久移质。并一而不二，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

所以，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如果具有智慧，就会做出盗窃的事情；如果有勇气，就会抢劫；如果有才能，就必定会作乱；能够明察，就会发表奇谈怪论；如果善于辩驳，就一定会虚妄诡辩。但有了老师的教导，如果懂得法度，具有智慧，就能很快显达；如果有勇气，就能很快变得威武；如果有才能，就能很快取得成功；如果能明察，就能很快通晓事理；如果善辩，就能很快判断是非。所以，有老师的教导和有法度，就是人们最大的的财富；反之，没有老师的教导和没有法度，就会成为人们的灾祸。

没有老师的教导，不懂得法度，人就会任性而为；如果有老师教导，懂得法度，就会重视学习的积累；而老师的法度本身也是通过学习的积累得来的，不是先天具有的，它不能独立地治理自己。本性，不是我们后天所能造成的，但是本性却可以加以改变；积累，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却可以造就。风俗习惯可以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只要专心致志，不三心二意，就能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参同了。

人没有老师教导、不知礼法之时，如果有智慧，会把智慧用在不正之处，动邪念用来获取不义之财，就是一定会偷盗。如果有勇气，那么会突破底线，用勇力获取财富，也就是会去抢劫。云是有的意思，如果有能力，会不安于所处的环境，用自己的能力谋求利益，就一定会作乱。如果能明察，就能够发现事物的规律，但因没有老师的引导、礼法的约束，所以一定会阐述奇怪的言论。如果和人争辩，因为没有了界限，就一定会虚妄荒诞。

而人有老师教导、懂礼法之时，如果有智慧，就能在老师的引导下很快地通晓事理。如果有勇气，很快就可以树立威严。如果有才能，很快就可以成功。如果能够明察，就能够迅速详尽地了解事物。如果和人争辩，就可以很快定下准确的决断。

所以能够老师引导，有礼法约束，是人的一大法宝；而如果没有老师引导，缺少礼法的约束，就是人的一大祸患。人如果没有老师、不懂礼法，就会就会放纵本性，有老师、懂礼法，就会不断积累学习。老师和礼法，是从积累而得，并不是天生的本性，本性是不能独立自我修治的。本性不是后天形成的，但是是可以靠人力改变的。长期所处的风俗会改变人的本性，而专心致知则可以形成积习。受风俗影响久了，会改变人的意志；而安于习俗日久，就会慢慢改变人的本质。只有专心致志地让自己的行为合于礼义，才可以通于神明，与天地相匹配。

这一段也是荀子性本恶思想的体现，先天的性是有不足的，而靠后天的行为，可以改变自己的思想与本性，使自己更与仁义贴合。

编号：XZ8-1-26

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故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人积耨耕而为农夫，积斲削而为工匠，积反货而为商贾，积礼义而为君子。

所以，泥土堆积起来能成为高山，细流汇积起来能形成大海，一天一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上、下、东、西、南、北六个方向称为极，普通百姓积累善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就可以成为圣人。那些必须努力才能有所收获，不断实践才会成功，不断的积累才能提高，最终达到完美就能成为圣人。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的善行日积月累的结果啊。人们积累锄草耕田的经验就成为农夫，积累起砍削的经验就成为木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成为商人，积累礼义的经验就成为君子。

堆积泥土就会成为高山，积聚水流就会成为大海，一天天的积累就叫做年，最高的地方是天，最低的地方是地，宇宙中东、南、西、北、上、下六个方向就叫做六极，普通的百姓积累善行，就成为了圣人。用山、海、年、天、地来举例，来说明人积累善行，能够取得巨大的成效，乃至普通人可以成为圣人。《中庸》中讲到，“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蛟、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ZY26-1-2）也是同样的作用。虽然现实中的山、海、天、地不是积累而成，但确实是由细小的部位构成的，理论上可以积累而得。自古而今，圣人的形成可以说是天生的明知加上后天不断的积累，天生的明知有一定影响，但更重要。以舜帝为例，最初只是个普通的百姓，但是有着崇高的德行与达到了极致的孝心，所以百姓会追随拥护他，四岳会推荐他，作为君主的尧也会任用他。

