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XZ17-1-1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大自然的规律永恒不变，它不为尧而存在，不为桀而灭亡。用导致安定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吉利，用导致混乱的措施去适应它就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费用，那么天就不能使他贫穷；衣食给养齐备而活动适时，那么天就不能使他生病；遵循规律而不出差错，那么天就不能使他遭殃。所以水涝旱灾不能使他挨饿，严寒酷暑不能使他生病，自然界的反常变异不能使他遭殃。农业这个根本荒废而用度奢侈，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富裕；衣食给养不足而活动又少，那么天就不能使他保全健康；违背规律而恣意妄为，那么天就不能使他吉利。所以水涝旱灾还没有来到他就挨饿了，严寒酷暑还没有迫近他就生病了，自然界的反常变异还没有出现他就遭殃了。他遇到的天时和社会安定时期相同，而灾祸却与社会安定时期不同，这不可以埋怨上天，这是他所采取的措施造成的。所以明白了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区分，就可以称作是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了。

天道的运行有着一定的规律，不因为圣明的尧而存在，也不会因为残暴的桀而灭亡，符合其自然运转的客观规律，不会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并不是天道偏爱尧而厌恶桀，而是所作所为决定了吉凶走向，用安定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就能吉利，用混乱的方式治理国家就会凶险。加强农业这个根本而节约用度，那么天下就不会贫穷；衣食充足按时劳作，那么上天也不会让他生病；遵循事物发展的大道而不出差错，那么上天也不会降下灾祸。能够坚守大道，水涝旱灾就不会让他饥饿，寒来暑往也不会让他生病，各种怪异灾害也不会让他处于凶险之中。

如果荒废了农业这个根本的事物，享受奢侈的生活，那么上天也不能让他富裕；如果衣食不足又懒惰，那么上天也没法让他保全健康；如果背弃大道胡作非为，那么上天也不能让他规避凶险。如果这样做，即使没有旱涝灾害，也会处于饥饿之中；没有到严寒酷暑的天气，也会生病；没有遇到灾害怪异的事，也会处于凶险之中。个人遇到的天时与安定的环境与整个社会是相同的，但是却遭受更多的祸患，这并不是上天的偏袒，而是个人的作为造成的。所以如果能够明白恒定的天道和变化的人类社会规律的区分，就可以说到达了至人的境界了。

编号：XZ17-1-2

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

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功。唯圣人为不求知天。

不做就能成功，不求就能得到，这叫做自然的职能。像这种情况，即使意义深远，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思考；即使影响广大，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干预；即使道理精妙，那思想修养达到了最高境界的人对它也不加以审察，这叫做不和自然争职能。上天有自己的时令季节，大地有自己的材料资源，人类有自己的治理方法，这叫做能够互相并列。人如果舍弃了自身用来与天、地相并列的治理方法，而只期望于与自己相并列的天、地，那就糊涂了。

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互相伴随着旋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四季轮流控制着节气，阴阳二气大量地化生万物，风雨普遍地施加于万物。万物各自得到了阴阳形成的和气而产生，各自得到了风雨的滋养而成长。看不见阴阳化生万物的工作过程而只见到它化生万物的成果，这就叫做神妙。人们都知道阴阳已经生成的万物，却没有人知道它那无形无踪的生成过程，这就叫做天。只有圣人是不致力于了解天的。

不刻意去做就能成功，不刻意追求就能得到，就叫做自然而存的职能，也就是天职。像这种情况，虽然意义深远，至人也不会多去考虑如果获得；虽然影响广大，也不会多加干预；虽然精妙，也不会多加考察。之所以这样，是不与天争夺职能，也就是不会去做违背自然规律的事。天有时节的变化，大地有丰厚的财货资源，人有恰当的治理方法，这就是与天地相匹配。如果人舍弃了自己能够与天地相并立的方法，而是追求得到天地的职能，就是迷失了方向，误入了歧途。

