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堂

在这个时代，要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对于这个问题，余英时认为，我们“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回忆过往，未能终日乾乾，兀兀穷年，常有马齿徒增的焦虑与慨叹。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来日自当一改陋习，孳孳矻矻，以期有所进益，尽力完成自我。

过去的两年写的教学札记只有三十三篇，二十五万余字。现在对这三十三篇札记作一回顾，总结其中的得与失。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教育急切地需要哲学的指导和心理学的支撑，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对这个方面的阅读、思考，少之又少，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仅有的一篇《我们的教育理念》，也是对前些年的思考的一个简短的总结。如今看来，当初对于德育的能力，似乎颇为乐观了。佟雪峰《论德育的能力限度》认为，“道德可教与其说是一种事实，不如说主要是一种信念。德育的存在并不能证明道德可教”，“尽管德育对个体道德表现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但德育不能也不应该做出这样的承诺：在自然状况下，受到道德教育的学生一定会表现出某种适当的道德行为，无论这种德育多么成功。这就是德育的能力限度”。这些观点虽然让人沮丧，但发聋振聩。

《古代诗歌里的反衬手法》一文，是在一次试卷讲评时写的，古代诗歌的反衬的类型较多，有情景衬、动静衬、虚实衬、明暗衬等，“有一种或许不被人们所重视，但常为诗人们运用，这便是以自然景象的壮阔反衬主体的渺小，以此表现抒情主人公的孤苦无依的心境”。

《小说阅读之叙事视角专题》，写得最辛苦，前后断断续续，大概有几个月，才勉强对叙事视角有个基本的把握。前段时间在讲小说时，又看了一些叙事学的著作，感觉把叙事视角讲得更透彻些了。高中阶段小说阅读对于“视角”的考查，其实考查的是一种“声音+视角”的复合型概念。关于叙事人称：

人称的实质，是叙述者与其所叙故事之间有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叙述者以什么身份来讲述故事。这种关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内，以故事中人物的身份来讲述故事；一种是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外，以故事外的身份讲述故事。

因此，第一人称叙事与第三人称叙事的实质性区别就在于二者与作品塑造的那个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不同。第一人称叙述者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中，和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物一样，他也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而第三人称叙述者，却是置身于这个虚构的艺术世界之外的。

《鸿门宴备课札记》其实是根据王立群讲史记写的，利用了《史记》文本的互见法，对人物的形象的不同侧面作了些补充，让学生能对文本有更深入的理解。这种方法在讲《廉颇蔺相如列传》时，也有所运用、拓展。比如渑池好会，杨宽《战国史》认为，“秦国为了专力攻楚起见，秦昭王曾和赵惠文王在渑池相会修好，秦、赵间暂时停止了战争。秦便调派白起大举攻楚，攻下了鄢、邓等五城。次年，秦国便攻取了楚都鄢郢，接着又东攻到竟陵，南攻到洞庭湖和沿洞庭湖的江南地，建立为南郡”。（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如有此认识，那么也就明白了钱钟书的观点，《管锥编》第一册认为，“按此（即《廉颇蔺相如列传》）亦《史记》中迥出之篇，有声有色，或多本于马迁之增饰渲染，未必信实有征”，“武億《授堂文钞》卷四《蔺相如渑池之会》深为赵王危之，有曰：‘殆哉！此以其君为试也！’又曰：‘乃匹夫能无惧之所为，适以成之，而后遂啧然叹奇也！’其论事理甚当，然窃恐为马迁所弄而枉替古人担忧耳”。（三联，年，第页）遗憾的是，对于五国伐齐，在整理史料时，在描绘了五国伐齐后，对于各国动机进行梳理时，由于牵连甚广，最终没有写成，以致整个备课札记没有写好，这只有留待来日，根据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把战国史的轮廓大致描述出来，然后把故事放在整个时代的框架中去观察，更有立体感。

