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耀宗博士

摘要

在作为事件史的五四运动背景下，国文成为一个思想话题，但是国文在社会实践逻辑上和思想文化逻辑上在后五四时代形成了一个思想史的差异格局，正是这种差异格局造成了学术史的重峦叠嶂，造成了新旧交替历史叙事中的褶皱。大一国文是现代教育体制中的新事物，在“过去的整体化”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在晚清以来国学等问题的延长线上。在大一国文相关的文言写作、“部颁大学国文选目”的讨论中，显示出后五四时代言新容易、言旧则很难的基本思想语境。同时，在现实的政党政治和社会变迁背景下，文言与白话等问题不仅没有一清二楚地交接转换，而是又与新的文化政治紧密关联。最后，大一国文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如何阅读文本的问题。这里涉及如何处理传统笺注的问题，也涉及文化记忆的多层次性问题。文化记忆的多层次是历史实践和个体经验共同促成的，文化记忆越复杂，其呈现的思想张力越大。

关键词

大一国文；文化政治；文言写作；阅读史

五四运动无疑已经成为20世纪中国具有事件史意义的历史分期标准，它最重要的划时代意义之一在于塑造了现代中国人一系列的思想模式。王汎森认为：“‘五四’这种改变历史的重大运动，它摇撼了每一面，把每一块石头都翻动了一下，即使要放回原来的地方，往往也是经过一番思考后再放回去。而且从此之后，古今乃至未来事件的评价、建构方式，每每都要跟着改变。”在国文问题上当然也不例外。国文在晚清以来成为一个不断被讨论的问题。对于国文这个名称，叶圣陶曾经解释：“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这个名称是从一九四九年下半年用起来的。解放以前，这个学科的名称，小学叫‘国语’，中学叫‘国文’，解放以后才统称‘语文’。”带着“国字头”的名称，某种意义上都避免不了自带民族主义的意义，国文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锚定其基本意义和价值的。年蒋维乔就观察到：“爱国、救国、合群、自立等名词，摇笔即来，几于无一题不用，无一篇不同。”学生、青年、读者、国民和现代人等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互相转换的概念，这些词语在后五四时代被赋予了一种与旧时代告别的意义。在很多人的思想世界里面，国文的教育不仅仅担负着具体的知识授予，而且涉及立人的问题。夏丏尊说，“曾在心中主观地描绘过一个理想的中学生，至今尚这样描绘着。他是一个中国人，能知道中国文化及思想的大概”，“他又是一个世界上的人，一个二十世纪的人”。

《叶圣陶教育文集》

虽然从晚清开始国文就已与国民等现代性概念相关联，但国文被吸纳进中西、文白等意识形态符号，成为普遍的社会思想议题是五四之后的事情。后五四时代各种关于国文教育的讨论都在这些成对出现的思想概念中展开，使得国文教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范畴，而具有一种公共文化的意义。在大学分科前作为普通公民来说，中小学国文和大一国文是在学校制度中能够接受的所有国文教育，而其中大一国文的意义更为特殊，大一国文虽不能涵盖整个国文教育问题，但因为大一国文涉及之前的中学国文教育问题，所以大一国文实际上成为了从未成年阶段到成年阶段的国文教育的枢纽。用魏建功的话说就是：“大一国文问题是下一代乃至几代语文教育的整个问题。”

从思想的角度来看，后五四时代文言与白话、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这些成对出现的思想概念与人们思考的问题如影随形。林毓生认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两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国文教育之所以具有了思想史意义，是因为作为事件的五四运动所塑造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必须通过一系列的中介才能完成对新的思想主体的询唤。而国文作为教育的一部分，是最具有公共性的中介之一，每一个现代教育的主体都可以与之发生关联进而阐释自我和塑造自我。后五四时代关于大一国文问题的讨论，映照出五四的话语力量，同时也映照了五四的一系列思想概念在后五四时代下沉到不同文化空间时候的变迁。某种意义上，通过国文教育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后五四时代整个思想史的复杂面向。

