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内圣外王之学：超越孔子的第一人

代序——我为什么要写荀子

《荀子·尧问》篇有言：“为说者曰：孙卿不及孔子，是不然。……今之学者，得孙卿之遗言余教，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观其善行，孔子弗过，世不详察，云非圣人奈何。天下不治，孙卿不遇时也。德若尧、舜、禹，世少知之，方术不用，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为纪纲。呜呼，贤哉，宣为帝王。”

《尧问》当是荀子之弟子或后人所编，观其为说者云云，再印证以刘向校对《孙卿书录》之序言：“孙卿善为诗、书、礼、易、春秋；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孙卿三为祭酒焉。”

“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及韩非，又浮丘伯，皆受业，为名儒。”“至汉兴，江都相董仲舒亦大儒，作书美孙卿。”

“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乎王；然世终莫能用，而六国之君残灭，秦国大乱卒以亡。观孙卿之书，其陈王道甚易行，疾世莫能用；其言凄怆，甚可痛也。呜乎！使斯人卒终闾巷而功业不得见于世。哀哉！可为零涕。其书比于传记，可以为法”。

刘向在序言中，尽情倾泻了对于荀子的推崇和赞许，毫无掩饰毫无保留地流露出对于荀子的感叹和遗憾，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整理完好的、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荀子》。

七百年后，唐代杨倞改《孙卿书》为《荀卿子》，其序言中说：

“仲尼定礼乐，作春秋；然后三代遗风弛而复张；而无时无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门人传述而已。

陵夷至于战国，则孔氏之道几乎息矣；有志之士所为痛心疾首也。故孟轲阐于前，荀卿振其后。但其立言指事，根极理要，敷陈往古，掎挈当世，拔乱兴理，易于反掌；真名世之士，王者之师。

又其书亦所以羽翼六经，增光孔氏，非徒诸子之言也。盖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赞成之。所以胶固王道，至深至备，虽春秋之四夷交侵，战国三纲驰绝，斯道竟不坠矣。”

我们从近代谭嗣同倡言“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之语更可证知综上所言，综上诸人对于荀子的认可绝非虚言。也正如郭沫若在其《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中所言。

“荀子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他是把百家的学说差不多都融会贯通了。先秦诸子几乎没有一家没有经过他的批判。……这些固然表示他对于百家都采取了超越的态度，而在他的学说思想里面，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或者是正面的接受与发展，或者是反而的攻击与对立，或者是综合的统一衍变。”

由此，所体现出荀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不止发扬了孔子思想的精华并且更超越了孔子的传承。另外，历代对于董仲舒《天人三策》中的“独尊儒术”误认为“独尊儒家”，由而产生的谬误长达千年，都认为汉武是独尊以孔子为主的“纯任德教”的儒家而罢斥百家，事实上，汉宣帝更挑明了“汉家制度”乃是《荀子·富国》中所谓的“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的“霸王道杂之”的儒术，而非儒家。殊不知正是后人抬错棺材哭错祖宗，居然以讹传讹把所谓“虚拟儒家”当正统主流以至到今。

从这二点历史公案为历史上的荀子“必也正名乎”。至少让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传承是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是后来者必超越前代者，不能以“一人尊”“一言堂”来论定文化精华。正如禅学大家所谓：见过于师方堪传授。

我更企望，中华民族的后人代代超越前人，正如荀子超越孔子，莊子超越老子，孙子超越“儿子”……

主要例证，我们可从荀子在当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作用和影响而引申。

在荀子的时代，人们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结束列国纷争、实现统一的时代脚步声，即将到来的统一大帝国究竟应该如何来治理？这是时代向思想家们提出的重大理论课题。显然，在深厚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并进行整合和创新，是思想家们惟一可以选择的解决之道。对此，荀子提出的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治国模式，实现了治国理念的优势互补，较好地完成了这一重大课题。历史证明，荀子的这一构想，为未来的统一大帝国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为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所实际奉行。

