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烽火台

前面写了几篇文章，着眼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话语“人心与道心”的论述（《允执厥中解》、《五胡乱华辩》等），可能是行文仍显含蓄，大家看不明白里面的真实含义。思来想去，还是用直白的语言予以表达，这样就省去大家的一番思量了。

人心与道心，是上古时期华夏祖先对社会治理节点的判断：人心者，有公私善恶之分，且有贪图安逸的天性（自然界称之为“熵”），容易走向自私、懒惰和争利的境地；道心者，实为维护人群生存的奋进因素，是通过发挥人的自身力量，克服自私、懒惰和争利的趋势，保持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均势和活力。按照现代科学的最新观念，自然界对宇宙星球以外的物质，有一种“熵”的力量，即毁灭与静止，而人类正是按照与此相反的方向——负“熵”的方向前进，这正是人类一切苦难和文明成果的根源所在——文明正是人类克服苦难的结果。从自然的和人类生存的逻辑出发，道心正是用来克制人心，争取自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所在。因此，尧、舜、禹等三皇五帝代代警示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思是：“人心是变化莫测的，道心是幽微难明的；只有坚持正确的方向，专心致志治理国家，使人心与道心取得均衡，执中而行，才能保持天下安宁。”

这个道理，用现在的话来说，举黄炎培的例子就能明白。年7月1日，民主人士黄炎培和毛泽东主席有一段著名对话,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简言之，人如果能坚持与自然之熵、社会之熵、自身之熵相抗衡，保持经久不衰的奋进力量，大概率是能够做到长治久安，不断创造出新的文明成果的，反之，就会“人亡政息”！因此，莫说人生无自由，自由之中有抗争。

这抗争，不是指对同类的对抗、杀戮和争夺，而是指面对自然的熵力、人性的堕落，能够采用恰当的办法进行抗争，把人类的抗争力量转化为文明的丰硕成果。

从史学研究的结论来看，周朝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态的稳定性和自由度要高于秦以后的朝代，周朝为封建社会、秦以后为专制社会，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过去那种照搬欧洲模式，认为周朝是奴隶社会、秦以后是封建社会的划分，是不准确的。

周朝的起步是非常原始的，考古证明殷商时期的社会风俗依然非常野蛮，活人殉葬、人头祭祀比比皆是，周朝立国后的版图与原始部落犬牙交错，中原国家称之为戎狄和蛮夷，时刻威胁着周朝的安宁，国祚年的西周就是被蛮族灭国的。周朝实行分封制，各诸侯国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宁，纷纷执行“尊王攘夷”的政策，就是拥护周王朝、打击蛮夷部落；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也加速对蛮夷的融合步伐，既增加了人口，又消除了不安定因素。如后期崛起的秦国，就是同化了周边大量的夷狄部落，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前期他们无力争夺中原地区）。

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周朝能够拥有年的国祚，本身说明了彼时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说明诸侯国和老百姓比较认同。周朝采用分封制，也属于大一统的王朝，诸侯王的血统不是王族就是功臣，围绕周天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集权也有分权的国家，朝廷的权力只延伸到诸侯王，各诸侯国有充分的自主权，所谓天下、国家这些概念，就是此时形成的——周天子为天下的代表，诸侯王为国家的代表。中国自古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的说法，这里的天下就指周天子代表的有人的地方，而国家则指诸侯王管理的范围。所以，对这句话的正确解读是：匹夫有义务对天下负责，而没有义务对诸侯的政权负责。曹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曹刿论战》）那些肉食者，就是指诸侯王和为他们当官跑腿的人。

从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比较看，周制显然要好于秦制。但周制为什么会败给秦制？过往的学者们都说从周到秦，是社会进步了，虽然中间经过了血腥的杀戮，但只要历史的车轮前进了，杀戮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别和我争辩这句话的出处，有“革命难免死人”的说法做支撑）。人命关天，如果连杀人都能理解为正常，这人世间真的是没法呆了。