天空中的星星相随而转，太阳月亮交替照耀，春夏秋冬四季交相变更，阴阳化生万物，风雨滋润万物，万物得到滋养而成熟，看不到化生万物的行迹，只见到万物生长变化的功效，这就叫神妙，鬼斧神工。人们都知道它生成万物，却不知道它无形无迹，这就叫做天的功效。联系上下文，这里应当在“天”后脱漏了“功”字。

圣人不致力于了解天，是因为知道自然之道非常广博，有的时候过分深究其所以然，在生产力不足之时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先保证百姓的安居乐业，有余力再去深究自然的道理。当然也不是完全不去发现，还是要积极总结对生产生活有益的地方。

编号：XZ17-1-3

天职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神生，好恶喜怒哀乐臧焉，夫是之谓天情。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谓天官。心居中虚，以治五官，夫是之谓天君。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夫是之谓天政。暗其天君，乱其天官，弃其天养，逆其天政，背其天情，以丧天功，夫是之谓大凶。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

自然的职能已经确立，天生的功绩已经成就，人的形体也就具备而精神也就产生了，爱好与厌恶、高兴与愤怒、悲哀与欢乐等蕴藏在人的形体和精神里面，这些叫做天生的情感。耳朵、眼睛、鼻子、嘴巴、身体，就其功能来说，它们各有自己的感受对象而不能互相替代，这些叫做天生的感官。心处于身体中部空虚的胸腔内，用来管理这五种感官，这叫做天生的主宰。人类能够控制安排好与自己不是同类的万物，用它们来供养自己的同类，这叫做天然的供养。能使自己的同类顺从自己叫做福，使自己的同类反对自己叫做祸，这叫做天然的政治原则。搞昏了那天生的主宰，扰乱了那天生的感官，抛弃了那天然的供养，违反了那天然的政治原则，背离了那天生的情感，以致丧失了天生的功绩，这叫做大凶。圣人清醒自己那天生的主宰，管理好自己那天生的感官，完备那天然的供养，顺应那天然的政治原则，保养那天生的情感，从而成全了天生的功绩。像这样，就是明白了自己应该做的事了、明白了自己不应该做的事了，天地就能被利用而万物就能被操纵了，他的行动就能处处有条理，他的保养就能处处恰当，他的生命就能不受伤害，这就叫做了解了天。

天的职能确立，功绩完成，人的形体就具备了，并且精神随之产生，好恶、喜怒、哀乐等情感也蕴含于其中，这就叫做天然的情感。耳目口鼻和身体，能够用不同的方式接触外界，并不能相互代替，这就叫做天然的感官。心处在身体中空虚的胸膛内，管理者五种感官，就叫做天生的主宰。人们能够利用其他类别的事物供养自身，就叫做天然的供养。能够让同类的人听从自己的安排，也就是政令符合人们的需求，就叫做福，让同类反对自己，也就是政令不符合人们的需求，就叫做祸，这就是天然的政治原则。如果蒙蔽了天然的君主，扰乱了天然的感官，抛弃了天然的供养，违背了天然的政治，背叛了天然的情感，丧失了天然的功绩，就是大凶。圣人会澄清天然的君主，端正天然的感官，备足天然的供养，顺从天然的政治，保养天然的情感，成全天然的功绩。圣人就是知道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天地万物都能为其所用。他的行为合乎道理，保养恰当适宜，生命不会受到伤害，这就叫做了解天。

圣人的知天，不是深究一些深层的原理，而是掌握规律并为己所用，更好地造福百姓，所以圣人是人的圣人，而非自然规律的深入探究者。

编号：XZ17-1-4

故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所志于地者，已其见宜之可以息者矣：所志于四时者，已其见数之可以事者矣；所志于阴阳者，已其见和之可以治者矣。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

治乱天邪？曰：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天也。时邪？曰：繁启蕃长于春夏，畜积收臧于秋冬，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时也。