《诗经·卫风·氓解读》，能有意识地引用陈东原、杨宽、钱钟书等人的著作相关论述，对“氓”的身份，对当时“礼教初形成”的时代，以及对“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句等的理解比以前更深入些。这种方法在《离骚解读》、《孔雀东南飞解读》这些札记里都有体现，《离骚解读》，首次备课时以游国恩主编的《离骚纂义》为主，兼采汪瑗《楚辞集解》、马茂元《楚辞选》，然而感觉有未尽意处，第二次便以李大明主编的《楚辞集校集释》为主，援引近人几十条意见。《孔雀东南飞解读》是一篇资料汇编性质的札记，所搜罗的资料较多，共计三十二种，相比以前，在资料的占有上可谓更上一层楼。但不无遗憾的是，根据日本佐藤大志《乐府学研究论著索引》，还有大量的资料不能查阅，遂感慨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兰亭集序解读》一文梳理了文章情感变化的内在脉络，探究了王羲之为何否定庄子的生死观。对于王羲之为何否定庄子生死观的解释，主要是采用陈寅恪“王羲之天师道信徒”的宗教信仰的观点。得知陈寅恪的这个论述，记得是当年读陈引驰讲庄子时，陈纪驰谈及陈寅恪、钱志熙等人的观点，促使我找来陈、钱两人的著作来看。在备《兰亭集序》时，稍显遗憾的是，对文章有些句子的理解，未能通透，对此只好留待来日了。

《赤壁赋“知不可乎骤得”之“骤”字何解》认为，“‘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两句，当是游仙思想的表现”，“这种游仙的境界，自然是‘看似超脱现实却并不现实的幻想境界’，既然是幻想境界，自然不可能实现。因此，如果把‘骤’解释为‘屡次’，那么便不合理了。一次都不可能实现，遑论屡次”，“‘知不可乎骤得’之‘骤’，应解释为‘暴疾’，即‘突然’”。《归园田居（其一）“守拙”、“自然”的理解》一文引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句以及《庄子·天地》关于“机心”的论述，把“守拙”阐发为“此‘拙’乃相对于世俗之‘机巧’而言，‘守拙’意谓保持自身纯朴之本性（自世俗看来为愚拙），而不同流合污”。关于“自然”一词的解释，同样也是引用袁行霈的阐发，认为“陶渊明所谓‘自然’不是近代所谓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而是一个来自老、庄、郭象的哲学范畴，指的是一种自在的状态。他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犹如一座山、一株树、一只鸟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着”。读古代的作品，音韵学训诂学这些都是基本功，奈何在这些方面毫无基础，以期在未来能有所进益。

《寡人之于国也之孟子介绍》、《寡人之于国也解读》两文互为表里，前一篇主要采用杨泽波《孟子评传》，把孟子所处时代的情形、孟子的政治思想、孟子见梁惠王的背景一一勾勒出来，从而让学生能够把《寡人之于国也》放到孟子的时代、孟子政治思想体系里去把握、理解。这样的方法，在后来《荀子思想的一个简介》、《韩愈的时代和他的思想》、《贾谊思想的一个简介》、《过秦论史实补充》等文章里，也都有运用。

《年—年高考全国卷文言文选材范围分析》一文对于全国卷文言文选材范围进行了统计分析，选材范围及变化情况如下：

①年—年十年高考，全国卷文言文共17篇，选材偏重于汉魏六朝时期的史书，只有年《旧唐书·裴矩传》、年Ⅱ卷《欧阳文忠公集·桑怿传》、年Ⅱ卷《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年Ⅰ卷《宋史·廖刚传》四篇不属于本阶段。

