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想，思想史为什么不应当把对于加法的注意力，适当地转移到这些减法上来呢？看看这些逐渐被有意或无意淡忘的、被边缘化的、被驱逐到历史记忆深处和社会生活秘密处的东西，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命运。在这样的发掘中，也许一些失落的历史会被打捞出来，仿佛在古墓中挖掘出来一些器物的碎片一样，当它们被拼合时，我们也许会发现历史的真相。”

思想史：既做加法也做减法

文丨葛兆光

本文原载《读书》杂志年第1期

葛兆光，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两卷本）、《屈服史圾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

这两年我为研究生开一门讨论课，叫做“思想史经典著作选读与研究”，为了让研究生们熟悉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史，选了从胡适、冯友兰、侯外庐到任继愈关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来讨论。事后，一个学生和我谈他的心得，他觉得过去的思想史也好，哲学史也好，确实像常常使用的名称那样是一个“发展史”。他问我：真的有那么多“新”思想么？思想史真的是一个新思想的“发展史”么？思想如果真的能总是“推陈出新”，那么，那些“陈”的思想原来又是什么，它们为什么被“推”而消失呢？

他的感觉和追问很有趣，因为，过去的哲学史和思想史通常只关心追踪和叙述那些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和新思想家，对“新”的崇尚，构成一种历史写作的观念，觉得历史就是应当书写这些在时间序列中不断增添的新东西，所以，撰者总是希望在历史中叙述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思想发明和知识发现，在以往的历史观念中，仿佛思想和知识一样依从着进化的规律，越靠后就越进步。

就以儒学的历史为例罢，从孔子以后，被哲学史和思想史叙述过的每个思想家，似乎都有他们被选中、被叙述的理由，孟子多了“性善”的论据，而荀子多了“性恶”的思想，于是开出两种儒家的进路，董仲舒提倡了“天人合一”而且“独尊儒术”，而王充有前人没有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韩愈提出“原道”，而程朱大讲“天理”，总之，儒学后浪推前浪就成了两千年流不尽的一条河。有一句老话说的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后人比前人更高明。这种不断增长叠加的知识和思想，被当做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主要线索，“哲学史”也可以叫“哲学发展史”，“思想史”往往称为“思想发展史”，叙述层出不穷的新思想，安排一个不断涌现新人的名单，就成了哲学史家或思想史家的责任。

这样一来，思想史就仿佛越来越大的一条河，每一代新出的思想家仿佛像旁行斜出的支流，而思想史就用“江海不释细流”的气派接纳着他们，依照时间汇成巨流，越近下游，水就越多。正如布尔斯丁(DanielJ.Boorstin)所说的，历史学常常“把过去认为是一种后果，把历史认为是许多后果”(《隐藏的历史》[HiddenHistory]，第页，梅寅生译，麦田出版社二○○二年)，思想史把这些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新东西，像摞积木一样地陈列出来，显示着思想的“进步”、“发展”或“演变”，我把这种思想史的叙述进路称为在做“加法”。

本書中作者以各種歷史個案為對象，展示歷史所隱藏的豐富面貌，說明我們對過去所知是如何有限，並進一步說明任何企圖為歷史建立一個簡易系統與法則者，終將被證明為徒勞。社會科學趨向於尋求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經驗法則或規範，但史家並不如此，史家必須以過去為目的。歷史知識之所以含糊不定乃源自過去本身之不可思議。史家唯一的任務是發現人類、場所、歷史發展階段的獨特性。他不敢為了他同年代的掌握現在與未來之意願而放棄其任務。

不过，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思想的实际的历史中，却并不只是有加法，有时也有减法。所谓“减法(subtraction)”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过去的思想史太多地使用“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荒淫以后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过程。其实，正是在这些思想或观念于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

比如，一些观念会消失，一些习俗会被革除，一些信仰渐渐被越来越理性的人们所鄙夷，也有一些失去了生活土壤的礼仪，会逐渐地被当做赘余而舍弃，在消失的、革除的、被鄙夷的和被舍弃的东西背后，有着深刻的知识和思想背景。这个时候历史叙述好像成了筛子，很多不能通过历史书写者审查的事情就仿佛颗粒太粗，越筛历史就越少。

上面讲的儒学史里，七十子的消失到底是为什么？就很值得讨论，近年来的简帛文献，从马王堆到上海博物馆收藏楚简的发现，让研究者大为高兴的就是可以“增加”黄帝书、“增加”孙膑、“增加”鹖冠子、文子、尉缭子、“增加”儒门“七十子”这些缺失的环节，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讨论一下，在思想的历史或者文献的历史中，他们为什么会被“减去”？比如，专门讨论语言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追问“道”之所存的那一种思路，本来在古代中国曾经有过相当精彩而简明的讨论，像残存的公孙龙、惠施的资料，像上海博物馆所藏竹简中的《恒先》，就说明关于这种对于纯粹符号的

转载请注明:http://www.daoqicar.com/xzpj/1651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