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人对于中国政治体系的概括判定受到了西方民主政体论的支配性影响，而治体论作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相应提供了一个切实厚重的反思性理论视野。这个传统经历发端、成长、成熟与中落，从汉初贾谊到晚清《皇清经世文编》，深刻影响了大一统郡县制国家的思想和政制实践。治道、治法和治人是其理论三要素，并衍生出多样形态，显示出实践者本位的思考视角，在治理体系上形成了任人、任法、任礼等类型划分。治体论在“内圣外王”等流行论说之外指出理解传统秩序思维的体系性理路，同时为反思现代政体论的缺陷开启了丰富且更为完备的宪制论资源。

治体；经世；纪纲法度；政体

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特质，并将其现实表达与更为悠久丰富的传统进行有效联结，这一重大问题随着中国走向现代化愈来愈需要做出积极应对。而这首先需要对中国政治传统的自身理路做出精准而系统的知识整理与思想提炼。治体论作为政学传统的核心秩序范畴，经历了至少两千多年的演进发展，与中国政治社会的秩序实践紧密相关。这一思想传统，对于当下开掘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的本土理论资源，形成基于中国传统的有效话语体系，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启示和实践价值。

一、中国政治传统的体系认知与治体视角

现代转型以来，对中国政治传统的特质判定与国人的政治现实理解往往紧密联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们的认知受制于从现代西方引进的思想资源，这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对待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悠久文明政治体，不能忽视源自于自身传统的经验性思想表达，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去把握今人与古人之间的延续和变异。所以，提升我们对于中国政治传统自身延续性的认知，与继续吸取西方理论资源的精华智慧，应当成为现代政治学人兼容并蓄的双重资源。

牟宗三先生对于中国政治思维特质的总结性反思以《政道与治道》为典型。笔者曾指出，“政道”与“治道”的提出代表了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概念突破”，它是现代学人在西方民主主义的刺激下对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反省。政道以现代民主为准，应体现出政权共有，以一种和平稳定的制度化方式实现政权的转接交替。牟先生认为，中国政治传统集中于权力的操作性和工具性运用，多属治道层面，缺乏政道意义上的突破。

这一对分析概念颇具思想代表性。现代中国学人多是在中西比较背景下，以民主政体为理所当然的标准，进行跨文化、跨社会的比较政治分析。我们会在梁启超、康有为，乃至于现代革命思潮中发现此类比较判断的普适运用，而牟宗三以简练扼要的思想概括方式将其提炼了出来。

王绍光教授近年来的论述与此相映成趣。他认为，西方政治传统重政体论，中国重政道论。自梁启超以来，国人受西学智识支配，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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