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荀子的天人关系论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历来颇受学者们的重视。这些内容同儒家的传统思想差异很大，孔子和孟子的“天”都具有道德属性和一定的人格意义，人只能是“畏天命”“顺天”，唯恐“获罪于天”，但稷下道家的天人关系论却很不一样，且同荀子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曾在稷下“三为祭酒”，长期主导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对稷下的各派思想十分熟悉，以《管子》为主要代表的稷下道家亦称黄老道家，其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在稷下是主流，为荀子的天人关系论之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积累和思想资源。慎到、田骈、彭蒙、接子、环渊等稷下先生是稷下黄老道家的中坚人物，可惜他们的著作皆已佚失或仅存残篇，但从《庄子·天下》篇和残存的《慎子》等材料可以得知，他们都是主张“因天道”并反对任意作为的。

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四经》通常被认为是黄老道家的奠基之作。从这部出土佚籍的语言特征以及其思想同《管子》等稷下黄老道家思想的相似度和思想联系来看，我们认为此佚籍最有可能是稷下学宫初期来自南方楚地的学者们的著作。将帛书《黄帝四经》、《管子》和《荀子》三部著作的相关思想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很难否认三者之间在思想认识甚至是文字表达等方面存在着贯通和承袭，我们也由此可以肯定荀子天人关系论吸取了来自稷下学术的思想资源。从荀子的天人关系论反观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不但思想观点较为相似，而且用词都比较一致或接近。比如荀子那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名言，肯定了自然之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常”，这个天之“常”，在稷下道家的著作中很常见。帛书《黄帝四经·经法·道法》就有这样的文字。这里的“生杀”，指的是万物的萌生和衰亡，亦即自然万物的生命周期。

《黄帝四经》认为，天之“常”是不可违背的，人的活动必须遵循和顺应之，否则必会导致失败。帛书《黄帝四经》出土后，学者们发现其中的很多思想乃至文字表述同《国语·越语下》记述范蠡的思想有很高的相似度，研究者皆肯定两者之间存在着思想理论上的传承关系。帛书《黄帝四经》中“循天常”的思想在《国语·越语下》中就多次出现。此两书所谓的“天”都已是以日月、阴阳、四时、晦明等为内容的自然之天，都强调人事必须遵循天之“常”。这个天之“常”，在《管子》那里又有丰富和进一步的明确，而且更为接近荀子的思想。这里的“数”，是古代哲学的常用概念，用以表达确定不移的、合乎规律的、势必发生的趋势和结果，与“常”同义。这些理解和表述，同荀子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

值得重视的是，在《管子》对天之“常”的表述中，还包含有天不会为一人一物而有所改变的内容。意谓天时是没有目的性的，不会为了某一物的需要而提前到来，也不会为了照顾某一物而有所停留，天只是“行其所行”而已，万物自然而然地都会得到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不会有任何遗漏。天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不会有所偏爱;万物对人也是公平的，不会有所偏私。有的人生活得好，有的人生活得差，是由于人有巧拙之分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和天无关。有的人做事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原因只是在于他的行为是“顺天”还是“逆天”;顺应了天就会得到“天助”而发展顺利，违逆了天就会受到天的惩罚而走向失败。《管子》这里讲的“顺天”就是顺应天之“常”，即天地万物运行的固有规律，而不是顺从神秘的“天意”。

《管子》其实已经把“天命”“天意”转化为“天道”“天常”了，仅是尚未完全摆脱古老天命论的影响，还在沿用古老的叙述方式而已。天对待人也是无所偏爱和憎恶的，无论是汤那样的圣君还是桀那样的暴君，天都是我行我素，不会区别对待。《管子》的以上论说，已经明显地包含了天道不会干预人事、祸福治乱在人不在天的“天人之分”的思想，这是帛书《黄帝四经》中所没有的新内容，我们已经看不出这些思想同《荀子·天论》所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和“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③有多少区别了。所以，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荀子对稷下道家特别是《管子》中这些思想早已是耳熟能详且十分赞同，可谓不谋而合，他吸取这些思想并化为自己的主张，可谓水到渠成。《荀子》中出现了大量“天”字开头的双音节概念，如“天官”“天君”“天政”“天职”“天功”“天养”“天德”“天情”等，这种“天×”类的用语在稷下道家那里其实是十分流行的，而且渊源甚早。