礼治与法治的联手，形成优势互补的治国模式理论，直到统一大帝国出现的前夜，才由荀子最终完成。（取自：白奚《先秦哲学沉思录》）

荀子能在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理论基础上，更为发展与完善，形成了适合大一统王权政治的需要，因而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采用的指导思想，更说明荀子与时俱进的智慧与思想，确然具有超迈孔子与前贤的风范与品质。

还可以这么说，发扬孔子、光大孔子思想的真正传承人应该是荀子而非孟子，没有荀子的传承就没有儒学的确立，孔子与后世成立的儒家并无直接关系，对于孔子的推崇，也只是汉代某些学派的门户之见而形成。当荀子在唐代之后被二程、朱熹等人刻意曲解、贬损后，孟子才被取替了荀子，孟子的地位被抬高，才有所谓的孔孟之道。

同时，从孟荀对待当时显学——杨朱墨子的心态和批判，明显可分出优劣。

孟子对于杨墨，只以市井野夫的俚语来批判：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与此不同的是，荀子在其《富国》中有理有序的确能指出杨墨的优劣成败之处，给后人对于杨墨有了一个真实了然的轮廓。

综合以上几个主要历史公案，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荀子的主要原因——为荀子正名：一个青出于蓝更胜于蓝的荀子！一个超越孔子的中国第一人！

其次，正如河北大学的高春花女士在其《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所说：“荀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正是一个文化上‘礼坏乐崩’的时代，荀子在摒弃诸子百家特别是孔子礼学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了独具特色并长期影响中国文化和文明发展的体系。对于缓解现代社会人们的心理压力，减少物质追求和精神气质的二元张力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荀子以后的许多思想流派，无论是两汉经学、宋明理学还是乾嘉汉学，都带有荀子礼学的思想痕迹。

立足于春秋战国时期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着眼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的价值期待，结合现代人生实践和社会治理，重新解读《荀子》这部传世经典，挖掘和展示它的现代价值。她又说：“在对《荀子》文本的重要范畴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开启新的思维空间，通过与历史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对话，挖掘荀子的精神文化价值，为今天的思想道德的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素材”。

也正是基于她对于荀子礼学的着重和阐释，正好把荀子重要思想精华之一的“礼学”重点发挥出，通过对荀子礼学思想体系的进一步认知，正如她所说的：“荀子礼学思想体系中的道德教育思想对于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从道德层面上讲，市场经济是一种以欲望和利益为驱动机制的生活方式，它虽然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物质财富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但是它也具有腐蚀人的理性、淡化人的思想信念的消极作用。随着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思想道德领域，物质利益与精神追求的二元张力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显现出来。人们日益重视眼前利益，忽视长远利益；重视工具理性，轻视价值理性；重视物质享受，忽视精神追求。荀子礼学在人生层面的意义在于：它既承认人的物质追求的天然合理性，又张扬人的道德精神的无限超越性；它重视礼的道德规范意义，倡导道德主体的个体修养和社会的道德教化相结合。成为抑制工具理性无限膨胀的有力工具和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重要文化资源”。

因此，通过对于荀子礼学思想体系的进步了解，我们更可以对荀子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精神有着更深远、更广泛的全面深入的基础。这是为何要写荀子的第二种原因。

同时，许启贤先生在《荀子礼学思想及其现代价值》一书的序文中更对荀子礼学精神和思想都作出了精辟入理的阐释，兹重点引述于下以为学习参考：“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乐文明时代。作为礼乐文明的核心内容，礼的应用范围很广。礼成为调整人类行为的重要准则和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道德规范。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坏乐崩’的时期。整饬被破坏的社会秩序，重现西周以来的‘礼乐盛世’，孔子主张‘克己复礼’。他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论语·尧曰》）。在这里，礼不仅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重要根据，而且也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准则。

