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室衰落之后，春秋诸侯需要一个有力的领袖来重建同盟，所以“霸”的角色在契约的基础上诞生了

契约编织成的国际秩序

前文已述，中国的契约有一种原始的神圣性，所以自古以来人们热衷于进行“盟”一类的仪式，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确认，正如《淮南子.泛论训》所说“夏后氏不负言，殷人誓，周人盟。”[早期的尧、舜、禹、汤等会合诸侯，可能也是一种“盟”，但因为只是出于后世的追溯，没有当时的文字证据，这里不予讨论。]

正是在“盟”的基础之上，周人建立了其国家。周武王两次在“盟津”与八百诸侯会盟，第一次并未直接对商宣战，只是为了获得诸侯的认可[《史记.周本纪》“（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又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次，在准备充分之后，他才正式誓师灭商[《史记.周本纪》“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又见《史记.楚世家》“周武王有盟津之誓”。这里，“誓”也是一种契约形式，限于篇幅无法展开讨论，参见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S.68-70.]。之后，周天子更是以策命礼大封诸侯，建立了新的“封建国家”，所以许倬云在《西周史》中认为，西周的封建制度已具有一种契约性质。

西周灭亡之后[西周的灭亡也和契约相关，周幽王与诸侯相约抗戎，却如戏言（“烽火戏诸侯”），终于导致灭亡，其原因之一便是失约。如《吕氏春秋.慎行.疑似》所述：“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于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至于后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于丽山之下，为天下笑。”]，“盟”反而在春秋时期达到高潮[东周的建立也和盟誓紧密相关，平王东迁与其臣下七姓为盟：《左传.襄公十年》“昔平王东迁，吾七姓从王，牲用备具，王赖之，而赐之騂旄之盟，曰，世世无失职”，又与诸侯为盟：《史记.秦本纪》“（平王）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据不完全统计，春秋两百多年间，《春秋》一书记载的“盟”达次，《左传》则记录了次[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S.14.]，而算上其他类型的契约，可能高达四百多次。可见当时的乱世之中，人们迫切地希望借由盟约来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故而，“霸”的体系在“盟”之上诞生了。

今天使用的“霸”字其实本不指代“霸主”之意，而有“月牙”或“白月”之意，见于西周人用以描述月相的“既生霸”“既死霸”之类用语，后来这个意思被“魄”字所取代。而“霸”字则成了“伯”的假借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後代魄行而霸廢矣。俗用爲王霸字。實伯之叚借字也。”《康熙字典》“伯，又同霸。五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也。伯叔伯長之義，後人恐與侯伯字溷，故借霸字別之。”]。伯本指家中长子，班固《白虎通．姓名》解释为“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后来，伯又成为封爵之一，意为一方诸侯之长，如周人灭商之前，就为商的“西伯”“方伯”，所以才能号召部分诸侯联军反商。周王室衰落之后，春秋诸侯一边遭遇内部的混乱，另一边面临蛮族的入侵，需要一个有力的领袖来重建同盟，所以“伯”的角色重新诞生，从齐僖公、郑庄公小伯诸侯开始，终于走向齐桓公、晋文公正式称“霸”。实际上，后世霸与伯仍然混用，直到项羽称“西楚霸王”时，仍可称为“伯王”。

第一个公认的“霸”是齐桓公，他提出的口号是“尊王攘夷”，这样就把“霸”的功能在两个方面定性了：一，在名义上，仍然尊重周天子的领导地位，但是天子作为姬姓家族的族长，或说父亲，已经年老衰弱，所以需要一位“伯”（长子）来辅助他的管理；二，在实际上，这位长子将会领导其他诸侯一起抵抗他者，也即野蛮人，包括当时南方的大国楚国，也因为不属于华夏文化而被认为是“南蛮”。所以，这里的“夷”实际上应该当做一种他者的泛指[Barbaren的本意其实也是我们听不懂语言的人。有趣的是，尊王攘夷再次被提出，则是日本人在幕末时期尊重天皇而驱逐西方人，此时“夷”依然是作为一种他者的泛指而出现。]。齐国虽然并非姬姓诸侯，但是姬-姜两族长期通婚，在商代就形成了同盟关系，而齐国的始祖姜太公更是被授予了征伐诸侯的权力，所以齐桓公正是借用了这一传统，而宣布自己是诸侯中的领导者。这也在葵丘之盟上得到了周天子的正式认可。齐桓公多次组织盟誓，“九合诸侯”[《国语.齐语》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与诸侯于是饰牲为载，以约誓于上下庶神，与诸侯戮力同心。]，征讨异族，反复利用这种同盟和契约来编织自己的权力网络，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在后来也成为“霸”的惯例。所以，“霸”实际就是在“盟”的仪式基础上，通过“盟”所构建的神圣场域而诞生的[见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

