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黄仲则与马克思大学时到长春上学，从杭州出发，必经上海签转，记得那个中转的车站名唤“真如”。某年过完春节回校，在真如站签转时照例又没有座位，但那趟车出乎意料的拥挤，大家“背靠背”，“嘴对嘴”，连座位底下也别想“插足”，因为到处都躺满了人。我这人对“自由呼吸”的要求一向较高，在此“闷罐子”中，都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想到距长春还有近四十个小时的车程，我更是快背过气去了。凌晨一两点钟，车抵常州，由于我事先了解到常州有一趟春节临客开往长春，决定下车再次改签以碰运气，动员同行的温州籍朱姓同学一起下车未果，于是一人冒着寒风逃离“难民车”。下车后找到签转窗口，怀着一份此生从未有过的“卑微”战战兢兢地把票子递进去，竟然拿到了一个座号，当时我都快要跳起来了！也更真切地理解了何谓“欢呼雀跃”和“绝处逢生”！而接下来的问题同样现实，车要下午三点左右发，而当时才凌晨一点多，这段时间怎办？住店显然是不现实的，当时的生活状况还没有“奢侈”到那个程度！但想到白天还是可以有“丰富”的行程，我的心绪安定下来，于是就在火车站的长椅上和衣枕包睡去。天明胡乱吃了两口早点，即往市里进发。问了N多人，终于找到了小时候从郁达夫的小说中得知的“两当轩”，“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其地果然甚“寒微”“萧索”，稍作逗留即离去。接着来到北大哲学系朱德生先生的故乡武进县城逛了小半天，又转至常州市里的新华书店，盘桓久之，最后买了两本书：黄仲则的《两当轩集》，83年上古版；其时刚出的白皮红字本《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集体劳动”的产品，原译者刘丕坤的名字不见了。回到长春，急寻不愿在常州和我一起下车的兄弟，才知原来朱兄已“卧床不起”，问其原委，告以车上那种“背靠背”、“嘴对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沈阳，脚已肿大不能行路矣。二、《金瓶梅》与《藏要》东方之珠香港特区之前特首董建华先生的胞弟董建成先生早年在我读博士的原杭州大学设立了“董氏文史哲奖励基金”，照章奖励杭州大学师生（主要是研究生）之发表物。我不敢说我在做博士研究生时突破以前不敢写文章的“禁忌”和“心病”开始写起文章来是受了“董氏基金”那一篇普通刊物文章大洋的“刺激”。但不管怎么说，我在杭大念书时确实发表了几篇文章，而且“如愿以偿”地从前杭大的前校长沈善洪教授手里接过了每次一千元的奖金。记得一次拿了一千元后，顿时“豪气干云”，相当的“踌躇”，在校门口的西溪路上闲逛，颇有“昂首天外”之慨。走着走着忽然在杭大新村后门发现一小书摊，书贩见我一派“得志”的“读书人”“气象”，忙拿出一套红粉面的上下册，小声问我；“全本《金瓶梅》要不要？”我拿过来一看，标着“三秦古籍书社”，但瞅那印刷装订显然是盗版书，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标明印数仅一千，也太低估我这哲学博士候选人的“智商”了！于是翻到“紧要处”“查验”产品是否“正宗”，粗瞄数行（以下像贾平凹一样省去几百字），“直觉”告诉我此系“真货”也！见四下无人，当即从那元中抽出两张，还找得八十元，再用废报纸把两册“宝书”包好，夹在腋下，怀着一种被“宰”的快感悻悻然地离开了。走到杭大路口，“气宇轩昂”地一挥手，一声“TAX”，当即打车来到当时杭州最大的解放路新华书店，指着玻璃橱柜中早已看好的欧阳竟无居士编的《藏要》十册，掏出四张，要了一套。BTW，此书系上海书店年影印版，印张/8，印数，标价，这回一定是正版的！三、“顽主”与“顽物”昨天参观一家总部在厦门的图书公司在西溪校区图书馆举办的台版书展，这已经是他们在此设摊三天中的最后一天了。中午匆匆用完餐坐班车过去，快速转了一下，发现书的品种并不甚多，价也不廉，约为新台币码洋之三分之一数量的RMB，比在台湾购买加了六七个点。