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说”与荀子的“化性起伪论”予以比较，并给出批判性思考。

一

弗洛伊德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压抑性的，不压抑人的本性的文明是不存在的。“人的各种基本本能，如果有追求其自然目标的自由，就不可能发生任何持久的结合或保存，因为它们甚至刚刚结合，便开始分离了。”因此，必须使本能偏离其目标，抑制其目的的实现。“人的首要目标是各种需要的完全满足，而文明则是以彻底抛弃这个目标为出发点的。”

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本能的变迁也是文明的心理机制的变迁。在外部现实的影响下，动物的内驱力变成了人的本能。虽然它们在有机体中的原有“位置”及其基本方向保待不变，但其目标和表现却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为：“从直接满足到延迟满足；从快乐到限制快乐；从欢乐（消遣）到苦役（工作）；从接受到生产；从没有压抑到安全感。”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这就是现实原则取代了快乐原则。个体逐渐痛苦地认识到，他的需要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无痛苦的满足。在有了这种失望的经历以后，心理作用的一个新的原则即现实原则相比原来的快乐原则，逐渐占了上风。从本质上讲，由于这种克制和限制所取得的乃是持久的收获，现实原则不仅没有“废弃”而是“捍卫”，不仅没有否定而是“修正”了快乐原则。

二

《性恶篇》是《荀子》一书的第二十三篇。在这篇文章中，荀子系统阐述了他的“化性起伪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翻译成现代文：

人的本性是邪恶的，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人的本性，一生下来就有喜欢财利之心，依顺这种人性，所以争抢掠夺就产生而推辞谦让就消失了；一生下来就有妒忌憎恨的心理，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残杀陷害就产生而忠诚守信就消失了；一生下来就有耳朵、眼睛的贪欲，有喜欢音乐、美色的本能，依顺这种人性，所以淫荡混乱就产生而礼义法度就消失了。这样看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抢掠夺，一定会和违犯等级名分、扰乱礼义法度的行为合流，而最终趋向于暴乱。所以一定要有了师长和法度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人们才会从推辞谦让出发，遵守礼法，而最终趋向于安定太平。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就很明显了，他们那些善良的行为则是人为的。

三

显然，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说”与荀子的“化性起伪论”有相通之处：

一是，他们都主张人性本来是贪婪、自私的，如果让每个人都顺着人性干，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人类社会必然被“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的丛林法则所统治。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本能之所以有破坏力量，是因为它们无时不在追求一种为文化所不能给予的满足，这是一种纯粹的、作为自在目的的满足。”

用荀子的话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二是，他们都主张要对放纵邪恶的人性给予压抑。

弗洛伊德主张用外在理性主导人类，也就是用目光长远的或曰精致的利己主义原则来主导人类。也就是说，为了获得长远利益，每个人都必须把外在理性当成自己的望远镜，以此告别鼠目寸光，并从互害型社会走进亚当?斯密所倡导的互利型社会。

荀子则主张由圣人来教导人类，由先知先觉的圣人引导并强制后知后觉的老百姓，让他们放弃鼠目寸光。“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四

不难看出，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说”与荀子的“化性起伪论”也有区分：

一是，弗洛伊德所理解的“文明”，更多是短期利益的长远化，也就是说，要通过短期利益的“压抑”，通过延迟满足，实现长远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在弗洛伊德看来，“文明”与“非文明”，本质上都是功利主义的，不过是“量”的差别。只要一个人富有理性和逻辑能力（足够聪明），自然会主动压抑本性，建设“文明”。

相比之下，荀子所理解的“文明”，不仅有短期利益的长远化，也包括面对不同“质”的利益，人们要放弃低级利益，要去追求高级利益，要去做“尧、禹”这样的君子。也就是说，荀子强调的“压抑”，不仅有长远利益对短期利益的压抑，还有高级利益对低级利益的压抑。

二是，由于弗洛伊德的“文明压抑说”诉诸于逻辑和外在理性，所以，弗洛伊德更多的希望每个人自行去实现这个目标，也就是自己“压抑”自己。

相反，荀子的“化性起伪论”事实上要求每个老百姓都要“脱胎换骨”和“重新做人”，所以，只能诉诸于圣人对老百姓予以强制性改造，也就是圣人“压抑”大众。

五

我对他们的批判性思考：

一是，人性是本恶的么？基于“善”的文明体系，都是被压抑的结果么？

弗洛伊德和荀子都主张人性本恶，有道理，但也有片面性。他们仅仅看到了人的本能需求，没有看到人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体系。

人呱呱落地时，应该是“性恶论”的小动物。等到人的理性发达时，人就开始走向善良。一方面，人有外在理性，可以生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性法则，这种理性法则让人类获得了功利主义的“善”。这种“善”，关乎智商，在尼采那里，被称之为带着望远镜的“自私自利”。另一方面，人有内在理性，可以生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主体性法则。一旦主体性法则生成了，人就不仅拥有主体性的无限性力量，人还有主体性的无限性需求以及无限性的精神故乡。主体性法则以及与之俱来的“人的类本质”，让人类获得了纯粹利他主义的“善”。这种“善”，关乎良心，在康德那里，被称之为“绝对命令”。（休谟认为：“人的理性能力本身不能决定人选择行为善恶的方向。”显然，本文不同意休谟的观点，所有的善恶伦理，从根子上讲，都来源于理性，包括外在理性的致真知和内在理性的致良知。）

既然人性中有“善”的成分，尤其是存在纯粹利他主义的“善”，所以认为，所有的文明体系，都是压抑的结果，显然不对。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孟子的观点，人性是本善的，“文明”的产生，相当多不是建立在压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率性而为”和“升华”的基础上。如果非要说“压抑”不可，那也只能说用一种人性压抑另外一种人性，比如用纯粹利他主义的“善”，去压抑人的本能需求，用追求长远利益的智慧人性去压抑追求短期利益的动物本能。显然，用一种人性压抑另外一种人性，与其说是“压抑”，不如说属于更高级人性的升华。

二是，弗洛伊德的了不起在于，他不仅认为“压抑”产生文明，而且，他认为之所以能够产生“压抑”，在于人有理性。既然人人都有理性，因此，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力量，自行走向“文明”。这种观点，与现代民主精神是契合的。

弗洛伊德的不足在于，他仅仅看到外在理性，没有看到内在理性，没有看到人的主体性和人的类本质，从而，他所津津乐道的文明体系，不过是“动物本能”的无限放大。

荀子的了不起在于，他的“压抑说”或曰“化性起伪论”，不仅提到了外在理性所倡导的“定纷止争”，还涉及了内在理性所追求的“君子之道”。

荀子的不足在于，尽管所有的文明体系（包括外在规则文明和内在良心文明）最终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荀子很少去分析理性。即便分析了理性，也是强调“先王”的理性。荀子说：“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荀子?性恶篇》）在这里，荀子虽然提到了理性即“思虑”，但隐含了“思虑”的主体是“先王”，而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这一藐视老百姓理性能力的观点，一方面为文明体系的建立，设置了障碍。既然老百姓缺乏理性能力，先王如何能够通过“逻辑分析”和“讲道理”的方法，和老百姓沟通呢。结果，先王只能运用强制的方法，即“隆法而治”。另一方面，这种把人分成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的做法，与现代民主社会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注：以上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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