马克思说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波普尔说能够避免。他们是两位顶级学者，不是政治家和革命家，谁对谁错要看实践的结果。从人类有记载的文明来看，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能够经久不衰，不过表现为持续时间的长短罢了。然而，也就是从不同社会制度持续时间的长短考察中，人们能够摸索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出来，用于对今后社会治理的参考。至于暴力，从人的生命角度看，能够避免就应当尽量避免，如果由于人性的无底线堕落和社会治理乏力导致的群体性崩溃状态，就连上帝也拯救不了人群罪恶的时候，杀戮就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事实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无论是生活习惯、工作精神，还是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方方面面都必须保持持续不断的改进和更新。“四书五经”的《大学》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大学》说：“如果能够一天新，就应保持天天新，新了还要更新。”《康诰》说：“激励人们弃旧图新。”《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却禀受了新的天命。”因此，古人提倡，品德高尚的人无处不追求完善（“君子无所不用其极”）。中国的上古典籍反复提倡“改进更新”的观念，但几千年来我们做到了吗？不但没有做到，还反其道而行之。但凡天下初定，王朝和上层多半就会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甚至为了稳固统治阶层的地位而固化制度和政策，极尽打击创新之能事。王朝执政与基本的社会理念相违背，执政者走的是顺“熵”之路，不加速毁灭才是怪事。

人活着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亦然。对于庞大的国家和社会治理来说，需要进步的内容表现在方方面面，并不是“捉住了一种主要矛盾”就能解决得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固然重要，但没有生产技术和经济能力的进步，社会仍然会停滞不前，反之亦然。虽然无数学者反复论证希腊哲学与现代科学的关联性，但爱因斯坦仍然说：“现代科学在欧洲的出现，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到底谁的说法正确，的确不好判断。总之，出现的就是出现了，没有出现的就是没有出现，先来的国家先进了，就去打落后的国家。但无论如何讲，闭关锁国、制度古板、阶层固化、不思变革，失去了千千万万种可能性，不论是偶然还是必然，都不会出现任何新的机会和新的事件，落后挨打就成了一个必然的结果。

胡适说：“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社会安定和进步的真实密码，在于永不止歇的更新，暴力革命的真正来源，不过就是更新停滞的后果。俗话说：“天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前面偷的懒，需要后来加倍地付出；前面欠的债，需要后来加倍地偿还；停滞就预示着灭亡，僵化就预示着倒台。只有日拱一卒、永不停滞，兢兢业业、真刀实枪地解决出现的一个又一个小问题、中问题和大问题，人和社会才能一步一步地走向未来，才有避免血腥暴力场景的可能性。

周朝的制度和社会虽比秦朝好一些，但同样是因为承平日久、不思变革，日渐消耗着周公旦以来造就的社会机制。虽然孔子再三称赞周朝的礼制，儒家的思想典籍也是取法于周朝的治理经验，但再好的社会机制也经不起长期的损耗而不加变革和创新，周朝建立的分封制社会，随着诸侯争霸和王室衰微的日益加重，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随着周王室的覆灭，中华大地迎来了战国争雄的丛林时代。春秋年，战国年，这些曾经的血亲贵族全部变成了群狼，互相撕咬，血腥至极。战国七雄的相互杀戮，完全不同于蛮族入侵罗马、蒙古入侵中原，他们的先王都是周文王的直系子孙和功臣宿将，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为什么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残暴到如此程度？

撇开感性成分，理性分析导致如此后果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法家思想的全面推行。周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时期，起始于《周易》的礼制思想，逐步在周朝的社会实践中成熟起来，至孔、孟二人，已经将周礼的内容和实践演化为完整的儒家思想。早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政治上提倡仁政，社会秩序上提倡礼制，国家治理上提倡民本观念——“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孟子》），这和目前的“为人民服务”也差不了多远。令人惋惜的是，至孔、孟这样的儒学名人出世的时候，社会政治已经到了战国纷争的时代，他们虽奔波劳碌却无人接受他们的主张。整个战国就是反儒家而去的，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法家！