《玄智、玄理与文化发展》（戴琏璋）、《当代儒学思辨录》（杨祖汉）、《中庸义理疏解》（杨祖汉）、《从海德格、老子、孟子到当代新儒学》（袁保新）和《康德的自由学说》（卢雪崑）拟推荐单位用公款去买，自己最后选定了四本书：《儒家圆教底再诠释》（谢大宁）、《冯友兰五论》（翟志成）、《现代性的理论化之路》（PETERWAGNER）以及《哲学分析与视域交融》（林从一主编）。最后一本是一部论文集，主体部分乃林正弘先生荣退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其中还有钱永祥教授的一篇文字。不过我取书回家后却先是翻到了戴华教授的《荀子性恶论》一文，粗粗翻阅，蓦然发现戴教授在文章快结尾处把HARRYFRANKFURT在FREEDOMOFTHEWILLANDTHECONCEPTOFAPERSON一文中使用的WANTON一词译为“随波逐流者”，感到颇有意味，也引起了我的一番联想。WANTON这个词，我当年为所编《第三种自由》一书翻译FRANKFURT的文章时还是动了一番脑筋的，不过倒是并未费时，我脑子中就跳出了“顽物”一词，当时还颇为得意，正如我在翻译PETERSINGER的ONEWORLD一书时把其中引证的NYU哲学家PERERUNGER的一本书LIVINGHIGHANDLETTINGDIE译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许为“神来之笔”，连一向对己对人要求都颇为严苛的顾肃师兄在审定我的译稿时也未对此“妙译”“挑刺”“置喙”。老实说，我在想到“顽物”这个词之前先是想到了王朔的小说《顽主》，虽然我并没有看过这个小说，也没有采用“顽主”这个个人印痕太过强烈的词，但我“巧用”了其中的“顽”字——“顽”者“冥顽不灵”是也，这与FRANKFURT刻画的WANTON之缺乏“反思性”是相通的；至于“物”当然是与“人”相对，这也符合FRANKFURT对WANTON的“定位”——他在上文中明确说：“我用WANTON一词来指代拥有一阶欲望但不是人的行动者，因为不管他们有没有二阶欲望，他们都没有二阶意志”，而“人的本质就在于拥有二阶意志而不是泛泛而言的二阶欲望。”在这里可以一提的是，徐向东兄在编译《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时，提出要把我的这篇译文收进去，我后来翻了一下那本书，发现徐兄对我的译文没有做太大的改动，但却“私下”把WANTON一词改译为“放荡者”。那么现在这个词就有了“顽物”、“放荡者”和“随波逐流者”三种译法。我没有与向东兄和戴华教授讨论译名的机会，也没有机会详细了解他们的“理由”，不过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译法，“理由”除了上面已经提及的，还在于我认为“放荡者”和“随波逐流者”这两种译法“主观性（色彩）”太强，用“文绉绉”的说法，是过于“第一人称”了，只不过“放荡者”比较POSITIVE，而“随波逐流者”比较NEGATIVE，我的译法则“深得”“第三人称”之“三昧”，我认为也是符合FRANKFURT行文的整个风格的。当然反方可以辩驳说，FRANKFURT表面的“第三人称”背后“潜伏”着“鲜明”的“第一人称”，这就正如一种声称非常THIN的论式其实可以是非常THICK的。我曾在多个场合讲过（主要是对学生），FRANKFURT的这篇文字可以说是我所读过的最好的英文论文，当然我也自许为是译得最认真到位的几篇文字之一。但说起我译这篇文字的缘起，却也是颇为“离奇”的。大约是世纪之交的那一两年，我一次到一位已毕业工作且分到比我更大房子的黄姓师弟处小坐，闲聊中见他桌上放着一本心智哲学的读本（忘记是原版还是影印的了），据他说是参加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教材，我拿起来翻了一下，见中间有FRANKFURT的FREEDOMOFTHEWILLANDTHECONCEPTOFAPERSON一文。