“霸”的准则

根据SydneyRosen的论文ChangingConceptionsoftheHegemoninPre-ChinChina研究，齐桓公建立“霸”的体制，其理论的发明者应该是管仲。而后来的晋文公又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发明，把“霸”和君主的道德更强地绑定在一起。

“霸”所需遵循的道德准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信”。首先“盟”的基础就是互相信任，也即《左传》所谓“盟以底信”“盟以信，礼也”。而“霸”作为盟主，当然必须保持其信誉度，比如晋文公极度重视与楚国的私人之“约”，退避三舍，因而在城濮之战中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史记.晋世家》文公曰：“昔在楚，约退三舍，可倍乎！”]。战后，他通过践土之盟被周王认可而成为霸主，《左传》如此评价道：“君子谓是盟也信，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后来《荀子》中更直接地总结道“信立而霸”“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荀子.王霸》]。这一概念我们将在后文更详细地讨论。而在晋文公之后，宋襄公坚持认为，不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小国的君主依靠其道德、名誉依然可以称霸。所以他在战斗中严格遵守封建道德，导致了军事上的失败，但依然也被后人认可为“霸”，可见道德对于“霸”的重要性。[如《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就高度称赞宋襄公的军事道德：“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史记.宋微子世家》亦云“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而另一个对“霸”至关重要的准则，就是他必须建立一种“共同感”。春秋诸侯本是以姬姓及其亲属为核心而展开的类家族网络[《礼记.曲礼下》天子同姓，谓之伯父；异姓，谓之伯舅。《仪礼.觐礼》斋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又通过不断地互相联姻而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才需要结盟而选出“伯/霸”为领导，一起对抗外部的压力。所以《左传.昭公十三年》说：“亲亲、与大，赏共、罚否，所以为盟主也”，这里“亲亲”成为盟主的第一责任，他应该赏赐自己人，而去惩罚那些外人。《左传.成公八年》又说：“大国制义，以为盟主，是以诸侯怀德畏讨，无有贰心”，这里再次提到，如果诸侯有“二心”则会被盟主所征讨。

《说文解字》中说道：“国有疑则盟，诸侯再相与会，十二岁一盟”。实际上春秋时期的“盟”并没有准确的时间规律，频率也远高于十二年一次。但是，诸侯之间确实需要不断地续约，也就是“寻盟”。《左传.昭公十三年》说“诸侯讨贰，则有寻盟。”也即诸侯发现自己受到他者的危险时（也即所谓“国有疑则盟”），便会重复“盟”的仪式，推举出盟主，也即“霸”，来处理这一危机。相对于“二”，霸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共同的“一”。所以齐桓公、晋文公都是以反复的盟约联合中原诸国，抵抗南方楚国的威胁，后来晋楚相争更成为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SydneyRosen据此认为，实际上晋文公之后的大部分晋国君主都应该被称为“霸”，因为他们都是抗楚（南蛮、他者）阵营的领袖。

但是有趣的是，在春秋末年这一状况发生了一些改变，晋国因为力量的减弱，不得不寻求与东南方的吴国进行战略合作，一同抗楚。吴国一度非常强大，占领了楚国的首都，所以渐渐动摇了晋国的“霸”的地位。双方在盟誓时甚至公开争夺盟主的身份，《左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了他们各自的理由：“盟，吴晋争先，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晋人曰，于姬姓，我为伯”。吴国的理由是，他们的祖先泰伯是古公亶父的长子，把王位让给了季历才有文王、武王一脉，所以在这个姬姓及其亲属所组成的共同体中，他们的地位比较尊贵；而晋国的理由是，他们从晋文公以来就被周天子认可为“伯/霸”，是姬姓中唯一担当此职务的家族，所以也理应继续担任下去。这里，双方都在家族化的共同体之内，找寻自己的合法化理由，而并非是简单的军事实力比拼。可见“霸”的选举遵循一定的规则，“霸”必须具有“信”的道德，领导一个共同体面对和处理危机，解决国际事务，维护现有的秩序，作为这些义务的补偿，他们才获得了调度其他诸侯的权力。