法家本是儒家的一个分支。孔子修《春秋》，微言而大义，里面已经蕴含着以儒家思想评判历史是非的内容；孟子的学说，更是刚正威猛，里面的是非分明，显然包含着不容质疑的气势，这正是法家思想的起源；至荀子，综罗百家，术出多门，既有温情脉脉的儒家思想，又有杀伐决断的法家学说，也有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在战国最高学府——稷下学宫的滋养下，荀子既是一个思想家，又是一个政治家，更是一个教育家。其学术之综罗万象，就连后世的儒家也不承认他的本门宗师地位。荀子虽然培养出了李斯和韩非这样的法家宗师，而他本人的的确确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忠实遵循者。稷下学宫解散后，他去楚国讲学，顺便受李斯之邀去了如日中天的秦国，考察结束后，他警告李斯，此种治理方式不会长久。李斯不以为然，荀子迅速返楚。后来的事实证明，荀子的判断非常准确，就是因为他看清了秦国严刑峻法、排斥仁政的制度，完全抛弃了人性善的一面，是不会存活多久的。

当年商鞅拜见秦孝公，先以儒家学说说之，孝公不听，又以道家学说说之，孝公不取，后以法家学说说之，孝公大悦，遂以法家学说为治理秦国的指导思想。商鞅两次变法，完全奠定了法家在秦国的统治地位，至李斯和韩非入秦，将法家思想和治理措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辅佐秦始皇统一了东方六国。秦国的法家思想，讲究“法、术、势”，以极其严酷的刑罚条款统御臣民；奖励耕战，禁止商业，国家权力管制到民户，民众几乎没有个人自由，是典型的极权统治模式，在一元集权体制中，是最为极端的一种。秦国的法律，因为抛弃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是完全建立在统治集团需要基础上的法律，把民众当做国君达到个人目标的工具，几乎没有多少自然法的成分，因而是典型的恶法。此种法律和制度，虽然为战胜诸侯国激发出了畸形的力量，但推广到东方六国，对尚存一息良知的六国民众来说，不啻是把他们推向了黑暗的深渊。秦国的虎狼之师能够打败六国贵族的军队，却打不过“瓮牖绳枢”（破罐子烂绳子）之徒的农民起义军，终于在民众的围攻下轰然倒塌。

战国时代，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力，同为周朝氏族的诸侯王无所不用其极——杀戮、灭族、活埋、屠城、诈骗、暗杀……但凡人类头脑中能够想象出来的恶劣手段，大家都争先恐后地用上了。到最后，形成了系统的制恶学说——《鬼谷子》，此书虽在后世遭禁，但它践行人性恶的思想，已经严重地污染了国人的头脑。

从春秋到战国，原本大一统的中国，失去了中央王朝的协调和管控，虽有孔、孟、荀、墨、苏秦、张仪等文化名人的不断游说，但各国已经不为所动，完全失去了相互之间的信任，只是把杀戮和侵占视为唯一的生存途径。至此，社会力量对善的救助完全失效，王侯将相们唯一信仰的，就是将“恶”进行到底。观看战国争雄的历史，可以说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谁能坏得彻底，最后的胜利就属于谁。

客观地说，东方六国毕竟受到周文化熏陶的时间较长，文明开化要比秦朝早一些。秦的祖先是为周天子养马的小官，封地也在西部边陲，国小民贫，周围都是犬戎部落，参与争雄实属不易。所谓“一张白纸，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秦朝社会开化较晚，商鞅之法颁行民间，大家也没觉得有多别扭，反而感到公平公正，使“秦民大悦”。那些贫民弱民、毫无自由的东西，如果颁行到东方六国，估计当场会闹翻了天，国王也就干不下去了。因此，与秦国相比，东方六国的变法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搞不彻底。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李悝、吴起等人的变法，终究是半途而废，没有坚持下来。而秦的商鞅之法，却贯穿了秦国崛起的全过程。在战国争雄的进程中，秦国的杀戮、活埋、屠城和欺诈，是七国之中运用最为彻底的，最终用暴力征服了东方六国。这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是人性恶对人性善的胜利。

实际上，秦国杀戮更多的人口虽然是六国的军队和民众，但征服的只是六国的统治集团和贵族阶层，民众并没有被征服。在集权制的时代，民众原本就是和统治集团相互分离的，统治集团的覆灭，并不意味着民众利益的损失，秦朝立国仅十五年而亡，就是典型的例证。在上古时代社会运行节奏缓慢的时期，以如此的速度灭亡，几乎没有多少历史的存在感，所幸的是秦国创立的制度，看起来与以往有极大的不同，受到后世统治者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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