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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建立后，如何处理好君民关系以实现李唐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统治者必须解答而且必须答好的政治课题。

唐太宗以史为鉴，明智地认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君主的地位系于国之存亡，国家的盛衰系于民众之苦乐。他从四个角度论证了民本论及贯彻重民政策的重要性：

其一，立君为民。

《尚书》中就有天佑下民而作君师说。立君为民，君为民主，这个思想一直是公认的“设君之道”。荀子说：“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唐太宗认同这种说法，他说：“天之助民，乃是常道。”天立君的目的是让君主作民之主，为民之父母，因此爱民养民是为君之第一要义。唐太宗赞同“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的观点。这种思想在充分肯定天下应由君主一人主宰的前提下，承认君主必须为天下众生谋福利，必须以安定民生为政治大本，而不能利用权势地位谋取个人利益，更不能横征暴敛，肆无忌惮地剥夺民众，安享天下的供奉。君主“不恤民事”属失道之举，严重者将丧失为君的条件。天下为公、立君为民的“设君之道”，既是民本论的重要命题之一，又是论证有关君主规范的主要依据。

其二，民养君。

《论语》中即有富民足君之说。其实这种思想有更为古老的渊源。“百姓足，孰与不足！”这是隋唐帝王论及重民政策时常说的一句话。唐太宗深知“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民众是赋役之源，国家财政依赖民众，所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承认民养君这一客观事实，循着君主与国家、国家与财政、财政与社会生产、社会生产与民众的关系链，推及民众在君主政治中的基础作用，这是传统治国论中民本思想的基石。

其三，民择君。

唐太宗说，“天子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荀子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这是自先秦以来获得大众共识的政治理念。唐太宗认为，民众是一支令人敬畏的政治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他们把帝王君临天下比作以腐朽的缰索驭使“六驾马车”，随时会索绝马逸，车毁人亡，怎不叫人心惊胆战。君主治民必须敬之畏之，谨之慎之，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中国古代社会，民众暴动、弃君择君是王权再造机制中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是促进王朝更替和君主政治自我改造与向更高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因。历史一再重现的民众载舟覆舟的经验教训，使得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治理民众问题事关国家兴亡、君主安危，所以是政治之本。能够将民众治理上升到如此高度来认识者，在历代最咼统治者中，唐太宗属于凤毛麟角中的最清醒者。

其四，民归于君。

自先秦以来，君民一体就是民本论的主要论点之一。君有赖于民，而民归于君，二者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差别和矛盾，又有和谐统一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唐太宗认为，“天下无不可理之民”，治乱兴亡之机把握在君主手里。他根据自己在隋唐兴替之际的亲身体验，发现即使在天下动荡时期，民众之中“欲背主为乱者”也是极少数，有野心谋夺天下者更是少而又少。尽管天下大乱，民众仍然“思归有道”，可见导致动乱的主要原因是“人君不能安之”，民众最终要归顺于某个君主，谁实行王道仁政，谁就可以赢得民心，所谓“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唐太宗还从历史的教训和亲身的体验中得到这样一个重要经验：“得民心者得天下”，“王者之兴，必乘衰乱”，“天下嗷嗷，新主之资”。当此之际，谁实行重民政策，谁得民心，谁就能夺取天下，进而巩固政权。

在取得政权的过程中，李世民深刻感受到，民是“治乱之本源”，君如舟，民如水，民载舟还是覆舟，取决于君主的政治举措是否得当。“民可亲近，不可卑贱轻下，令其失分则人怀怨，则事上之心不固矣。民惟邦国之本，本固则邦国宁，言在上不可使人怨也。”因此，在做了皇帝后，唐太宗不仅确定了“治天下者，以人为本”的政治方略，还提出了系统的重民政策原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君主无为。

唐太宗主张“为政之本，贵在无为”把君主无为奉为最高的德治典范。作为治民方略的无为论，强调一个“静”字。治民犹如防水，“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千万不要把民众这潭水激成冲决堤防、颠覆舟船的狂涛巨浪。实现“静”的关键是“君能清净”“俭以息人”，即顺应自然规律，节制个人欲望，尽量减少对农事的干扰和对庶民的索取，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具体做法是尚节俭、慎用兵、薄赋敛、轻刑罚等。

二是施惠于民。

唐太宗主张君主必须体察民情，顺应民心，关心民痍，以德政施惠于民。如此施政，一可缓和君欲与民欲的矛盾。“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二者之间有矛盾。解决矛盾的方法是君主“节己以顺人”，千万不能“损百姓以适其欲”。二可调整国富与民富的矛盾。“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此“贮积者固是有国之常事，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横征暴敛，只会激起民怨，导致君富而国亡。

三是不竭民力。

“悦以使人，不竭民力”是唐太宗重民政策的基石，其核心内容是节制劳役征发和赋税征收。国家征收赋役的数量不能超过民众的承受能力，否则“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唐太宗以形象的比喻揭示了这个政策原则的思维逻辑：马“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休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君民关系犹如人马关系，君重民犹如人重马。民是赋役的人格化，君主不竭民力，才能年年向民众索取源源不绝的赋役。

四是以农为本。

在传统农本社会中，农业发展与否关系国家的兴亡与民众的稳定。从《贞观政要?务农》《帝范?务农》等文献的记载来看，农为政本论的主要依据有三：（1）食乃民天，农业的丰歉会直接影响民生，进而影响政治的盛衰安危。（2）农业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农业的兴衰关系到财政的盈亏和国家的强弱。（3）务农与赏罚一样是“制俗之机”，民众一心务农则性格淳朴，遵守礼义，否则就会贪残、骄逸。因此，重农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而且还是一项重要的化民之术。正如唐太宗所说：“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五是调整官民关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为，官吏贪赃枉法、鱼肉百姓是导致隋末民溃民乱的重要原因，因此自觉把限制官僚法外侵民作为施政重点之一。唐太宗在《金镜》等文中曾发出“民乐则官苦，官乐则民劳”的感慨，清醒地认识到调整官民矛盾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的重民政策，唐太宗慎选临民官，并以行政、监察、立法、司法手段整饬吏治，严肃风纪，限制官僚豪强法外侵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意味着改变官民之间的主从关系。唐太宗明确表示：绝对不容许“百姓强而凌官吏”。

唐太宗通过对传统的民本思想的总结升华和面向实际的施政实践，把传统民本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重民政策在唐初施政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为开创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做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民本论不是君主政治的对立物，而应是统治者执政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