所以最大的技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做，最大的智慧在于有些事情不去考虑。对于上天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天象中那些可以测定气候变化的天文资料罢了；对于大地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所显现的适宜条件中那些可以便利种植庄稼的地文资料罢了；对于四季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规律中可以安排农业生产的节气罢了；对于阴阳所要了解的，不过是它们所显现的和气中可以治理事物的因素罢了。圣人任用别人来掌握这些自然现象而自己所做的只是去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

社会的安定或混乱，是由上天决定的吗？回答说：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祥瑞的历书，这在禹与桀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由上天决定的。那么，是季节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在春季、夏季纷纷发芽、茂盛地生长，在秋季、冬季积蓄、收藏，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季节造成的。

最大的技巧是不去做不该做的事，最聪明的人在于不去考虑不该考虑的问题。对于天所要懂得的知识，就是根据显现出来的天象可以推测到的知识；对于大地所要懂得的知识，就是根据事物适宜生长的条件去繁衍种植；对于四季所要知道的，就是根据变化规律去安排农业生产；对于阴阳的认知，要知道如何根据其中显示的规律去调和事物，达到和谐境地。所以圣人任用恰当的人来掌握这些自然规律，自己无需亲自掌握，只要掌握治理国家的原则，能够任用恰当的人就可以了。

接下来讨论社会的安定与混乱的原因。先看和上天有没有关系。日月星辰、历法，在大禹和夏桀时代都是相同的，都是夏小正，但是大禹之时天下安定，夏桀之时天下混乱，是由于君主不同，治理天下的方式不同，导致社会环境不同。可以得知社会的混乱与安定不是上天造成的。

接着看和季节有没有关系。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自古而今都是相同的，大禹与夏桀都是如此，并没有变化，但大禹之时天下安定，夏桀之时天下混乱。这说明天下的安定与混乱，与时节是没有关系的。

编号：XZ17-1-5

地邪？曰：得地则生，失地则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乱；治乱非地也。诗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谓也。

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计其功。诗曰：“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谓也。

那么，是大地造成的吗？回答说：庄稼得到了大地就生长，失去了大地就死亡，这在禹与桀又是相同的；禹使天下安定，桀使天下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或混乱并不是大地造成的。《诗》云：“天生高大的岐山，太王使它大发展；太王已经造此都，文王使它长平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上天并不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取消冬季，大地并不因为人们厌恶辽远就废除宽广，君子并不因为小人的叽里呱啦就中止行动。上天有经久不变的规律，大地有经久不变的法则，君子有经久不变的规矩。君子遵行那常规，而小人计较那功利。《诗》云：“礼义上我错误不犯，何必担忧人说长道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再讨论是不是大地的影响。万物得到土地就能够生长，失去土地就会死亡，这在哪个时代都是相同的，在大禹和夏桀的时候自然没有区别，但大禹时安定夏桀时混乱，可见社会的安定和混乱不是由大地造成的。“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出自《诗经·周颂·天作》，全诗仅七句，“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是歌颂周太王古公亶父开创岐山基业以及周文王业绩的诗，就是说明国家的安定与混乱并不是上天、大地或时节造成的，而是在于君主的德行与修养。通过对大禹保持国家的安定，夏桀导致国家混乱，但在他们的时期，天、地和时节都是相同的，可以得知国家的治乱与这些的影响关联不大。

自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上天不会因为人们厌恶寒冷就停止冬天，大地不会因为人们厌恶辽辽源远就停止地幅的辽阔，君子不会因为小人的聒噪就停下良善的行动。天道是有着一定的规律的，大地也有着一定的法则，君子则有着行动的标准。君子能够遵循这自然存在的道理，通过长期的遵守获取所得，小人则贪图一时的利益而不顾规则所在。“礼义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兮！”具体出处已不可考，应当是逸诗，是讲如果根据礼义制定的规则没有差错，不用过于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制定的规则是符合整体社会发展的，无需因为个人不合主流的需求而改变，就如同天地自然的规则不会为个人而变化是一样的。

编号：XZ17-1-6

楚王后车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饮水，非愚也。是节然也。若夫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于今而志乎古，则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故君子之所以日进与小人之所以日退，一也。君子小人之所以相县者在此耳。