②年—年高考，全国卷文言文共17篇，选材偏重唐以降的史书，只有年大纲卷《宋书·杜惠度传》、年Ⅱ卷《北史·来护儿传》两篇不属于本阶段。

③年—年高考，全国卷文言文共12篇，选材偏重于汉魏六朝时期，只有年Ⅲ卷《宋史·许将传》、年Ⅲ卷《宋史·范纯礼传》两篇不属于本阶段。

最近统计了—年十年间高考全国卷文言文词语的频率，打算做一个高频词与重难词的注释。

《古代诗文里的反用典故》一文，结合一些常见的例子，对诗歌里反用典故这一手法进行了分析。用典是常见的手法，而反用典故是一个难点，这个资料对于突破这个难点，还是有用的。希望以后在这些方面能够多做一些。

《韩愈的时代和他的思想》梳理了韩愈的时代的基本情形，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文化领域佛教昌盛、儒学衰极；描述了韩愈在知识、思想与信仰领域的抱负，即夸张地虚构的一个所谓“道统”中，重新叙述历史，以支持他们新思想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并赢回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的主导地位，即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描绘了当时太学学风的堕落，梳理了韩愈的教育思想，韩愈认为，先王施教的目的就是让人懂得仁义道德，即封建社会的人伦道德规范。《师说》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此三项中，自然尤以传道为主要。韩愈之所谓‘道’，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孟子之后而不得其传焉的道”。这样，便能对《师说》的创作意图有了更为立体、丰富的把握与理解。

《贾谊思想的一个简介》，对贾谊“以民为本”、“礼治思想”、“法家灭秦”、“不主张废除封建制”等思想进行了梳理。《过秦论史实补充》对于秦孝公身处的秦国的情形，以及任用商君变法等方面的情形进行了梳理。

《李白蜀道难主题的理解》一文回答了《蜀道难》的创作意图为何的问题。主要是采用安旗研究李白的成果：

愚意以为《蜀道难》须与初人长安之行联系考察，则其庐山真面目自然呈现，无待臆测。太白自弱龄即已心许明时，然自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以来，虽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皆无所遇，故每有失路之叹。尤以此次入长安之遭遇最为难堪。虽已至天子足下，然君门九重，君堂千里。卿相实无荐贤之心，诸侯惟有嗟来之食。贵公子既欺之于前，五陵豪又辱之于后。始终徘徊巍阙之下，不得其门而入。故时结幽思，屡兴浩叹，甚至沦为斗鸡赌狗之徒，实亦因愤濾至极，不得已而为之……窃考以山川险阻喻仕途坎坷，其来有自，唐人诗作中尤屡见不鲜。惟他人多用明喻或暗喻，此诗则纯用借喻。借喻之法，所喻之事物悉皆隐去，而径写喻本身，故尤为深曲。……兹以《蜀道难》为借蜀道艰难喻仕途坎坷之说，不过恢复其本来面目而已。蜀道之旅，初入长安之行也；诗中旅人，太白自拟也。

《白居易的一个简介》对白居易“任左拾遗时的心态”、“文学思想及创作的影响”、“被贬江州及贬后心态的转变”等方面进行了一个简略的梳理，这样的梳理对于《琵琶行》文本的理解，是很有用的。白居易在唐宋士人心态的转变上是一大关捩，年写的《试论唐宋士风的转变》，便涉及这一话题。以后可以继续用功，把这一问题做得更通透些。

《马嵬（其二）所涉史实补充》对“杨氏由寿王妃到杨贵妃”、“杨贵妃与唐玄宗的爱情”、“太子李亨与杨国忠的矛盾”、“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太上皇晚年的处境”等方面，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作了梳理。后来在讲白居易《长恨歌》时，又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贵妃兄弟姊妹所受恩遇”，写成了《长恨歌所涉史实补充》。李杨的话题，以后还可以深入挖掘一下，再结合历代写李杨爱情的诗歌，做一个专题。

《唐才子传·王勃》校笺》，为备课计，选取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王勃部分一读，梳理王勃生平。王勃，绛州龙门人。生卒年，据傅璇琮考证，当系生于永徽元年（六五O），卒于上元三年（六七六），年二十七岁。傅璇琮把《滕王阁序》系年于上元二年，是年，王勃二十六岁。

