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要求入学的新生写有关《弟子规》的读后感，这是一件好事。而中山大学的袁伟时教授却批评是笑剧，对这种给学生布置《弟子规》作业的行为进行了一番冷嘲热讽。袁伟时笑话《弟子规》其实是一种五四以来反传统造成偏见，根源在于因为误解《弟子规》、误解儒学和中国文化传统。

袁伟时接受不了一本年前的儿童启蒙读物成了大学生必读的经典。他说：“一本17世纪的蒙学教材，一下子上升为大学生必读的‘经典’，力度太大了。不过，需要考证一下，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深研究的学者会承认它是经典吗？这不过是儒学传播中的又一小笑话吧。”[1]其实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来说，读一读《弟子规》非常有必要。现在的学校教育非常缺乏道德伦理、为人处事的教育，又加上中国社会传统家教失落已久带来家庭教育的缺失，所以造成现在的中国人大都在为人处事方面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不管是大学生还是成人，读过《弟子规》的人很少，所以中山大学让学生读《弟子规》是一次“补课”，非常有意义，值得称赞。不必要一定是儒家经典才去读，《弟子规》也是年前传下来蒙学经典。最根本的是要看能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弟子规》恰恰能够告诉人们怎么自我修养，怎么为人处事，怎么接人待物。可以这么说，如果中国的大学生都懂得《弟子规》的道理，年的马加爵那样的校园悲剧就不容易发生。

袁伟时的这种想看《弟子规》笑话的态度的来源在于他理解不了《弟子规》。袁伟时对《弟子规》中“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一段话是的理解错误的。他说：“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药你得尝一口！亲长逝世，三年不准吃肉！能这样操作吗？”[2]这本来是一种很正常的感情的表达，中药是汤药，给长辈尝尝药不仅不是愚昧，而是义务，作为一个正常的人必须做的事情。而“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并不是强迫去哭，而是作为孝子忍不住要哭，也不是不允许吃肉，而是吃不下。其实这一段话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把因亲人去世之后的不良情绪控制在三年之内，用礼制来保障正常的生活。袁伟时却带着一种愤愤不平的情绪来看待这段话，却无法体会出这一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袁伟时也不懂“丧三年”是中国的丧礼礼制，是一种情感表达的方式。“三年之丧”至少在商朝的时候就有了，一直沿用了几千年。中国人的祖先坚持了这种礼制几千年，肯定是有其道理的。八十年代民族复苏的时候中国民间还保持了这种礼制的各种形态。至于“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也是一种现实情形的描述，也没有强制性的要求。袁伟时虽然研究了一辈子的文化，却对于传统儒家的礼乐文化一无所知，岂不误哉！

袁伟时对于《弟子规》的排斥在于不懂社会交往中的常理常道。他对《弟子规》中“人有短，切莫揭。……扬人恶，即是恶；疾之甚，祸且作。”的理解也是错误的。袁伟时说：“做个什么人都不得罪的好好先生，儒家先贤尚且所不齿；能把21世纪的大学生纳入这个‘规范’吗？”揭人之短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事，袁伟时反而认为揭短是一件好事。不去揭别人的短并非就是一个好好先生，而是体现对别人隐私的尊重。“疾之甚，祸且作”也没有问题，意思是别人做了坏事，你却痛恨过头了，这样会招来祸害。比如有人偷盗，你却把盗贼给打死了，这肯定是不对的。孔子说：“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3]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揭短是本分，痛恨别人是过分，《弟子规》提倡的是一种中道，为人处事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是必须的，这些修养和道德正是当下社会所缺乏的。这些做法对于社会完全是积极的作用。对别人的尊重和保持理性并不是好好先生，而是一个文明的现代人。

