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先生生于年5月23日，卒于年4月25日，终年95岁。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五年了，然而他仍然活在我的心中，我十分怀念他。张先生德高望重，一流的人品与学问，永远是我们晚辈的楷模。

张岱年先生与郭齐勇先生

从两张表格看张先生的为人

张先生关爱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我曾于年写过一篇怀念张先生的文章，记录了我向张先生问学讨教的若干细节，收入陈来教授主编的《不息集——回忆张岱年先生》和我自己的随笔集《守先待后》中。那篇小文中所说的，不再赘述了。

近来无意中发现家中一个书柜保存的两包材料，一包是《熊十力师友弟子记调查表》，一包是《纪念熊十力先生学术讨论会登记表》，两表都是我于年制定，由打印社油印的。前一表寄发给熊先生的门生故旧，张先生十分认真地填写了，寄回时，他专门写了一信：

齐勇同志：

2月10日来信收到。编辑纪念熊先生的书，我完全赞同，当尽力支持。

计划出一本熊先生纪念论文集，甚好，非常必要，我当著文一篇。调查表寄上。

顺颂

春祺

张岱年

85，2，15

在调查表中，张先生填了自己的主要经历、学术著述等。在是否保留有熊先生著作栏，他填写道：

“保留有《新唯识论》《破破新唯识论》《体用论》《乾坤衍》等”。

在与熊先生的交往及思想与学术联系及分歧一栏，张先生写了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起曾访问熊先生。熊先生和我的关系是在师友之间，写信称他为子真先生前辈，自称后学。和他谈论主要是讨论中国哲学的特点及朱子、阳明、船山的要义。曾钦佩他关于体用不二的思想。但是我主要推崇古代的唯物论哲学，熊先生则始终不赞同唯物论，故在思想上有一定分歧。

在关于熊先论著编辑及推荐熊先生师友名单栏，张先生说：

“完全赞同编辑《论著集》等。熊先生朋友在世者已不多，有梁漱溟、张申府、贺麟等。已故的有林志钧、张颐、汤用彤等。熊先生的学生有牟宗三（香港）、张德钧（已故）等。河北省肃宁县有王葆元（字大涵），曾问学于熊先生。民族所王森（字森田）、民族学院韩镜清都是熊先生的学生。”

在张先生的提示与帮助下，我尽可能访问了一些健在的学者，并与王葆元先生有了通信联系。

后一张表，张先生认真填写于年6月22日，他当时说能参加年底黄冈熊十力会，拟提交字论文《忆熊子真先生》，拟写“年至年和熊十力先生晤谈的基本情况，略述对于熊先生哲学思想的感想。”张先生虽然因气候与身体原因未能出席黄冈会议，但请北大哲学系打印好份论文，提交给会议。张先生的大文，我们编入了会议论文集《玄圃论学集——熊十力生平与学术》，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张先生这一论文的手稿共六页，陈来先生于年寄我保存。

张岱年先生是学界的泰斗，知名大学者，且年时已有76岁的高龄，而我当时只是刚留校的青年助教，懵懵懂懂，做事鲁莽。他如此认真地对待外地一位青年的普通信件，仔细填写并寄来这两个表格，令我十分感动。于细微处见精神，由此可知张先生的为人。

年初，我写信给张先生，汇报了熊先生讨论会的情况。2月16日，张先生给我回信：

齐勇同志：

来信收到。熊先生讨论会开得成功，十分欣慰！俱赖各位同志的努力！

大作《熊十力及其哲学》写得很好，是难得的佳作，可喜可贺！

您想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特别是三、四十年代的哲学界做出平议，极好！我非常赞同！我尝说，三、四十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开花结果的年代，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哲学逐渐成熟的年代，众花齐放，落英缤纷，不宜简单化。民族资产阶级哲学不能说是反动思想，宜加以重视，加以整理。这应是当代哲学界的一项任务。

匆匆，言不尽意，顺颂

春祺

张岱年

86，2，16

从这封信中可见他对青年后学的鼎力支持，循循善诱，又可见他对我国现代思想史的宏观把握，高瞻远瞩，拨乱反正，具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意义。