楚王外出时随从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君子吃豆叶、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这种情况是时势命运的制约造成的。至于思想美好，德行敦厚，谋虑精明，生在今天而能知道古代，这些就是那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了。所以，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君子慎重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不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进步；小人丢下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情，而指望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东西，因此天天退步。所以君子天天进步的原因与小人天天退步的原因，道理是一样的。君子、小人相差悬殊的原因，就在这里。

楚王外出时跟随的车子有上千辆，并不是因为他聪明，而是权势地位高。君子吃粗粮喝白水，并不是因为他愚蠢，而是因为他不会过度追求物质的享受，不会为饮食外物失去自己的追求。这些都是时运造成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本身。但是思想美好、德行醇厚、思虑通达，生在今时乱世却向往古时的安定的治理，这就不是受时运影响了，而是因为他们自身内在的追求。君子能够不为外在所影响，专注于自身追求，不管什么环境，都能保持自身的追求，保持美好的思想、德行和清明的思虑。

君子慎重地对待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不会去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事；小人不在意那些取决于自己的事，而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事。因为二者态度不同，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君子谨慎地对待取决于自己的事情，不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事情，所以能够每天都在进步。小人羡慕那些取决于上天的事，不在意那些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所以每天都会退步。通过对比，就可以得知君子每天进步和小人每天退步的原因是一样的，都是在于对待外物和自身努力的态度，这也是君主和小人差距悬殊的原因。

这段就是说，虽然很多事情都受天时的影响，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取决于自身的事，也就是那些能够加强自身的修养，这能让君子更好地立身于世间，也能让君子时刻处于进步之中。

编号：XZ17-1-7

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则是虽并世起，无伤也；上暗而政险，则是虽无一至者，无益也。夫星之队，木之鸣，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流星坠落、树木发响，国内的人都害怕，说：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啊。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那太阳、月亮发生日食、月食，旋风暴雨不合时节地突然袭击，奇怪的星星偶然出现，这些现象没有哪个时代不曾有过。君主英明而政治清明，那么这些现象即使在同一时代都出现，也没有什么妨害；君主愚昧而政治黑暗，那么这些现象即使一样都没出现，也毫无裨益。那流星的坠落、树木的发响，这是自然界的变异、阴阳二气的变化、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啊。觉得它奇怪，是可以的；但害怕它，就错了。

队通于坠，木鸣应当特指社树发出鸣响，也就是祭祀象征之木。流星坠落，社树发出声响，国内的百姓都会恐惧，但其实并没有什么事，只是自然界的变化，受到阴阳二气的作用，是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认为这些是奇怪的事是可以的，但无需为此害怕。太阳和月亮发生日食月食，狂风暴雨突如其来，奇怪的星星偶尔出现，这些现象在各个时代都有出现，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到社会。党通于傥，是偶然的意思。如果君主英明，政通人和，即使这些奇怪的现象同时出现，也不会影响到国家的统治。如果是君主昏暗，政治环境险恶，即使这些奇怪的现象一个都没出现，对于百姓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说，流星坠落、社树鸣响，都是天地间的自然变化，是罕见的自然现象，可以感到奇怪而无需害怕。古时的百姓，对于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常常推之鬼神，认为是鬼神的力量影响社会的运行。一些罕见的自然现象，会被认为与君主的政绩紧密相关，似乎是上天对君主的不满与警告，甚至有不少时代，在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现象后，君主会用“罪己诏”来试图减轻压力。类似的现象有很多，并不能因为不清楚其中的原理，就感到害怕。前文已讲过天地的运行有着其固有的规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不会因为人的变化而转移，这些罕见的自然现象之所以出现也是自然界的原因而非人的缘由，所以是无需害怕的。

编号：XZ17-1-8

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楛耕伤稼，楛耨失岁，政险失民；田薉稼恶，籴贵民饥，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谓人祆。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夫是之谓人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则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并至，夫是之谓人祆。祆是生于乱。三者错，无安国。其说甚尔，其菑甚惨。（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可怪也，而亦可畏也。

