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李山责编

廖玥

因郭店简出土，诸子之学许多不清楚的问题，可以看得清楚，其中之一就是荀子“性恶”论的来历，以及孟子“性善”说特有的突破。

荀子“性恶”论的来历

先言荀子。荀子“道性恶”，可是仔细研读郭店简中《性自命出》一类的文字会发现，原来荀子的“性恶”之说，其实只是《性自命出》人性论的一种翻版，至多也只是改编。当荀子说人性是“恶”的时，他其实也就指的人的“好恶”之情，所不同的是，《性自命出》不以“善恶”之名目给这人性的趋避冠名，这与道家谈人性、《管子》一些文献谈人性一样，都不以“善”或者“恶”为人性定义。

至荀子对人性加之以“恶”名，只是因为他要针对孟子道“性善”论。看《荀子》中《非十二子》及《正论》诸篇文献，荀子的理论锋芒已是再清晰不过的，其对孟子指责又尤其尖锐，不下于对异端墨家的批判。因此可以说，无孟子“性善”之说，也就无荀子给“好恶”之请以“恶”的冠名。若说发展，捍卫固有之说并略加伸展，也未尝不是一种发展。

而且，荀子言“性”也是有取于《性自命出》中“心”之义的。《性自命出》言“心”可以“定志”，荀子又讲人“性”虽“恶”，但可以“化性其伪”，使人归于善。这礼乐教化可以“化性”的原因，就在人之“心”，在于“心”有“长顾后虑”（《荀子·荣辱》）的理性能力。比如说，以人“好恶”的自然本性而言是好逸恶劳，可是一味地“逸”，就会匮乏，就会饿死，但人有理性之“心”，理性“心”会“长顾后虑”，于是可以违背好逸恶劳的本性而变得勤劳，“心”的理性力量可以节制人的“好恶”之性。这也与《性自命出》是完全一致的。

荀子论人性而强调“心”，强调其理性力量，与古希腊人论美德有相当一致处，而且，对心的知虑作用的思考，在儒家乃至整个的先秦诸子中也是相当突出的。但其在人性论上并无大的发展，也是可以由郭店简文献证明的。

孟子“性善”论的突破

因郭店简文献，不仅可看到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因循，还可以清楚地见出孟子在这问题上的突破。人有“心”的“长顾后虑”的思维能力，可以放弃“好恶”的自然天性而趋近道德，实际仍是一种衡长较短的“利益驱动”，人所以有道德，还需要动机，于是就只能受因果律支配。因知虑而道德，人仍处在被动的位置上，不能为自己作主，接受教化也只是被动的。于是，人的道德主体性就不能彰显，因为缺少一个道德的根基。这个问题，孟子看到了。孟子性善论的建立，打破了因果律下的道德说，而建立起自律的道德论。

需要指出，从郭店简到荀子，其言“性”都是顺着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而来，但是真正对孟子“性善”论有先导作用的，却不是孔子这句直接言“性”的短语，而是他的“心安”之说。《论语》记载宰我问三年之孝，说三年守孝期，太长了，三年不为礼乐，则礼必崩，乐必坏。孔子的回答是，父母养你三年，你才能下地独立行走，不为父母三年守孝，你能心安吗？孔子的意思，这样的事情不能问别人，没有谁可以替你做主，做主的是自己的心。此“不安”之心，就是后来儒家所谓的“良知”。

考究孟子“性善”说的来历，应该追到孔子的关于“心安”与否的反问，孟子的突破之处，在于“四端”说的提出，即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礼让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四端”是不教而能的，是先天既有的。要注意的是“四端”之“端”，恻隐等只是一个“端”而已，人人皆有此“四端”，但不一定都可以成为道德君子。孟子只说人皆有乍见的“恻隐”之情，而不说乍见之下一定有救孺子的行动，因为“四端”实际只是人成就道德的基础，或曰可能性，距离真正成为君子、圣贤，还有万里之遥。关键的问题在于人必须努力地去开掘这“四端”，扩充、光大它，使之真正翻上来为个体的人生做主。这需要修养的功夫，“四端”“良知”人人皆有，而功夫不常有，功夫不到，人永远不可成就为君子、圣贤。