张先生重视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创造转化

张先生对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全部，有极深的研究。如果要用今天常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来看，张先生是最早最具有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大家。当年在文化热中，张先生关于国民性和民族精神的演讲与文章，对我触动很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学界曾两度讨论国民性问题，受西方、日本影响，国内学界很多人竟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只是“劣根性”，没有“良根性”，实际上是把人类所有的丑恶都集中在中国人身上。面对文化虚无主义与自戕主义的思潮，张岱年先生多次发表文章与演讲，指出：人们总是说国民性中有劣根性，诚然如此，是否也有良根性呢？

“假如中华民族只有劣根性，那中华民族就没有在世界上存在的资格了，这就等于否定自己民族存在的价值……一个延续了五千余年的大民族，必定有一个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就是这个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

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有“良根性”，即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惯，“中华民族在亚洲东方能延续几千年，一定有它的精神支柱，沒有这些，中华民族早就灭亡了。”这个精神支柱，就是民族精神。张先生指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东方已经五千多年，过去的中国文明曾经对西方近代启蒙运动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难道几千年的文化创造都是要不得的东西吗？是祖先低能，还是子孙不肖呢？

张先生特重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创造性解读，而这两方面都与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息息相关，给予我们启发良多。

年10月28日，就“纪念熊十力先生学术讨论会”参会事宜，张岱年先生来函，并说“陈来同志论文已写出，他决定前往。如我亦参加，可由他陪同”。张先生认为：

“中国哲学中，与文化发展关系最密切的是关于价值的思想学说。古代虽没有价值观的名称，却有关于价值的学说。”

他肯定儒家强调道德价值的重要性。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好仁者无以尚之”（《论语里仁》），就是认为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即表明人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生命。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己者”（《孟子告子上》），这固有的价值即“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是天赋的，别人不能剝夺的。荀子虽不承认道德是天赋的，但也肯定人的价值在于“有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儒家确实是主张道德价值至上的。墨家肯定“天下之大利”、“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认为公共利益是最高的价值。墨家认为道德最高的准则是天下之大利，可以说是公利至上论。道家强调价值的相对性，可称为相对价值论。法家则完全否认道德的价值，可称为道德无用论。这是张先生对诸家价值观的基本定位。

年2月16日，张岱年先生来函，说“熊先生讨论会开得成功”，并鼓励说拙著“《熊十力及其哲学》写的很好”。张先生进一步指出：

“儒家‘义以为上’，把道德看作是最有价值的，同时又肯定人的价值，宣称‘天地之性人为贵’。墨家比较重视功用，把道德与功用结合起来。道家否认一切人为的价值，以自然而然为最高价值。法家专讲富国强兵，完全否定道德文化的价值。”

张先生区别了哲学的价值观与世俗的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的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为义与利的问题；二为力与德的问题。对义利问题，张先生指出其复杂的多层次含义，如公利与私利、道德理想与物质利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仔细分析，如他分别了儒墨具体文本所言“利”之中公利与私利的区别，又指出儒家并不反对追求公共利益。张先生详细分析了儒墨诸家的理论分歧，肯定张载、颜元等兼重义利的义利统一观，以及墨家、王充的德力并重的看法。

张先生在《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的长文中，对价值观作了详细讨论。他首先把价值观的主要问题分析为二：

一为价值的类型与层次的问题，二为价值的意义与标准的问题。就类型而言，真为认识的价值，善为行为的价值，美为艺术的价值。他又指出，人本身也有价值。人生的价值何在？如何生活才有价值？这是每一个自觉的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而人生价值问题也包含关于真善美的价值。

年2月2日，张岱年先生又来函鼓励我，说拙文“《熊十力传略》写得很好”。

他系统研究了春秋时代的三不朽说、孔子“义以为上”“仁者安仁”的道德至上论、墨子崇尚公利的功用价值论、孟子宣扬“天爵”“良贵”的人生价值论、道家“物无贵贱”的相对价值论、《易传》与荀子关于价值标准的学说、法家的道德无用论、董仲舒“莫重于义”的价值观、王充提倡“德力具足”的价值观、宋明理学的价值观、王夫之“珍生务义”的价值论等的见弊得失，最后对古代价值观做出总的评价。

他认为，两汉以后，儒家的价值观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思想。儒家肯定人的价值，强调道德的重要，对于传统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但在义利关系、德力关系上，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出现了严重的偏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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