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拾间

作者简介：赵世超，男，河南南阳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专题“历史学研究”。

摘要：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关键词：巫主民；天主民；轻天重民；天人感应；五德终始；董仲舒

一、从“巫主民”到“天主民”我们常常不自觉地用现代思维去臆测往古。然而，人类却都经历过漫长的蒙昧和野蛮阶段，那时流行的是万物有灵观。原始人通过对生和死、清醒与睡眠、健康与疾病、梦幻与失神等生命现象的观察和思考，普遍认为，在自己的体内，还有一个同他一般无二、只是要小得多的生物在活动着，而且其他万物无不如此。这种小生物被叫作灵魂。他们坚信：灵魂能够离开肉体寄附在别的物体上；肉体死亡之后，灵魂仍然存在，并继续发挥作用和影响；大自然为形形色色的灵物所充斥，正是灵魂间的互动才使整个世界运转起来，变得活跃和富于生机。灵有善恶之分，会给人类带来种种幸与不幸。基于这样的认识，先民很早就用奉献祭品、念诵祷词等方式盼其佑祜或求其息怒，从而使一些精灵上升到威力强大的诸神行列。然而这种可以被称作自然崇拜的做法在理论上是荒诞的，由它衍生出来的一切仪式化的行为当然也只能归于徒劳，所以生产力和智力都不高的原始人事实上还无法摆脱恐怖气氛的包围。在他们的意识中，林间尖啸的风就是鬼物的嘶嚎；摇曳的树枝拂过肩头，他会以为已被妖怪抓住；明明是自己的脚步发出了吧嗒吧嗒的声音，他立刻感到恶魔正在身后紧追；精灵聚处的深山广泽成了他们不敢轻易涉足的禁地；由于相信恶灵喜欢在黑暗中发起袭击，日落之后，如果没有必要，他们就不再离开屋子；不得已必须上路，则一定要带上火把，此举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照明，不如说是为了辟邪。至于像星坠、木鸣、地震、山崩、电闪、雷击之类的巨变，当然更足以令原始人胆战心惊、丧魂失魄了。很显然，如果始终为恐怖所压抑，社会就无法进步。于是，有圣人出，公然宣布，他的灵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众灵，压制邪魔，使自然界变得能适合人类的需求。这些人无知无畏，富于想象，好为大言，与普通人相比，简直就像是病人、疯子或醉汉。他们或者确曾在昏迷、睡眠、高烧一类的状态中梦见自己同其他灵物进行过某种交往及较量，后来，他就不断用冥想、狂舞、麻醉等手段，以期重新找回梦境，并用夸张的动作将梦中所为反复重演，希望能产生相同的效果。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形成了一些施行法术的基本套路，也形成了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独特认知和解释。凭借运气或偶然性，他的表演有可能取得成功。由于他的承诺往往模棱两可，又善于提出一些难以做到的条件预留脱责的后路，所以，即使破绽百出，也不会遭到怀疑。久而久之，民众都成了他们的忠实信徒。这些最早出现的圣人就是巫师。他们用以战胜别的灵物的法术就是巫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胆大妄为满足了人们渴望克服恐惧的愿望，帮助大家树立了改变环境和现状的信心，因而便被视为足资依赖的“主心骨”，社会也由此摆脱了最严重的沉闷和压抑，开始步入一个“巫主民”的发展新阶段。全世界都曾盛行过巫术文化，中国也不例外。对于巫术活动的思想原则，詹·乔·弗雷泽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一书中做过精辟的归纳，认为第一是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第二是物体一经互相接触，在中断实体接触后还会继续远距离地相互作用：从前一原则出发，古代的巫师坚持说，通过模拟他便能够实现想要做的事；从后一原则出发，古代的巫师又坚持说，通过曾经与某人或某物接触过的东西（如发、须、爪、衣服、皮、角等），便可对其本身施加影响。建立在上述两大原则基础之上的巫术分别叫“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但两种巫术不仅常常合用，而且都承认物体之间能产生某种神秘的交互感应，因此，也可以通称为交感巫术。中国巫术文化起源很早，《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已在用“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和“物类相动，本标相应”之类的话进行原理分析，与弗雷泽常讲的“同类相生”几乎是同义语，这绝非偶然巧合，或恰能反映各地的巫术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只是我们还应想到，巫师是活动家，不是理论家，他们重视的是仪式，不是思想，原理和思想都是后人根据现象归纳出来的。若从实践的层面观察，应用最广的巫术手段似为模拟和镇压。