在已经出现的事情中，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才是可怕的。粗放地耕种而伤害了庄稼，粗放地锄草而妨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民心，田地荒芜而庄稼长不好，米价昂贵而百姓挨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政策法令不明确，采取措施不合时宜，具有根本意义的农业生产不加管理，发动劳役不顾农时，那么牛就会生出像马似的怪胎、马就会生出像牛似的怪胎，六畜就会出现怪异的现象，这些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礼义不加整顿，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混乱，而父子互相猜疑，君臣离心离德，外寇内乱同时到来，这叫做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人事上的反常现象产生于昏乱。上述这三类反常现象交错发生，就不会有安宁的国家了。这种人事上的反常现象解说起来道理很浅显，但它造成的灾难却很惨重。这是可怕的，但不值得奇怪。

事物的反常现象并不是非常可怕，在人事上的反常才是最可怕的。粗放地耕种会伤害到庄稼，粗略地锄草会影响到收成，政治险恶就会失去民心，田地荒芜就会导致庄稼歉收，粮价高昂百姓就会处于饥荒之中，道路上有饿死的人，这就是人事上奇怪的现象。粮食是人民生活的根本，如果不辛勤耕作，或政令不当，失去这个根本，百姓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如果政策法令不清明，措施不合时宜，农业生产不能很好管理，督促劳作不合时节，会导致牛马等牲畜生出怪胎，六畜会出现怪现象，这也是人事中的奇怪现象。这就是不合时宜的政策，影响了农业生产。

不修整礼义，内外没有分别，男女淫荡作乱，父子互相猜忌，上下相背离，内忧外患同时到来，这也是人事中的怪现象。在人事治理上没有贯彻礼义的要求，会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混乱，也会引来内外灾患。

这些怪现象都源自于混乱，如果这三种情况交替发生，国家就难以安定。这些人事上的反常道理很浅显，但是可以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民不聊生，社会动乱，国家灭亡。这些事不但让人感到奇怪，更会恐惧。可以看出，天灾与人祸是不同的，人祸会更让人寒心。

“勉力不时，则牛马相生，六畜作祆”意思与此处不通，应当在“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之后更为合适。

编号：XZ17-1-9

传曰：“万物之怪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则日切瑳而不舍也。

雩（yú）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古代解释经文的书上说：“各种事物的怪现象，经书上不作解说。”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急需的明察，应该抛弃而不加研究。至于那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相亲，夫妻之间的区别，那是应该每天切磋琢磨而不能丢掉的啊。

祭神求雨就下雨了，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它就像不去祭神求雨而下雨一样。太阳、月亮发生了日食、月食就营救它们，天气干旱了就祭神求雨，占卜算卦然后决定大事，古人并不是认为这些做法能得到所祈求的东西，而只是用它们来文饰政事罢了。所以君子把这些活动看作为一种文饰，但老百姓却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把它们看作为一种文饰就吉利，把它们看得神乎其神就不吉利了。

古书上说，对于万物中的奇怪现象，经书中只记载却不解说。这是因为没有用处的辩说，不是亟需明察的，应当放在一边不理会。正如孔子作《春秋》之时，对于不善的行为只是褒贬记录，而不描述细节，就是让人们知道有恶行，但无需深究其恶行就行恶在何时何处，防止留存恶的思想。对于奇怪的现象，也无需深究，只要知道怎么做能向好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君臣之间的道义，父子之间的亲情，夫妇之间的分别，就要每天琢磨而不能舍弃。《中庸》中讲，“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ZY12-1-1），人与人关系的原则就蕴含在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中，这是构成社会的基础，所以要每天切磋琢磨，一定不能丢掉。