所有的成就都是追求之后才可以做到，努力之后才能成功，不断积累才能提高，达到了极致而后才能成为圣人，所以说圣人就是百姓积累而成的。人们积累耕种的经验，就能成为农夫；积累砍削造物的经验，就能成为工匠；积累贩卖货物的经验，就可以成为商人；而积累礼义的经验，则可以成为君子。不同方向的努力，可以给人带来不同的积累与收获。这里举了士、农、工、商的例子，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主要的几类人，没有社会地位的分别，只是因为积累不同而收获不同，进而造成社会分工不同。之所以要追求成为君子，是因为仁义的积累更难，积累所得也更加珍贵。

编号：XZ8-1-27

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而都国之民安习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情性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矣。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故唯君子为能得其所好，小人则日徼其所恶。诗曰：“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此之谓也。

工匠的儿子继承父业，城里的人安于他们的职业。楚国有楚国的风俗习惯，越国有越国的风俗习惯，中原地带有中原地带的风俗习惯。这些都不是先天的本性，而是后天积累、磨练的结果啊。

所以，如果人们行为谨慎，认真地对待风俗习惯，坚强德行的修养和磨练，就能成为君子了；如果放纵性情，不努力学习，就会成为小人。成为君子，就能经常安泰、荣耀；成为小人，就经常遇到危困、耻辱。没有人不希望安泰和荣耀和厌恶危困和耻辱的，但是，只有君子才能得到自己所喜好的，小人就只能每天招致他所厌恶的。《诗经》上说：“对于这么多贤良的人，并不招致他，任用他；对那些狠毒的人，你却照顾他、看重他。人民想要反抗，难道甘愿受残害。”说的就是这个。

工匠的儿子大多继承了他们父亲的事业，住在国都里的百姓会习惯那里的生活习俗，住在楚国的百姓会习惯楚国的习俗，聚在越国的百姓会习惯越国的习俗，住在中原之地的百姓会习惯中原的习俗，这都不是因为人的天性，而是后天习俗的积累造成的。

人们如果知道行为谨慎，小心地对待自己的日常行为习惯，重视积累磨炼，就能成为君子。而如果放纵性情不好好学习，就会成为小人。君子会经常得到安宁与荣耀，小人则会常遇到危险与耻辱。人都想得到安宁与荣耀，而厌恶危险与耻辱，所以只有君子能得到他喜爱的东西，小人则会每天招致自己厌恶的东西。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唯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出自《诗·大雅·桑柔》，旨在劝谏君王要安民保民，这一句是在说圣人与愚人的区别。

这一段是在说君子坚持行善事的重要性。

诗·大雅·桑柔：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不殄心忧，仓兄填兮。倬彼昊天，宁不我矜？

四牡骙骙，旟旐有翩。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於乎有哀，国步斯频。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忧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东，靡所定处。多我觏痻，孔棘我圉。

为谋为毖，乱况斯削。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维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犹，考慎其相。维彼不顺，自独俾臧。自有肺肠，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谮，不胥以谷。人亦有言：进退维谷。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民之贪乱，宁为荼毒。

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维此良人，作为式谷。维彼不顺，征以中垢。

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复俾我悖。

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既之阴女，反予来赫。

民之罔极，职凉善背。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职竞用力。

民之未戾，职盗为寇。凉曰不可，覆背善詈。虽曰匪予，既作尔歌！

编号：XZ8-1-28

人论：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人伦尽矣。

人的类别是：思想上总是偏私，却总希望别人认为他大公无私；行动肮脏卑鄙，却希望别人认为他有修养；自己浅陋又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他聪明，这是一般人的想法。思想上摒弃私心然后才能公正；行动战胜情欲，然后才能品德高尚；有智慧而又虚心好学，然后才能有才智，做到这些，可称为小儒了。思想上安于公正，行动上安于善良，拥有智慧，又能通晓各类事务的法则，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可以担任天子身边的三公；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士大夫；一般民众，就只能做工匠、农民、商人了。礼制，是君主衡量群臣等级优劣的标准，这样就把人的等类全包括在内了。