关于《滕王阁序解读》这篇札记，当时做完后，即有如此感慨，兹录于下：

此次讲《滕王阁序》，重新备课一遍。用了常见的几种《古文观止》，如阙勋吾等编的岳麓书社版的《古文观止》，钟基等编的中华书局版的《古文观止》，阴法鲁编的北大版的《古文观止》以及台湾三民书局谢冰莹待编的《新译古文观止》，另外，也用了刘盼遂、郭预衡的《中国历代散文选》，以及王力《古代汉语》、郭锡良《古代汉语》，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谭家健主编的《历代骈文名篇注析》，高步瀛《唐宋文举要》，陈小平《高中语文语义研究》等。其中《古文观止》明显感觉好的有阙勋吾、谢冰莹两家，古代汉语如郭锡良的注解相较于王力版的要好些。刘郭、朱东润、谭家健、高步瀛几家也让人受益良多。总体的感觉，是《古文观止》的几种译注竟然不如《古代汉语》教材的注解，另外，朱东润《作品选》真是经典。备课时把上面几种书对《滕王阁序》的注解，一种一种地看，做笔记，然后再汇聚在一起，笔记有四万余字，然后进行辨析，前前后后有十余天，着实十分辛苦。但看着做了这么一个备课札记，主要是前人成果的荟萃，雪堂只是把他们聚在此处，用于授课。至于文本其他方面的解读，只好有待于来日。

《滕王阁序典故解》系统地梳理了《滕王阁序》里出现的典故。当初做这个，是因为《滕王阁序》的典故太多，讲课途中如果穿插着介绍这些典故，既费时，课堂结构又被损坏了。于是就想着能不能把这些典故先系统地做出来，于是有了这篇《滕王阁序典故解》札记。

《晋书·李密传校译》主要利用《华阳国志》、《三国志》对《晋书·李密传》作一校译，经过校译发现，对于李密“辞不赴命”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供养无主”，而不是为了向蜀尽忠而拒绝晋武帝的征召。因为《晋书·李密传》里明确记载了李密后来赴任后，“密有才能，常望内转，而朝廷无援，乃迁汉中太守，自以失分怀怨”，李密在仕途上是有抱负的。

《李后主生平介绍》是根据赵晓岚讲李煜写成的，对南唐、李后主即位以及投降后的悲惨遭遇作了梳理。有此梳理，能对李后主的生平了然于胸，有此了然，必然会对王国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这些论述，有感性的认知。

《杜牧阿房宫赋备课札记》,相较于年的同题札记写得更详细一点，但对于授课效果似乎帮助不大，这一点也值得注意，面面俱到并非好事，有时简要一点，才能提要钩玄。

《阿房宫赋“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句理解》、《对古代汉语“状语后置”说法的质疑》是讲《阿房宫赋》时，有了困惑，然后看书，所做出的两篇札记。《礼记·学记》“教学相长也”，诚不我欺也。

《白居易的符离之恋与长恨歌》对白居易的符离之恋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关于白居易的符离之恋与《长恨歌》间的关系，钟来因《长恨歌的创作心理与创作契机》认为：

三十五岁未婚的白居易，他与湘灵想好有十多年了，他深深地爱着湘灵，可是他又深知他无法与湘灵结合，所以怀着绵绵长恨。这种郁结的感情，正好借《长恨歌》得到一次倾注、发泄的机会。但是，我们却不能简单地认为《长恨歌》是白居易“私情”勃发。……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长恨歌》最精彩的部分也在后半部“长恨”，这种隐奥，与白居易对湘灵的感情是有关系的。

这篇札记写得很艰辛，原因在于白居易的一些诗歌的系年，几种资料往往不一致，所以只能选取一些几家系年相同的诗歌进行论述。

两年来，在教育管理方面用功较少，在文本解读方面，多发现而少发明，多资料汇编而少灵心善感，这些不足，只有留待来日继续努力，或有所进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