《礼记.祭義》中更是极高地评价了“霸”：“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按照这一说法，霸和王可以很好地共存，具有各自的角色和德性，一起领有天下国家，这也是对齐桓公、晋文公两人思想的一种结合。而从契约论的角度去看，则可以如此总结：春秋诸侯通过不断地盟誓（“寻盟”）构建了一个类似家庭的共同体，以解决国际事务和危机。霸，也即盟主，作为德性最高、最值得信赖的兄长，在这个体系中负有最大的义务，故而也拥有最大的权力，成为实际的领导者，并获得了名义上的家长周天子的承认。

霸与盟的消失

某种程度上来说，“霸”的体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把中原诸侯从“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基本抵抗住了异族的入侵，从而也大大加强了“华夏”的自我意识。在晋、吴两国的合作之下，楚国的扩张也得到了很大的遏制。甚至一些小国也尝试联合起来，两次尝试用“弭兵之盟”来解决国际纠纷、追求长久的和平。可以说，建构在契约论基础之上的“盟”与“霸”，是春秋时期非常行之有效的制度。

在当时，不止国与国之间经常结盟，国君与大臣之间，大臣与其家臣之间，甚至一般人之间，都可以定“盟”。像温县盟书、侯马盟书之类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契约，而文献中也屡见不鲜，《左传》中还记载过爱情的盟誓，这些都足以证明当时契约的常见，可以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各种不同的人群。

但是，随着不断的战争，“盟”的神圣性逐渐开始被质疑。诸侯为了争夺“霸”的头衔（争霸），连年征战，尤其是晋、楚两国在中原地区为了争夺霸权地位展开一两个世纪的角逐，让夹缝中的小国苦不堪言，他们不得不奉行一种朝秦慕楚的政策，而把盟誓的神圣性放在一边。比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郑国的大臣子驷和子展在面对楚军压境的时候，其表现出来的现实主义态度，颇能反映当时人的心理：

“楚子伐郑，子驷将及楚平，子孔，子蟜，曰，与大国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驷，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强是从，今楚师至，晋不我救，则楚强矣，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神弗临也，所临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临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这里他们仍然一定程度上尊重盟誓的神圣性，但是只有符合“信”的规则才行，而当时的盟约大多数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要挟，本就不符合道德规则，所以这种强行的盟约是不会被神所接受的（神弗临也）。倒头来，个人的意愿可以自由决定遵不遵守盟约（背之可也），对于这些小国来说，也就变成了无奈的“唯强是从”。那么，契约的理论意义，实际上就被完全消解了。所以到了春秋后期，“盟”与“霸”的体制更多地被大国用于扩张自己的权势、领地，不再具有“尊王攘夷”的崇高目标。同时，新的贵族登上历史舞台，晋国分裂，齐国的统治者被篡位，天下进入了土地兼并大流行的战国时代，旧的体制就被彻底抛弃了。战国时期的诸侯不再争夺“霸”的头衔，“盟”的次数也大大减少，如《战国策》中只出现15次“盟”字，而真正明确进行的“盟”只有四次[吕静：《春秋时期盟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S..]。代之出现的，是大量不成文的“约”。因为“约”更加缺乏神圣性和约束力，所以屡屡被战国的君主所违背、抛弃。正如《史记.六国年表》所说：“国终之卒分晋，田和亦灭齐而有之，六国之盛自此始。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矫称蜂出，誓盟不信，虽置质剖符犹不能约束也。[战国时期的“约”多伴随交换质子，以加强契约的效力，也是“盟”神圣性消解的证明。故而《荀子.大略》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

虽然“盟”与“霸”作为一种礼仪和制度渐渐消失了，但是契约依旧盛行，比如秦与诸国之间经常进行的“合纵连横”，就是不断通过国际约定来组成外交阵营。合纵方，也即反秦一方，其首领被称为“从长”，而合纵这一行为，又被称为“从亲”。可见，这种国家联盟仍是春秋时代的遗绪，国与国之间互相比拟为亲戚关系而结盟，从诸侯中选出一位来担任“长”。只不过，这种“约”没有了“盟”的神圣性，也缺乏约束力，所以屡次失败，于是秦国越来越强大，最终统一天下建立帝国，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但在这之前，契约论思想在战国的社会背景下，仍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后文我们将从孔子及其弟子们开始讨论，虽然他们活跃于春秋晚期，但是却开启了战国时代思想史的大爆发，并且和孟子、荀子一脉相承，故而这一线条是绝不容忽视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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