袁伟时否定传统经典的现实意义在于不懂中国的圣贤文化。他对《弟子规》“非圣书，屏勿视；敝聪明，坏心志。”的理解是错误的。他说：“立志要办一流大学的中山大学，给新生上的第一课竟然是要他们一心只读圣贤书！”[4]。中国的圣贤书就是指《六经》、《十三经》等儒家的经典，《弟子规》引导孩子去读圣贤书没有一点错，而且非常正确，非常必要。孔子的仁义、孟子的仁义礼智信、《大学》说的“明德”“亲民”“至善”就是圣贤书所体现的价值观、人生观。圣贤书包含了社会人生的常理常道，熊十力先生认为“经是常道不可不读”。《弟子规》引导学生读圣贤书，不仅是很有必要，对于每个中国人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对于文革摧残之后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的中华民族。读儒家的经典，可以把处于禽兽状态的社会文化重新文明起来。孟子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圣人的作用就是把近于禽兽的原始状态的动物人变成文明人，而现在中国人在将近年没有传统的教育和社会教化的情况之下，已经沦为“近于禽兽”了。又加上长期大肆宣传物质主义、动物哲学，目的是要把本来是动物的人类从文明状态拉回到原始状态。现在的中国人都需要重新读儒家的经典，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是要把近代以来被外在力量逼到“近于禽兽”的中国人重新文明起来。圣贤书所承载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一心只读圣贤书”则是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价值的肯定和坚持，即是对仁义道德的肯定和坚持，并不是排斥学习其他的知识。读圣贤书是当前中国人重新文明起来的必由之路。

袁伟时担心中山大学推行《弟子规》会造成不良后果是杞人忧天。他说：“我不知道主事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学用一致会带来什么后果？光说不练，又会在学子的心灵中刻下什么？”[6]其实袁伟时不必担心学了《弟子规》并且按照《弟子规》去做，只会对中国每一个学子有好处而不会有坏处。《弟子规》提倡的礼的精神是处世的准则，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7]有礼貌到哪里都受到欢迎，没有礼貌，到哪里都行不通。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国到美国、非洲，不讲礼貌还是行不通。儒学学以致用的结果只能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的人生的现实生活和理想追求。同时儒家的学问不仅体现在理论上，也体现在实践中，除了读书明理之外，学了马上就能用，所以袁伟时也不必担心光说不练的情况出现。正如“中大学生处负责人说，在传统经典中独独相中《弟子规》。是因为它可操作性强，明确指出为人处世应具备的礼仪与规范。”[8]这位负责人讲的非常好，可以看出对《弟子规》有深入的理解和体会。有礼仪的人到哪里都会受到欢迎，学习《弟子规》能解决现实的具体问题，操作性很强，拿来马上就能用。所以袁伟时完全不必担心学习《弟子规》的后果，也不必担心读了圣贤书会带来什么不良后果。

袁伟时对《弟子规》误解来源于错误的意识形态。袁伟时把《弟子规》说成是：“培训奴性十足的驯服工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这是一种近代以来的错误思潮在作怪。这些标签式的表达跟《弟子规》的文本实际内容毫不相干，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学理上的根据。比如他说：“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9]这句话就体现了袁伟时对于儒学错误的认知。在《中庸》，“亲亲”和“尊尊”是并立的，没有谁轻谁重的意思。亲亲应用于血缘关系，尊尊应用于血缘之外的社会关系。以这两点为核心就构成了一个完善的社会关系体系。本身宗法关系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没有什么值得批判的，反而值得提倡的。现在的任何人难道不会把自己的父母、家族放在最为重要的位置吗？《孝经》说：“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10]重视家族家庭父母是人之常情，反之则是违背社会道德礼义的。而中国文化并没有忽略宗法之外的社会关系，就是“尊尊”，尊重有道德的人，这就是义。仁义才是社会平等的基础，而不是一视同仁才是平等。对于他人和自己的亲人一样的对待，这在现实中不存在的，相信袁伟时本人也从来没有做到过。“亲亲”和“尊尊”并行就是儒家社会关系的本质。袁伟时已经看不懂社会的常理常道了，也看不懂儒家思想的本质所在。他武断的排斥《弟子规》，只能说明袁伟时不懂文化对于每个中国人生命、生活的意义。

袁伟时反对《弟子规》并不奇怪，因为他治学的导师是鲁迅和胡适。他说：“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11]所以说袁伟时继承了新文化运动的遗产，他对中国的传统肯定是持反对态度的。鲁迅和胡适是激进的反传统的人物，也是近代以来影响很大的人，也就是说胡适和鲁迅都是以反传统出名的。胡适提倡白话文主张全盘西化，鲁迅主张打倒孔家店批判传统礼教和道德。白话文把中国人的文雅弄丢了，社会以低俗粗俗为荣，痞子文化大行其道。发展到现在变成了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导致赵本山之流的粗俗文艺在当代成为社会主流文化。全盘西化导致中国完全失去自我，至今深陷泥潭。打倒孔家店其实就是否定尧舜文武周公的传统，否定中国文明的成果。因此直接导致五千年的文明坍塌；批判否定礼教道德，导致现在的中国人不知礼义道德为何物。中国文化是君子文化，胡适鲁迅很明显是和中国文化背道而驰的。《弟子规》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仁义精神”、“礼仪精神”，这是传承了五四反传统的袁伟时体会不到的。袁伟时受到胡适和鲁迅的影响很大，自然对于以《弟子规》为代表，从中国民间社会上开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看得不顺眼。

