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受益于许倬云的《从历史看领导》一书，根据许教授的观点，秦代的缺失在于中层与下层的疏离，东汉的缺失是因为上层与中层的断裂，明清的缺失是中层与下层的断裂。许教授的看历史系列书籍，是以现代管理学的观点来观察朝代的更替和臧否人物的，这是历史学的一个现实意义，启迪智慧，影响我们的现实生活。但是许教授讲得比较大略一些，并且着重是以现代的视角来讲述自己的观点，而对于这些王朝运行的细节，并没有从组织的观点上进行论述，如：人、财（税）等要素的结构、层级及执行情况。

由此得到启发，我想以组织的观点从细节上还原王朝的运行，这个选题也是很大，既然选择了，就一步一步做起来，初步的想法是按照朝代顺序，把几个主要朝代的口户数量、田亩数量、官吏数量、职官制度、管辖范围及层级、税收结构和税收收入等主要要素做一个汇总和对比分析，从各个要素上来探讨为什么说秦代的缺失在于中下层的疏离，东汉的缺失在于上层与中层的断裂，同时，在史料汇总的基础上，也会加入自己的观点，观点以括弧内的作者按来表达出来。总而言之，就是以现代组织的概念来分析古代王朝的运行情况，进而得出一些有启示的结论。这中间的一个原则是力求避免单纯堆砌史料，注重分析。

组织自古有之，组织这个词汇是近代化的产物。广义上组织的概念是：由诸多要素按一定的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狭义的组织的概念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而管理学对组织的定义是：有明确的目标导向和精心设计的结构与有意识协调的活动系统，同时又同外部环境保持密切联系。毋庸置疑，组织的核心要素是人，并且需要层级（作者按：传统意义上分为上中下三层）来贯彻执行，同时，需要与外部的其他组织（作者按：系统）进行交互。

按罗宾斯《组织行为学》，他提出了进行组织设计需要考虑的六个关键问题：第一：把任务分解成相互独立的工作单元时，应细化到什么程度？（作者按：部门和职能）；第二：对工作单元进行合并组合的基础是什么？（作者按：便于控制？）第三：员工个人和群体向谁汇报工作？（作者按：命令链，信息链，信息在一个组织运行的路径）；第四：一名管理者可以有效指导多少员工？（控制跨度，作者按：人员数量与效率）；第五：决策权应放在哪一级？（集权与分权，作者按：管理层级）；第六：规章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可指导员工和管理者的行为？（正规化，作者按：组织文化和制度），以上六个逻辑思路是现代人能接受的逻辑，而对于古代来说，他们自己的逻辑与现代人的逻辑是有很大区别的，逻辑的形式即语言也是不同的，把古代的这种逻辑和语言翻译成现代的逻辑和语言会有助于了解历史和启迪智慧的。

世界上最难把握的是人，所谓画鬼容易画人难。关于人性，古先哲有人性本恶和人性本善两种说法，我比较倾向于人性本恶，关于人性本恶的论述首推荀子。而组织设计的基础正是基于人性来选择的，假设人性本恶可能是一切组织设计的原则。《荀子-性恶》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作者按：荀子主张人性恶用教育和法治来抑制）。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对其师的人性恶进一步做了具体的发挥和继承，《韩非子》一书中《爱臣》、《扬权》、《八奸》、《和氏》等等，无一不体现了对人性恶假设下的治国、用人策略。这是东方的人性恶假设的逻辑，西方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论李维》等写的则是西方逻辑下人性恶假设的政治思想杰作，《君主论》的名言之一是：？君主应该勇猛如狮子，狡猾似狐狸。这与《韩非子、功名》篇关于君主的论述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关于此的伟大著作诞生的时间点是一致的，韩非子是在战国末期封国制向以郡县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制的转变时期，马基雅维利则是欧洲资产阶级萌芽的文艺复兴时期，都是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剧烈变动的时期，也是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组织的核心要素是人，一切都是围绕人来展开的。组织的结构（层级）是组织演变的基础，没有结构层级，就无从谈论组织的演变。根据组织的结构层级，自然形成了一个外在的命令链和内在的利益链，这个命令链、利益链既有纵向的又有横向的，并且是随着形势而不断变动的。例如：明初的丞相制和后来的内阁制，这中间既有皇权相权制衡的命令链主导权的争夺及带来的利益变化（横向），又有六部乃至各省府、州、县隶属关系的变动及利益变化（纵向，中央和地方）；汉武帝时初设司隶校尉，使其“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作者按这里的大奸猾，指的就是国中郡中之豪强），这是横向的命令链和利益链的变动，仅限于中上层的变动。

历史上，几个主要朝代，除了秦、隋，每个朝代无不是两百三百年，这里只截取每个朝代的两个时间点的史料来进行论述，如：汉朝，以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初设司隶校尉和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即元帝即位第二年为两个代表性的时间点来选择史料，前一个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后一起则是西汉王朝衰落的开端，也是历代王朝三代之后逐渐走向没落的第一个例子，大致可以用宣帝的“柔仁好儒”来评价这个现象，唐明皇之后，宋仁宗之后，明嘉靖之后，这也是一个组织在经过创立发展的两个阶段后，其命令链、利益链在无法妥善应对内外变化时发生的矛盾导致的，也可以以朝代周期律来论之。古人早就认识到这种变化导致的矛盾，并有许多论述，如：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吕氏春秋-察今》刻舟求剑的寓言故事，这些可以归结为一个理论，中庸，《说文》对中的解释是内也，对庸的解释是更事也，即变更方法，中庸的本意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内部要有变化，而对中庸解释为无过无不及之意则始于程颐（宋明理学的创立者）的《中庸解义》：中者，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沿宋明理学而下，无不沿袭而用，以宋明理学之名，则成为仕进、朋党的中介。

之所以要写这个，是因为目前的矛盾都是源于组织的结构层级无法应对发生的大变化，首先是技术的大变化无法给组织带来明显的改变，相较于汉唐，他们对河套及西域的统治在命令链的传播上是漫长的，而现代，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进行命令的传达，汉唐之警情，需要数月，而现代，一天即可到达，到现在还在纠结于政令出不了内阁；其次是遇到了汉武帝初期一样的问题，垄断之利输于豪强（盐铁等），朝廷无法决定金融政策（铸币权分散），封国大郡恃强而骄对抗中央，以帝后（窦太后）为代表的国策相互抵牾；最后是上层与下层的割裂。

说了这么多，都是与个人无关的一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不研究技术形态，靠解读政策来炒股。历史是重复的，读懂了历史，就读懂了现代，就了解了走向。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信息就是权力，古代权力集中的途径之一是设置新的机构，把命令链集中到自己的手里面，因为有皇权的独裁，所以，集中起来相对容易一些，而现代，在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条件下，数据的大集中是另外一种相对容易施行的集权，这样不但可以减少组织的层级，还可以缩编利益链。

本篇算是前言，下一篇先从秦及先秦开始，限于资料，会做一个大致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