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孔子和他的孙子子思，都认为有一个所谓的“道”。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而子思则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后来，唐朝的大文学家韩愈，不但承认这个所谓的“道”，而且还认为有一个所谓的“道统”。他说，尧把这个“道”传给舜，而舜又把这个“道”传给禹，禹则把这个“道”传给文王、武王和周公，而文王、武王和周公则把这个“道”传给孔子，最后孔子再把这个“道”传给孟子。孟子很不幸，到他却无人可传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统”。而韩愈说这个话的言外之意是说，他上乘孟子得到了这个“道”。韩愈所谓的“道”，是指“仁义”。我不知道韩愈是否真的从孟子那里得到了这个“道”，可是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在写作上确实受到了孟子的影响。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鲁国邹城人。庄子《天下篇》里所说“邹鲁之士”，“鲁”即指孔子之徒，而“邹”即指孟子之徒。孟子之生，上距孔子之死，尚有百有余年，自然无法师从孔子。然而，孟子却自称是孔子的“私淑弟子”。可是，事过情迁，时移世易，孟子的思想已与孔子的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当孔子还梦想着恢复西周初年的封建制度时，孟子已经开始主张天下的重新统一。不过，此时的孟子还是对西周初期的“井田制”有无限的怀念。后来，西汉末年的王莽曾一度实行过“井田制”，结果却一败涂地。当孔子还以“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为行为准则时，孟子已经受到战国时期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的影响，利用他“辩才无碍”的本领，四处游说诸侯。他与纵横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纵横家以利益诱惑诸侯，而他却以仁义游说诸侯；纵横家以个人权势为目的，而他却以天下归仁为皈依。因此，他不断声明“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当孔子还在强调“君君、臣臣”的秩序时，孟子早已高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甚至还宣称“武王伐纣”只不过是“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难怪洪武皇帝朱元璋要搞个删节本的《孟子》，还把他从孔庙里赶出来，不准他给孔夫子配享，吃冷猪肉。

这些无一不显示了儒学的发展，无一不昭示了孟子在思想观念上的“与时俱进”。除了“辩才无碍”，孟子的语言又往往多刺：他对梁惠王说“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魏国不就是与韩、赵“三家分晋”而来的么？他又对梁惠王说“王好战，请以战喻”，这不是明说梁惠王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君么？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

孟子与孔子的出身也不同，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立场会有些不同。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孔子虽然出身没落贵族，然而，到底还是贵族，纵然没有贵族的财富，至少还有贵族的架子。所以，当他的弟子樊迟向他请教种庄稼和种树苗的问题，他还要在背后嘲笑樊迟。孟子则不是贵族，就连没落贵族也不沾边儿。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在梁惠王和齐宣王面前劝课农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孔子与孟子虽有如此多的不同，然而，他们身上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即“自我觉醒”。孔子在周游列国途中，在卫国的匡地被包围，弟子们都很害怕，他却说：“自周文王死后，治理国家的办法经过我的研究，不是保存在我这儿吗？除非天下真不要太平了，后世的人再也过不上太平日子了，否则，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后来，离开卫国，孔子又带领一班弟子来到宋国，结果又被宋国的司马桓魋带领兵马包围，还要杀孔子。弟子都劝他赶快逃命，而他却说：“我有我的事业，上天会保佑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呢？”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知天命”即是“自我觉醒”。

孟子也是如此。鲁平公将要去见孟子，却遭到他的宠臣臧仓的阻挠。当他的弟子将这件事告诉他时，孟子却说：“鲁侯不来见我，是天意。臧仓那个小子怎么能阻止我与鲁侯相见呢？”面对战国的乱局，不被国君重用，他放言道：“看来老天爷还是不想让天下太平。如果想让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会有谁呢？”这不仅仅是自信，而是知道有天命在己身。

孟子辩才无碍，其文章如“矫若惊龙，尖若利刃。”先秦诸子的文章大都“文以载道”。后来，西汉末年的扬雄说“文章小道，壮夫不为。”大概，扬雄所谓“文章”并非指先秦诸子之文章，而是西汉以来之辞赋。

孔孟都想以“仁义道德”的王道来代替“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结果都无功而返。反倒是“外儒内法”的荀子的主张被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孔子主要在个人修养上泽被后世，而一身“浩然之气”的孟子，则只能利用他的纵横捭阖吐一口气，并以之泽被后世的文学家，比如韩愈与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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