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一、文言写作的思想空间

在后五四时代，白话文运动似乎是胜利了，年北洋政府通令全国中小学使用白话文教材具有非凡的象征意义。不过，象征意义是一回事，现实情况是另一回事，实际上像文言写作、读经等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是一直被讨论的公共话题。教育部门的大纲对文言文的写作依然有规定，例如年教育部《中学课程暂行标准》对初中的要求“能以语体文作充畅的文字，无文法上的错误”。对于高中的要求则是“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及平易的文言文作叙事说理表情达意的文字”。关于文言写作，既是大一国文中重要的问题，也是整个国文教育中普遍性的问题。关于它的讨论显示出后五四时代言新容易、言旧则很难的思想状态。同时，文言写作又与新的文化政治紧密关联。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事件史的五四形成了巨大的约束力量，在这个层面上文言写作的存在理由实难自圆其说，但是另一方面无论是现实多元的政教空间还是社会现实的需求，都给予文言写作以不言自明的存在理由。这两个因素使得文言写作讨论本身始终包含着一个思想与现实相互矛盾的差异空间。

在后五四时代关于国文教育的讨论虽然在选文、教法等方面争议很多，但基本是围绕文言与白话的争论。正如蔡元培所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与文言的竞争。”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曾经就中学国文教育中的小说问题有过争论，这场争论颇具有代表性，是后五四时代国文教材如何处理文言文与白话文在态度、比例和标准上紧张与矛盾的表征。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参与者，例如周作人、胡适等都非常清楚，从单纯的写作技术上来说，文言文的修养对于白话文写作的重要性，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则情愿表现得激进一些。

蔡元培

以《新青年》同仁的史料来看这个问题，往往看到的是他们在面对作为思想议题的文言与白话进行表态时的慎重和紧张，但如果我们对史料的运用，跳出新文化运动那些“代表人物”的言论，那么可能看到的是后五四时代一个层峦叠嶂的国文教育图景。我们可以看到湖北王葆心对于国文教育的设计，上海交通大学唐文治对于国文教育的设计，光华大学吕思勉对于国文教育的设计等等，都不一样。郭绍虞对后五四时代大一国文的“诸侯割据”状态也有所描绘：“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在各大学中向成问题，学生之需要不一致，学校各方面之期望不一致，即在国文系各教员之主张也往往不一致，顾此失彼，难求两全，所以有的大学索性根本取消第一年的国文，有的大学虽有第一年国文而国文系不负此责任，一听各学院各学系之各自为政。”而私塾的存在更是一般的中小学体制所覆盖不到的，而这其实还占据了相当比例的学生，还有类似林纾在家中批改儿子古文这样的情况。更不用说像萧楚女、陶行知、谢觉哉和费孝通等强调语言文字的社会科学特质，像大学国文系中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像延安年为革命干部编的《文化课本》强调“革命道理”、革命干部的养成与文章之间的关系，这些存在也是后五四时代国文问题潜在的线索，它们已经远远超越了五四时期的思想格局。

大一国文中关于文言写作的讨论是在五四时期文白之争的大背景下展开，同时关于它的讨论也与中学国文相关联在一起，因为大一国文本身就是中学国文的一个延伸。在不同的学校里面，对大一国文的文言写作态度也不尽相同。辅仁大学大一国文明确文言写作：“国文每周二小时，隔周作文一次，文必文言，先生必择其佳者，公布于男女两校中，以后留作成绩。”关于国文选与文言写作训练的关系，陈垣在家书中说：“《左传》、四书教法，应注重文章，不能照经书讲，总要说出使人明白而有趣为主。我近亦在《论》《孟》选出数十章（目另纸），令学生读之烂熟，涵泳玩索（每一二句），习惯自然，则出口成文，可免翻译之苦。作文是作文，翻译是翻译。今初学作文，辄先作成白话，然后易为文言，此翻译法也。本国人学国文不须此。学本国文贵能使言文一致，今以《论》《孟》为言文一致之标准，选出数十章，熟读如流，不啻若自其口出，则出笔自易。”陈垣将《论语》《孟子》作为言文一致的典范，在他这里言文一致具有了新的含义。