在《荀子》一书中，礼字出现的频率非常高，达次，其中‘礼义’连用94次，‘隆礼义’、‘隆礼贵义’等提法22次。礼是人之为人应该遵循的社会生活准则，失去礼，则会造成社会混乱。他说：‘礼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颠蹶陷溺。所失微而其为乱大者，礼也。’（《荀子·大略》）荀子把‘礼’抬到极高的地位，认为礼是‘人道之极’（《荀子·礼论》）。

礼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手段。是治国理政的基本纲领。

‘国无礼则不正’（《荀子·王霸》）、‘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守’。（《荀子·大略》）荀子从成汤、文武之所以得天下，而夏桀、商纣之所以失天下的正反历史对比中总结说：‘隆礼贵义者其国治，简礼贱义者其国乱。’（《荀子·议兵》）。只有隆礼贵义、爱民勤政，才可以治理好国家。‘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荀子·大略》）

礼是加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荀子认为，无论是维护社会秩序，还是进行国家治理，都要求生命个体具有一定的道德修养。而礼则是个人修养的价值目标，也是衡量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准。荀子以‘性恶论’为前提预设，论述了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所有人的本性都是恶的，只不过圣人和君子能够化性起伪，而化性起伪的重要途径便是加强道德修养。他认为，要加强道德修养，一是要学礼、知礼。‘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要通过学习而行礼从善。二是要知礼而‘行之’，即‘学至于行之而止矣’。三是要持之以恒、反省存善，‘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在荀子看来，道德并不是万能的，单纯依靠道德并不足以教化百姓。所以，他提出了‘隆礼重法’、德法并举的治国理念。‘法者，治之端也’、‘隆礼治法则国有常’，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也并非赞同不加区别的严刑峻法，而是主张首先对百姓加强教化，教化不成再进行刑罚处罚。‘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他对那些不知教化百姓而乱施刑罚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

礼是治理国家的总纲领，是制定法律的根据。他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礼义生而制法度。’法令制度的制定，必须以符合‘礼义’为标准，否则，就会‘害事乱国’。在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中，礼处于主导的地位，法只不过是服从于礼的一种工具而已。‘隆礼重法’思想的精神实质，也是荀子礼学思想的精神内核。

荀子礼学之礼，并不仅仅属于道德的范畴，它有时带有道德和法律双重性质的规定。荀子强调以德治国，并不像孔子和孟子那样过分注重道德自律（其主要表现是强调‘仁义’），而是把更重的砝码放在道德他律一边（其主要表现是竭力提倡‘礼’）。礼不仅包括外在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而且包括具有法律性质的制度安排。荀子并不像孔子和孟子那样重义轻利，而是认为追求利益或人欲乃是人的本性所致，但放纵人欲又会造成国乱民贫的局面。因此，他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乐者，莫大乎礼义’。而这种‘礼义’正是一种制度上的刚性规定。

荀子礼学之礼，包括内在形态和外在形态两种方式，作为内在形态，‘礼是一切人类文化准则的集合，而这种准则同时也是永恒存在于天地宇宙之间的自然法则’。作为外在形态，礼表现出的是一种礼仪制度规定。这正是我们认为荀子礼学之礼带有道德和法律双重性质的重要原因。

荀子礼学所倡导的道德兼治的治国思想，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

以上之所以要引录高春花女士和许启贤先生的大文，是因为两位对荀子礼学思想都能言之有物、要言不繁，择其精旨，足供读者参考。更因为礼学思想是《荀子》大书中的主要精神和光芒，它不仅超越了孔孟仁义之道，更且补实了孔孟仁义之道的“虚华不实”之处，使孔子的精神和思想得以在现世社会展现出真理之光、恩被四表，这应该完全归功于荀子礼学思想的实效性、超越性和可操作性。

因此，深入荀子的心脉和思想必先于其礼学思想精神的融会贯通后才足以登堂入室。

天文地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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