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一个地处中国西北边睡的落后小国开始实行改革,年后,这个国家兼并了6个强大的对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的大帝国秦朝。然而,这场改革的领导者商鞅却以“叛国罪”被处死而车裂

历史上对于商鞅的评价也是毁誉参半。《战国策》对此人的评论是“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則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说商鞅执法敢于不避贵势,这是上下奉公守法的重要原因。然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是:“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公子,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说他生性刻薄,而且言词浮夸、冷酷无情,最终落得一个恶名!

那么,锐意进取的改革者和冷血无情的骗子,哪一个才是商鞅的真实面目呢?

商鞅变法前的秦国

秦国在春秋初期,经济生产和社会制度一直落后于东方各国。春秋末期,秦国已使用铁制农具,经济发展很快。秦孝公即位后,决心励精图治,实行改革图强,于是下令招贤。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型期,由于铁制农具的推广,导致奴隶主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所代香。各国纷纷变法,如魏国的李悝变法、吴国的吴起变法等

商鞅其人

商鞅姓公孙,本是魏国人。他“少好刑名之学”,钻研以法治国,后为魏国宰相公叔痤家臣。公叔痤临死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少有奇才,可任为相。”然后又补充说:“王既不用公孙鞅,必杀之,勿令出境魏惠王走后,公叔痤良心发现,于是找来公孙鞅,劝他马上离开魏国。可是公孙鞅却说:“魏惠王既然不肯听从您的举荐任用我,又怎么会听从您的劝告杀害我呢?”于是,他没有离开魏国,而魏惠王也正如他所料,认为那只是宰相病重时说的胡话。

后来,商鞅听说秦孝公雄才大略,便带着他的法家主张到秦国。通过宦官景监的关系,商软三次觐见秦孝公,畅谈变法治国之策,秦孝公大喜。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

南门立木

根据史料记载,秦孝公继位与商鞅变法几乎在同一日时间,各种说法前后相差也就一两年。也就是说,这位21岁的新君想要让一位外国人给新接手的国家动一次大手术。面对这种情况,商鞅对秦孝公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重农业;要想把国家治好,必须赏罚分明。首先朝廷要有威信,之后一切改革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完全同意商鞅的主张。于是,商鞅就演了一出“南门立木”,以此来取信于民。应募者及时、如数地得到了赏金,很快造成了轰动效应

老百姓都知道左庶长的政令不含。商鞅见社会舆论的效果很好,就把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

变法的效果

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在对外战争中,秦国接连取得胜利,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秦孝公还与魏惠王会盟,提高了秦国的政治地位。秦国用武力逐步占有了土地肥沃的巴蜀和盛产牛马的西北地区,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国力进一步增强。

成绩与危机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荀子、韩非、李斯也都曾经盛赞商君的功绩。然而,变法也出现了“宗室贵戚多怨望者”的局面。由于商鞅变法触动了贵族的利益,而商鞅又执法严厉,因此引起了秦国贵族的怨恨。这当中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其中,最典型的要数商鞅与太子的冲突。变法时,太子犯法。商鞅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对其太傅公子度施以割鼻之刑、老师公孙贾处以墨刑,从而为商鞅的悲剧理下了伏笔。

商鞅在成绩面前也有些飘飘然,他得意地问赵良:“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毂大夫贤?”但他毕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还是敏锐地察觉到潛在的危机,所以才来向赵良求教。赵良分析说:“五毂大夫对内实行教化对外实行仁政,所以八方少数民族都来朝见;他死后,秦国男女痛哭流涕,儿童不唱歌来倬念他,这就是他的德行行。

之后,他又为商鞅分析了当前的危机:第一,“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峻刑,是积怨蓄祸也”;第二,“君又南面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说他得罪太傅、威逼贵族和伤残百姓,这些都是不得人心的。对此,他提出了相应的化解办法,即归还得到的倒位和封地,过隐居生活。但是商驶放不下荣华富贵,听不进赵赵良的劝告。

商鞅之死

由于商君之法太过刻薄寡恩,与秦国贵族的积怨太深;又设连坐之法,老百姓也不欢迎。秦孝公死后,太子惠文王即位,太傅公子虔算旧账,告商鞅谋反。商鞅害怕,逃至边关,欲投宿旅店。结果因他未能出示证件,店家害怕“连坐”而不敢留宿,正是“作法自毙”;商鞅又欲逃往魏国,但魏人因他曾背信攻破魏师,亦不肯收留,还要抓他遣返秦国。商鞅只好回到封地商邑,发兵出击郑国以求自保,结果被秦国发兵击破,杀死于渑池。商鞅死后,又被秦惠王处以“车裂之刑”,灭商君之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