稷下黄老道家的先驱者范蠡是大量使用这类用语的首创者，也是老子开创的推天道以明人事和人事效法天道的道家思维方式的最早践行者。“天道”在《老子》中虽多次论及，但还比较抽象和笼统，老子的天道其实只是一种供人学习和模拟的理想状态，效法这样的天道缺乏可操作性。范蠡继承了老子开创的这一思维方式，并引入“阴阳”的观念充实了“天道”的具体内容。范蠡说的“天道”就表现为阴阳赢缩消长的运动变化，这种运动变化的节律性就是他说的“天之常”，如前引《国语·越语下》“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范蠡强调人的行为特别是政治和军事活动必须符合“天时”“天道”，否则必定招致祸殃导致失败，由此他提出了“天×”系列的概念，如“天殃”“天应”“天节”“天极”“天地之刑”等，把抽象的天道还原为可以观察、把握的自然节律，使“顺天道”的原则具有了可操作性。稷下黄老道家传承了范蠡关于天道阴阳的思想并作为本学派的形上理论基础，“天×”系列的概念也得以在稷下流行，成为稷下道家天道观的一个鲜明特色和稳定的传统。

在稷下道家的奠基著作帛书《黄帝四经》中，“天×”系列概念的使用更为密集，其与范蠡的思想有显而易见的传承关系，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沿用了老子和范蠡的“天道”，增加了“天德”“天理”“天功”“天制”的概念，可以看作是对范蠡的“天道”概念的扩展并注入了道德、义理的因素。第二，沿用了范蠡的“天时”“天极”概念，并以“天当”“天度”扩展之，这是对范蠡之“天时”的细化，有利于对自然节律的观察和把握。第三，沿用了范蠡的“天殃”概念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天毁”“天诛”“天刑”等概念，在强调人事必须遵循天道的同时增加了警告的分量。《管子》基本上照搬了帛书《黄帝四经》的“天×”系列概念，增加了“天凶”“天赏”“天灾”“天祸”等概念以增强警告的语气，其与帛书《黄帝四经》的思想联系是十分清晰的。值得注意的是，《管子》中出现了“因天材，就地利”和“官天财”的提法，虽然说的是四时之政令民事和君主如何利用自然资源，但对荀子官天地、官万物的思想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以上这些材料表明，荀子大量使用“天×”系列概念并非突发奇想，也不是自己的独创，而是渊源有自。

荀子浸润于稷下学术多年，熟悉稷下学术的传统和习惯用语，他可以信手拈来这类语言用于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他的天人关系论离不开稷下学术提供的思想经验和学术滋养。《管子》是齐文化的结晶，齐文化中那种注重人为、积极进取的传统在《管子》中有集中的表现。顺应和效法天道是《管子》天人关系论的基调，但《管子》又在自然万物面前显示出一种很强的自信心和主动的精神。这里所谓“君万物”“君子使物”“圣人裁物”，并不是说只有“君子”和“圣人”才能做到，而是提倡一种信心和追求，只要人们足够努力，就都能像君子、圣人那样“使物”“裁物”。这里所谓“执一”“得一”的“一”都是指的哲学上的最高本体“道”。《管子》的作者认为，人一旦掌握了“道”(“得道”)，便站在了与天地、日月一样的高度，获得了“君万物”即超越万物从而掌握万物的地位和能力。《管子》这里所谓的“使物”“裁物”，显然说的是利用万物为人类造福，不宜被拔高为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主宰万物。

《管子》“君万物”“使物”“裁物”的思想鲜明地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一种极有价值的创见，对于荀子的天人关系论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很明显，荀子的“假物”“役物”同《管子》的“使物”“裁物”，无论从语言表述还是从思想含义来看，两者之间的一致性都是十分清楚的，即使把《管子》的这些话语放在《荀子》中，也不会给人以任何违和之感。荀子吸取了《管子》的这些思想，并把它推进了关键一步，用这种对待“物”的态度来对待“天”，把“君万物”升格为“官天地”。这里的“材官万物”同《管子》的“君万物”是同一个意思，“材官”二字明确地表达了把万物视为“材”而“官”之的思想，也就是使万物为人类所用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将万物视为上天对人类恩赐的看法是由来已久且相当普遍的，这实际上是把万物视为人类的生活资源，荀子最早把这种自发形成的观念理论化。荀子把万物看成是人类的财富。

在他看来，万物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提供生活所需，人类为了自己的需求而自由取用自然资源是天经地义的事。荀子认为人贵于万物是由于唯独人具有道德属性。荀子还认为人高于万物的另一个原因是人可以组成社群，从而获得了役使万物的能力，因而人类有资格、有能力“财万物”“材万物”，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大天而思之”“从天而颂之”正是古老的天命论表现，这种观念把充满能动性的“人”搁置在一边，忘记了万物乃是人类的物质资源的事实，故曰“失万物之情”。“物畜而制之”即是把“天”(天地万物)视为普通之“物”而“役”之、“使”之、“材官”之，也就是《管子》所说的“使之”“裁之”。

结语

《荀子》和《管子》的天人关系论有着很高的相似度，两者之间的理论联系是十分清晰的，我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论:荀子的天人关系论有对《管子》相关思想的借鉴和吸取，《管子》可谓《荀子》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