袁伟时对《弟子规》否定来源于他对儒学的错误认识。他认为在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第二、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第三、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12]伦理和政治的统一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儒家从来都是政教合一的。政教合一是人类政治的一个根本原则，美国总统就职仪式也要按着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宣誓。政治如果不维护伦理价值，那才是人类的灾难。中国人对于政治破坏伦理的造成悲剧仍然还记忆犹新。仁政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特征，并没有专制思想，专制制度是背叛了儒家思想的。荀子说：“爵不踰德”[13]。“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14]表明儒家是以德为基础的政治治理体系，而不是“专制制度下的等级关系”。儒家的政治思想中，并没有所谓的服从思想，孔子没有，孟子没有，荀子也没有。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很明确是君臣关系是以礼为基础的。孟子说“民贵君轻”也是以道义为基础的关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则更加表明了君臣父子关系是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之上的，根本不是只有服从。袁伟时对于儒学思想的认识大致就是这种层次和水平，当然看不出儒学的价值和意义。由于袁伟时对于儒学思想的认识都是错误的，因此建立在错误认识之上的判断自然也是错误的。他对《弟子规》的笑话自然也没有学理的正当性。，

《弟子规》的走红，是中国人回归传统的一个开始。蔡元培废除了读经，五四文化运动反孔反传统，使现在中国人对于传统的经典知之甚少，对于道德伦理也认识模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很多怪象跟传统文化的缺失紧密相关。现在的中国人非常缺乏道德人伦教育，但是已经认识到了文化缺失的危害，正在试图没有文化的状况中走出来，走向正常人生，走向正常的社会。《弟子规》正好能够提供道德伦理的教育，提供修身和为人处事的道理。中国的大学生从小也没有学习《弟子规》的经历，成人也没有学习《弟子规》的经历，所以“补课”是很有必要的，中山大学的做法为教育界、为社会做了一个好榜样。

袁伟时看不懂《弟子规》、看不懂儒家是受到的五四反传统思想的影响。近代以来，因为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遍的有崇拜西方思想的情结。在没有读懂中国的经典之前就要放弃中国文化，比如胡适和鲁迅，一辈子也没有读懂儒家经典，没有读懂中国文化，却对中国文化大肆抨击。在当时看不懂儒家的人大肆攻击传统，如胡适和鲁迅。看得懂儒学的人拼命维护传统，如梁漱溟和吴宓。结果是反传统占据了优势，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也无济于事，其造成严重后果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应该也可以看清楚了。可以说现在儒家文化的复兴和《弟子规》的走红，跟五四的反传统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正是这种文化的回归传统现象引起袁伟时的不满。现在中国社会的老百姓都懂得了《弟子规》的重要，反而使一些自诩为知识分子、自诩专家的人看不懂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样的知识分子专家令人十分可悲。

《弟子规》的走红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背后是中国人对于传统的回归，对于道德伦理和人性尊严的追求，体现了中国文化的自觉。《弟子规》的传播不会是儒学传播的笑话，而是儒学传播的一个开始。所以袁伟时笑话《弟子规》，不仅仅是在笑话《弟子规》，也是在笑话传统文化。其本质是在笑话中国人回归道德伦理的努力，也是在笑话中国人寻求中国文化复兴的努力。

[1]《腾讯网》“大家专栏”-08-19

[2]袁伟时：《中山大学的新“笑剧”》见《腾讯网》“大家专栏”-08-19

[3]《论语?泰伯》

[4]《腾讯网》“大家专栏”-08-19

[5]《孟子?滕文公上》

[6]《腾讯网》“大家专栏”-08-19

[7]《论语?卫灵公》

[8]《新快报》年8月16日A19版

[9]袁伟时：《中国有太多的人迷失在传统文化里出不来》

[10]《孝经?圣治章》

[11]袁伟时：《我真正彻底地醒悟是在花甲之后》

[12]袁伟时：《中国有太多的人迷失在传统文化里出不来》

[13]《荀子?君子》

[14]《荀子?君道》

修身以仁，修己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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