说起来令人汗颜，我当时只知有个法兰克福学派，根本不知FRANKFURT何许人也；但因为其中一开篇就提到了STRAWSON，于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年后编《第三种自由》一书时，仿佛是为了“还愿”，我选了STRAWSON的《自由与愤懑》（书中译作“怨恨”）一文，并再想找篇有点“形上”意味的论文，自然就想到了FRANKFURT这篇文字，也还是委托我的这位师弟复印了给我的。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ANTHOLOGY乃是双列排印的，我师弟复印时也没有放大，等我翻译完，估计我的视力也有明显下降！我与FRANKFURT的“缘分”还没有完——姑且不谈他的这篇文章的理路对我的《论第三种自由概念》一文自然是支撑性的。在翻译前，我也通过伊妹儿征得了他的同意。年秋天，我来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按说我当然是应当去拜访他老人家的。但由于我的英语口语很糟糕，我一直“延宕”着这件“事”，到最后基本上是打算放弃的了。但就在我行将回国而展开在刚搬来NASSAU街上的LAYRINTH书店的“疯狂”“扫荡”时，一天我在这家书店中见到一位身材十分魁伟的老者，须发皆白，而身着红装，因为我在网络上见过老人家的玉照，我一眼就断定这位“大虾”就是FRANKFURT教授。但由于实在是意外和惊喜过度，我还是不敢确认和相信这一点，于是就“尾随”着他以作进一步的“观察”，果然“判决性”的“证据”不久就出现了——我注意到他手中拿着两本书：分别是PHILIPPETTIT的ATHEORYOFFREEDOM，其时正在打折，平时要20多美元只卖7美元多，另外一本是QUENTINSKINNER当时刚刚出版的HOBBESANDREPUBLICANLIBERTY，凭着这两本书，我就断定此公非FRANKFURT不能，于是我就迎上前去，自报家门，通过我介绍我们之间此前的“渊源”，他显然是对我有印象的。我们作了简单的攀谈，而这种谈话，就正如我与PHILIPPETTIT聊天时调侃自己的，基本上是ONEWAY的。不过既然有如此的“机缘”撞上这等“大牛”，我自然是不肯轻易“放过”的，平时“压抑”得很厉害的“追星”意识此时就勃然上升，我不但“亲切地”称呼他HARRY，还请服务生为我们合影留念，并在他结账时马上要了本其时刚刚重版的他的成名作Demons,Dreamers,andMadmen(ThePhilosophyofDescartes)请他签名。颇有意思的是，当我当夜就把这段有些“传奇”的经历告诉给当时正在圣母大学访问的徐向东兄时，他的反应是：“恭喜啊，居然追上了星了，连我都还没有这份殊荣！”这种由“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和“洞若观火”的“直觉力”带来的“机缘”还不止这一例。大约是年暑假，为完成台湾扬智文化出版公司约撰的《社群主义》一书，我专程到北京图书馆（后改名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记得当时“按图索骥”在POLITICALTHEORY上复印了一篇HANNAPITKIN的文章，大概是关于“公”与“私”问题的，待我印完把杂志还进去，忽然发现复印下来的PITKIN文章的最后一页连着另一篇文章的第一页，下篇文章标题为VIRTUES，RIGHTSANDMANNERS：AMODELFORHISTORIANSOFPOLITICALTHOUGHT，作者是J。G。A。POCOCK，同样汗颜得很的是，我当时根本不知道POCOCK何许人也，但此文的标题像磁石一样地吸引了我，我当即决定忍着图书管理小姐的“白眼”和北图复印每张五六毛钱的“黑价”，重新要出这本杂志把这篇文章复印下来。回到杭州，整个暑假都在挥汗如雨地“梳理”所谓社群主义的四大人物麦金泰尔、桑德尔、沃尔泽和泰勒的思想，POCOCK的文章自然也就搁到一边去了。直到我由对以社群主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批判声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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