雩是指求雨的祭祀，《春秋》中有很多雩、大雩的记录。那么求雨得雨是怎么回事呢？荀子解释这其实是正常现象，和不求雨就下雨是一样的，只不过刚好赶在了求雨的时候，是一种巧合，并非神异。发生了日食月食，就用不同方式来补救；天下大旱，就祭祀祈求下雨；做大事之前，占卜吉凶；君子做这些并不是认为这种方式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事物，而是用这种手段对政治加以文饰。但百姓的认知与君子不同，他们以为这些能够应验就是神异的现象。如果把这些手段当作文饰就是吉利的，认为这些是神奇的事情就是凶险的。民智未开，会将那些政治手段当作神异之事，这样能够加强君主的管理教化力度；但如果统治者自身都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就会处于危险之中了。

编号：XZ17-1-10

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物者莫明于珠玉，在人者莫明于礼义。故日月不高，则光明不赫；水火不积，则晖润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则王公不以为宝；礼义不加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矣。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在天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太阳、月亮更明亮的了，在地上的东西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的了，在物品之中没有什么比珍珠、宝玉更明亮的了，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比礼义更灿烂的了。

太阳、月亮如果不高挂空中，那么它们的光辉就不显著；水、火如果不积聚，那么火的光辉、水的光泽就不大；珍珠，宝玉的光彩不显露于外，那么天子、诸侯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在国内施行，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著。所以人的命运在天，国家的命运在礼义。统治人民的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那就会彻底灭亡了。

认为大自然伟大而思慕它，哪里及得上把它当作物资积蓄起来而控制它？顺从自然而颂扬它，哪里及得上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盼望时令而等待它，哪里及得上因时制宜而使它为我所用？

天上最明亮的就是日月，地上更明亮的就是水火，事物中最明亮的就是珍珠宝玉，而在人与人之间最明亮的就是礼义。其它三者都是具体事物，而礼义则是形而上的，虽然如此，光明依旧。如果太阳月亮不是高悬在空中，那么光辉就不会那么显赫；如果水火不聚集在一起，水光火光就不会那么广博；宝珠美玉光彩不露于外，王公贵族就不会把它们当作宝贝；礼义不施行于国内，功名就不会显著。个人比较渺小，可能受到外物的影响，生死都没法自己掌控，所以说人的命运由上天决定；国家则不同，已经有了庞大的基础，能够根据国家的政治、社会的状态，影响到国家的前途，所以说国家的命运在于自身能不能施行礼义。国家的安危存亡在于君主的做法，君主能够尊崇礼义，尊重贤者，就能够称王；重视法律、爱护百姓就能够称霸；如果追求利益，多行奸诈之事就会处于危险之中；玩弄权术阴谋、倾轧陷害，国家就会灭亡。

如果尊崇上天而仰慕它，不如把它作为事物蓄养起来控制它能够得到更好的收益。顺从上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更好。盼望天时等待它，不如顺应天时利用它更好。也就是说对于上天，更好的获利方式是掌握其中的规律，而非一味歌功颂德。

编号：XZ17-1-11

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乱生其差，治尽其详。故道之所善，中则可从，畸则不可为，匿则大惑。

依靠万物的自然增殖，哪里及得上施展人的才能而使它们根据人的需要来变化？思慕万物而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物，哪里及得上管理好万物而不失去它们？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原因，哪里及得上占有那已经生成的万物？所以放弃了人的努力而寄希望于天，那就违背了万物的实际情况。

各代帝王都没有改变的东西，完全可以用来作为政治原则的常规惯例。国家有时衰微有时兴盛，但君主都凭这种常规惯例去应付它。治理好这种常规惯例，国家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种常规惯例，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变化。这种常规惯例的主要内容从来没有消失过。社会的混乱，产生于这常规惯例的实施出了差错；社会安定，全在于这种常规惯例的实施十分周详。所以，政治原则中那些被一般人看作为好的东西，如果符合这种常规惯例，就可以依从；如果偏离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不可以实行；如果违反了这种常规惯例，就会造成极大的迷惑。