陈垣

郭绍虞在《语文通论·自序》中说：“文言中正因不用标点的关系，不分段分行写的关系，所以在通篇组织上，又自有比较固定的方法，遂也不易容纳复杂的思想。”他对文言的不足有足够的自觉，但是又从音节的角度肯定文言的意义，通过“文言取其音节，于白话取其气势”的方法来消除国文教学中的文白之争。被郭绍虞当作《学文示例》“序言”的《语文通论》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一个评论。郭绍虞说：“我以为施于平民教育，则以纯粹口语为宜；用于大学的国文教学，则不妨参用文言文的长处；若是纯文艺的作品，那么即使稍偏欧化也未为不可。”朱自清对此评论道：“这篇序写在三十年。照现在的趋势看，白话文似乎已经减少了欧化而趋向口语……文言的成分是少而又少了。”朱自清对文化与政治的关联，对时代的形格势禁颇为敏感，这使他容易从新的趋势观察问题和理解问题。例如发表在《一般》年第4卷第3期上的《哪里走》就表现出他对于时代转折点的特别注意。国文教育本来就是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对此朱自清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个思路使得他的思想底色非常具有政治性。虽然他还在用陈曾则《古文比》和郑奠《文镜》与《学文示例》做比较，认可其对于培养古文学的欣赏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关于文言文写作讨论的语境竟然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即使如郭绍虞这样的调和之论也被认为是不必要的了。郭绍虞这样调和文言与白话的写作和阅读的设想，随着当时政治文化空间的变化而失去了进一步实践的可能。

西南联大大一国文明确反对以文言写作，杨振声在《新文学在大学里》中说：“大学里一年的国文训练——别忘了他们还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一年级必修的种种课程。能不能使他们用古文表现他们的意思？即使能，又是不是表现的能像他们所想的那样确实恰当？再干脆说：他们不能。”杨振声在五四思想的延长线上，特别将语言文字与现代文明嫁接在一起：“近代的文明国家，莫有不是语文一致的……欧洲的近世文明，谁都承认是起源于文艺复兴。而文艺复兴的基本精神是敢于承认现代，敢于承认自己的思想与情感，敢于以现代人的语言表达现代人的思想与情感。其实这就是希腊精神，也就是吾国周秦庄子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才有现在，才能充实现在而创造未来……让我们继承古人的精神，不要抄袭古人的陈言，让我们放开眼光到世界文学的场面，以现代人的资格，用现代人的语言，写现代人的生活，在世界文学共同的立场上，创造现代人的文明。”在西南联大大一学生里面有没接受过白话文写作训练的，张世英年秋天到西南联大，他回忆：“在联大的‘大一国文’课堂上，我第一次用白话文写文章。这是西南联大的特殊规定，我不习惯，问李先生是否可以写文言文，李先生说‘应该改一改了’，没有多作解释。”文言写作的问题到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变化透露出，其实只要国文承担着民族文化的符号功能，那么它就会不时被放置在更宽广的视野中被思考，也就是被放置在农业社会（乡土中国）往工业社会（现代化）的社会变迁中被审视。陈独秀说：“常有人说白话文的局面是胡适之陈独秀一班人闹出来的，其实这是我们的不虞之誉，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十三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而这个造成五四时期国语运动与文学运动的社会结构变动在后五四时代并没有结束，所以一旦这个结构所依托的政党政治发生变化的时候，国文将会被重新像五四时期的以文化解决政治问题一样被赋予新的使命。

张世英著《归途——我的哲学生涯》

文言写作的问题，既是思想议题也在文化实践上与当时教育制度的地方空间形成呼应。像陈寅恪给清华入学考试国文试题出的对对子，就是一个文言写作的特殊案例。陈寅恪甚至说：“今日学校教学英文，亦须讲究其声调之高下，独国文则不然，此乃殖民地之表征也。”而这次偶然的讨论最值得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pj/1646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