那么，又何以证明人有“四端”呢？孟子对“四端”都有论证，但最重要的莫过于“恻隐之心”。孟子作过这样一个思想试验，他举例说：每个人乍见孺子子将要掉进井里时，都会不自觉间心生恻隐。注意，这是一种“乍见”之情，无任何事先的心理准备；同时，“乍见”的“恻隐”之情的出现，也无任何功利目的。孟子强调，“乍见”之心的迸发，不是因为认识孺子的父母，也不是可以邀名，因为它并不管当场有无他人，是突如其来的。即使有人，心生的恻隐，也看不到。总之，孟子强调，“恻隐”是无功利目的、无因果关系的。乍见之心出现，正是“良知”呈现。

那么“良知”的根源何在？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为什么有这种超功利的恻隐之心呢？孟子继承了“天命之谓性”的儒家成说，认为这是上天赐予人类的道德心。《易传》说宇宙“生生之德大德”，《中庸》讲天地“为物不贰，生物不测”，宇宙即是一大创造的德行，即一伟大的生机。那么，作为宇宙所“生”之物的人类，就像孩子必然遗传父母的基因一样，人也必然禀赋着天地大德。这个从天获得“遗传基因”，孟子称之为人的“大体”，但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作为经验层次的人，他还有着生活的各种欲望和自利之心，这方面，孟子称之为人的“小体”。人有“大体”之德，并不是说人就一定可以成为道德高尚之人，因为经验层次的“小体”，亦即个体的各种欲念之心，可以把“大体”之心遮蔽，所以“良知”常处在隐匿状态。这就需要儒家道德修养的功夫，这就需要适度的教化产生的觉悟，需要前代圣贤榜样作用的激发。

孟子道性善，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人性论的最后通透。儒家的人性论是道德论的基础，人有道德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是为着某种功利目的——功利目的的道德其实不是真正的道德——还是纯粹超功利；是出于某种想法——有想法地去为道德之事也不是真正的道德——还是出于一种“不容已”的超越一切自我目标的对他人的关爱之情，这些都需要从人性论的角度予以解决。

孟子以前的人性论，只从人的高出万物的角度讲，或者像《中庸》那样，从客观的天道之“诚”和主观的“诚之”之道两方面建立“天人合一”的道德论，虽已具规模，但终因其“心”之义不明，而显得外在而笼统。牟宗三先生尝以“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八个字概括孟子之学的大纲，（刘述先：《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仁义内在”是仁义为人性本份上的事情，也就是“性善”，但“性善”最终是以“心”的感应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孟子明显地吸收了《性自命出》等文献关于“心”的见解，并向前推进一步。

在孟子之前，儒家言“心”实际只强调它的知性主体性，只是到孟子，才将“心”确定为道德主体。“心”不只能“思”，不仅能够“长顾后虑”，它还能“感”，在孺子落井之事发生的刹那，在是非出现的刹那，在羞恶之事出现的刹那，因人具有这样的道德之“感”，方可以使人作出超越功利目的的判定、决断，进而左右人的行动。当然孟子也承认“心”的思虑能力，但更突出它的道德能力。孟子的“性善”论，不再用“好恶”来言人性，他承认人是有好恶的，但是他更承认人在好恶之外更有一种本能：道德本能。这个道德本能，孔子的安心之说已经暗示出来了，孟子其实是接着这个“安心”的头绪，发展出儒家的“性善”论。

终

本文为“桃李国学苑”原创

欢迎读者朋友转发分享

媒体转载请联系授权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如涉版权请联系我们

栏目主持人李山教授

●●●

责编廖玥

美编薛宇

长按







































北京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比较好
白癜风的症状图片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jj/139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