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文学和历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国维在哲学上的努力经常被忽略，但从解释学的角度，王国维所提倡的非“功利”“纯学术”的路径，则是他想要使中国现代学术进入主动创造的基础。因此，他通过借鉴自己所吸收的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范式，对中国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性”“理”“命”作了截断众流式的新理解。虽然方法和问题的结合略显生硬，但其开创性局面已成为后来中国哲学问题的重要来源。

作者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教授

原载

《文史哲》年第1期，第16-32页

原题

王国维对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解释尝试

扩展阅读

杨国荣

中国哲学中的理性观念

刘笑敢

简论中国哲学的身份、角色与功能

“纯粹学术”与王国维对中国学术功利主义传统的批判

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对中国思想的发展历程作了一个梳理，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上无统一之制度，下受社会环境的激发，诸子百家争鸣，属于中国思想的“能动时代”。而到了汉代，儒家以抱残守缺之心态，受师说而不敢越雷池，故而属于“停滞时代”。魏晋隋唐，佛教传入，属于中国思想的“受动时代”。宋儒调和儒佛，是受动而稍带能动的性质。到王国维自己生活的晚清时期，他将西方思想的传入比作类似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故而认为此阶段属于第二次“受动时代”。很显然，晚清中国学术界对西学的态度和方法，令王国维很不满意。他以严复和康有为、谭嗣同这些对西学颇有了解之人的学术路径为例，来陈述他之所以不满的理由。对于严复，他肯定其所翻译的《天演论》对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造成了冲击，但他认为严复有过于强烈的寻求富强的动机，这让其偏爱英国的功利主义和进化论：“其兴味之所存，不存于纯粹哲学，而存于哲学之各分科，如经济、社会等学，其所最好者也。故严氏之学风，非哲学的，而宁科学的也，此其所以不能感动吾国之思想界者也。”说严复的思想不能感动晚清的思想界，想必不容易服众。进化论的传入完全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但王国维要说的是严复的翻译“迎合”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维方式，没有引入“纯粹哲学”，因而没能“感动”中国思想界。

相比于有留学英国经历的严复，康有为对于西学的了解是零散的，他于西学的兴趣源自其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认可。作为一个今文学家，康有为融汇西学的方式多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模式，即将他对于西学的接受“嵌入”中国的经学体系中，并借此来重新诠释中国古代的思想，赋新义于其中。王国维说康有为写作《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作品，模仿基督教来建立孔教并推孔子为教主，并以穆罕默德的方式来把自己装扮成“预言家”，因此“其学问上之事业，不得不与其政治上之企图同归于失败者也”。在王国维看来，严复和康有为的共同失误在于不能看到学术本身就具有独立价值，从而把学术用来作为改造社会或政治投机的“手段”。如果缺乏学术自身的发展，只是作为手段，那么，中国学术的发展就不具备“能动”的可能，只能是人云亦云的“受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严复和康有为代表了晚清面对西方军事、经济和文化冲击所产生的反应的两种类型。基于政治变革要从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入手的理念，严复选择引入《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这样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社会学著作，另外也翻译了《名学》这样的逻辑学著作，认为只有民德、民智、民力具备之后，国家富强才能水到渠成。相比之下，康有为借助了今文经学的资源，他有更强的政治参与动机，康有为对西方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借鉴目标是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国家。比他们更年轻和更远离政治的王国维却更为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jg/1655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