人论，论通伦，指的是类别。人可以分为众人、小儒、大儒三类。

自己思想上不免于偏私，却希望别人能够认为自己公正；自己的行为不免于污秽，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有美好的修养；非常愚昧无知，却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明智。这些就是众人的表现。众人就是普通人，他们做的不足，但希望得到的更多，不能从自身出发去提升，而会将过错归于他人，是为个人私欲所主导的。

思想上能够克服私心为公，行为上能克服本性而修养自身追求美好，有智慧又能够虚心求教，能修养自身又有才能，就可以称得上是小儒了。小儒可以克制自己的行为，根据礼义的要求规范自身，但是他们思想为公、行为能修并不是发自内心的，类似于孔子说的“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LY4-2-1）

思想上安于公正，行为上安于修养自身，智慧能够通晓纲纪法度，这样就可以称为大儒了。大儒能够自发地追求礼义，融入自己的一举一动之中，德行高洁、才干突出，是儒者追求的目标。

大儒，足以做天子的三公，德行才干足以做天子的辅佐。小儒，可以担任诸侯的大夫或士人，为诸侯国提供帮助。众人，则只能做农民、工人、商贾了，是因为他们的德行才干不足。

礼义，就是君王为了衡量臣子而制定的标准，由此可以分辨出大儒、小儒与普通人，由此将人的各类包含于内。

编号：XZ8-1-29

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政治之求，不下于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于士；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巨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骋志意于坛宇宫廷也。故诸侯问政，不及安存，则不告也。匹夫问学，不及为士，则不教也。百家之说，不及后王，则不听也。夫是之谓君子言有坛宇，行有防表也。

君子的言论有界限，行为有标准，言行有所专重。谈到政治的要求，要以国家安定和存在为标准；谈到志向的要求，要以做士为准则；谈到道德的要求，就要以不能背离当代帝王为准则。夏、商、周三代以前的道，太过遥远，就是放荡荒诞的了；法度背离了当代的帝王，就是不正确的了。自己的主张或高，或低，或大，或小，都不超出这些方面，君子发挥自己的思想，就是以此为界限。所以，诸侯询问政治问题，不涉及国家的安危存亡，就不告诉他；一般人来询问学习问题，如不涉及如何做士，就不教导他；诸子百家的学说，如不涉及当代帝王如何治理国家，就不去听信他。这就是君子说话有界限，行动有标准。

坛是累土，用以指屋堂之基，宇指的是屋边，防是堤防的意思，表是标准的意思，一隆就是有所专注。就是说君子的言谈有着一定的界限，行为也有着规范的标准，所追求的道是有所专重的。别人求教，谈到治国的政治方略的时候，最低也要能维护百姓的生存与安定；谈到修养自身意志的时候，最低也要达到士人的标准，也就如同前文所说的“行法至坚，不以私欲乱所闻，如是，则可谓劲士矣”；谈到道德修养的要求时，不能背离当世君王所制定的准则。当世君王所制定的准则是更适用于当今时代的，如果上究夏、商、周之前的制度，对于当世来说就过于放荡荒诞，而如果取法两名当代君主，同时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就说明这个人不正了。

不管是什么事情，无论是高、下、大、小，都是同样的道理，这也就是君子的思想能够驰骋在边界之中的原因。君子知道界限在哪里，也能恪守自身的要求，不会超于界限外，所说、所想、所行都是适宜恰当的，这样才能保证对道的追求不偏离，不会受歪理邪说、不正之风的影响。这也就是孔子所提倡的“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以诸侯向君子请教政事，如果不谈及百姓的生存与安定，就不告诉他；普通百姓来求教，如果不为如何才能为士，就不告诉他；百家的学说，如果不涉及到当时的君王，不能贴近实际，就不去听取。

最后一段谈君子的一举一动都在界限之中，这个界限就是先王根据人性的特点定下的礼义之道，能守好这一点，才能成为合格的儒者，为社会做贡献而非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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