与对天的利用道理相同，对事物的应用也是相同的。顺着事物的自然增长让他增多，不如施展才能，让事物跟随人的需要而变化更好。思慕万物，却把这些当作与自己无关的东西，不如良好的管理促进生长而不会失去它。希望了解万物产生的道理，不如促进事物的成长更重要。如果舍弃了人的努力，只靠上天，那就会违反了万物的本性。人想要利用好事物，就要顺着它的本性来增强所得，而不能只靠天。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农耕。我们的文明是一个农耕文明，就是靠人的努力去克服种种困难，最终有所收获。如果先祖只靠上天，那么日常所吃的五谷可能还是山林中的杂草。

百代君王虽然更替，但都有一直没有改变的东西，那就是人道的原则，其实礼义就是其中的精髓。朝代有兴衰变化，治理好国家的本质一直没变，如果能运用好这一原则，社会就不会混乱。如果不了解这一以贯之的原则，就不知道如果应对变化，这种治国原则的大体是一直流传没有断绝过的。国家的混乱来源于对这一原则贯彻的偏差，社会的安定则是由于能够将这一原则实施得十分完备。对于这一影响国家安危的治国原则，政令如果能够符合，百姓就会遵从；有所偏离，政令就没法推行；如果违背了原则，就会造成极大的惑乱。

编号：XZ17-1-12

水行者表深，表不明则陷。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故道无不明，外内异表，隐显有常，民陷乃去。

万物为道一偏，一物为万物一偏。愚者为一物一偏，而自以为知道，无知也。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书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之谓也。

在水中跋涉的人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这种标志不明确，就会使人陷入深水淹死；治理民众的君主用标准来表明政治原则，如果这种标准不明确，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治理民众的标准。违反了礼制，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就会大乱。所以，政治原则没有不明确的地方，它对外对内都有不同的标准，对隐蔽之事或显露之事都有永久不变的规定，那么民众的陷阱就可以除去了。

万事万物只体现了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某一种事物只是万事万物的一部分，愚昧的人只认识了某一种事物的一个方面，就自以为知道了自然规律，实在是无知。慎子对在后服从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在前引导的一面却毫无认识；老子对委曲忍让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积极进取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墨子对齐同平等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等级差别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宋子对寡欲的一面有所认识，但对多欲的一面却毫无认识。只在后服从而不在前引导，那么群众就没有继续前进的门径；只委曲忍让而不积极进取，那么高贵和卑贱就不会有分别；只有齐同平等而没有等级差别，那么政策法令就不能贯彻实施；只求寡欲而不见多欲，那么群众就易被感化。《尚书》上说：“不要任凭个人的爱好，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道；不要任凭个人的厌恶，要遵循君主确定的正路。”说的就是这个。

在水中行进的人需要用标志来表明深度，如果标志不明确，就可能误入深处，而陷入深水淹死。治理百姓的君主应制定政令是否合于道衡量的标准，如果标准不明就会造成混乱。礼制就是用来衡量政令是否合乎道的标准。如果不合乎礼的要求，就是昏暗的社会，昏暗的社会会造成极大的混乱。所以如果道的标准十分明确，内外都有着不同的标准，不管是显露之事还是隐蔽的都有着一定之规，那么百姓就能够远离危险。

万物是自然大道的一部分，一个事物是万物的一部分，愚蠢的人只看到了一个事物的一部分，就自以为懂得了道，是无知的表现。慎到看到了后退的一面，没看到前进的一面，是因为慎子学说源自黄、老，被评价为不失道，但不能主动有建树，如果这样会让群众失去方向。老子能够在委曲求全方面看的通透，在积极进取有所不足，老子道德经中多以屈为伸、以柔胜刚，贵者柔、贱者刚，这样会让高贵和低贱没有分别，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墨子对齐同认识较深，对差异认识不足，墨子兼爱的思想追求等同，不认同当时的等级差异，这样做政策法令很难向下推行，。宋钘只看到人们寡欲的一面，而没看到多欲的一面，群众容易被影响，得不到教化。

“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出自《尚书·洪范》，是箕子讲述的治国道理，这句出自于皇建有极一段，就是说对道的认识要持中，不能偏好或坏，这有持中才是最完善的，否则就是偏离了正途的，正如慎到等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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