巫师只要通过表演和借助于道具，证明正是自己强大无边的灵力作用于自然物，才带来了预期的好结果，这就够了，他们缺乏深究其理的热情和兴趣。也许举中国的例子更容易说明问题，我们且看《山海经》的记录。《大荒南经》曰：“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渊。”此节袁珂以为当在《大荒东经》“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渊”之后。“甘渊”就是地处东方的昉谷，今本系之《大荒南经》或为错简。文中的“日浴”，诸家皆以为当作“浴日”。郭璞注指出：“羲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职出入，以为晦明……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运转于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昉谷、虞渊也。”据此可知，在古人的观念中，太阳的出入与晦明根本不取决于它本身，而必须借助于羲和。至于羲和主日的办法，竟然是把一个太阳的模型——象——从水中托起来、沉下去；再托起来……“沐浴运转”，循环往复，用逼真的模拟来效仿太阳的升起。这些动作和仪式实际上就是希望通过感应将“主日者”的灵力传导给自然界中真正的日，以便让它顺利离开海面，高悬天空。后人不解，以为羲和是给太阳洗澡，由此而生“浴日”之说。郭璞不仅是一位学问家，而且是晋代有名的术士，他的巫术活动在《晋书》本传里有十分生动的记载，应该相信，他在注释中对古代巫法的理解要比一般学者准确得多。其实，羲和也应如丁山所说，系取自“晨光曦微义”，既不是人名，也不是官名，更不是什么“最早的天文学家”，他仍只是姓名失传了的迎日巫师们的通称，因为总在晨曦初露中用模拟协调太阳的动作，使晦与明随着升起的脚步变得和谐有度，这才习惯性地被称为羲和。中国古籍常谓五帝“生而神灵”，“其智如神”，“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能通“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简短的话语勾勒出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巫师的品格。他们所肩负的最重要的使命又被说成是“协时月正日”，“合时月正日”，“历象日月星辰”，“数法日月星辰”，或“历日月而迎送之”，具体就是在每天早晨“寅宾出日”，每天傍晚“寅饯纳日”，中间还要帮助太阳正常行走，以便使其能顺利完成全天的行程。“寅”有敬意，“宾”有导意，“饯”有送意，“导”和“送”所代表的正是以模拟为中心的巫术仪式。还应注意到仪式中所用的道具。据《尚书·尧典》，舜只有“在璇玑玉衡，才能“以齐七政”，由此可以推知，离开了璇玑，要想使“动静之物，大小之神”莫不服从，就难以实现了。足见璇玑的作用十分关键。璇为美玉，玑为转运，出土或传世的璇玑则多为外沿饰3组齿形的玉璧，璧圆像日，齿形代表光芒，所谓璇玑，实际正是一个制作已很精良的太阳模型——日月之象。既然五帝履行“历象日月星辰”职责的办法仍是不断运转璇玑进行模拟，就不妨将其视为上古羲和群体中的一员或杰出代表。因太阳能否按时起落关乎部落的安危，他们除做法时十分恭敬外，可能还会在迎日、送日过程中养成观测和记录天象的习惯，因而被叫作“传天数者”，甚或逐渐地学会了编制历法，“敬授人时”，但观测与记录天象相对于运转璇玑以导日、送日而言，肯定是次要的、后起的和派生的。注家把璇玑说成是正天文之器、测天的工具或北斗七星，乃至比附成浑天仪，更属于知识大开以后才有的似是而非之论。如果说导日、送日是模拟巫术的典范，那么，使用镇压巫术的最重要的实例则当推铸鼎象物。据《左传》宣公三年（前），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遂至于雒，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图，画也”。“物”在这里泛指一切“物怪”，可能既有实在的吃人的“物”，即毒蛇、鸷禽、猛兽，也包括想象中的吃人的“物”，即各种各样的鬼魅精怪，还包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方酋长和巫师。由此可知，夏王曾将从远近各地图画来的物象铸到鼎上，让民众周知何物为神，何物为奸。但对王孙满答辞中的“不逢不若”一语，惠栋《左传补注》认为当从张衡《东京赋》及郭璞《尔雅·释诂》注所引作“禁御不若”，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也说其言有理。如果这样理解传文，则“铸鼎象物”的目的就不仅是“知神奸”，更主要的应是禁“不若”，即通过控制物的图像来控制于己不利的物本身。殷周青铜重器主纹多为兽面，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颌等，自宋代起，即称之为饕餮纹，并沿袭《吕氏春秋》“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一语加以引申解说，其实并非无身，只为了突出向前正视的面孔，而把躯干抽象化或压缩到两边去了，因此，现代学者多主张叫兽面纹。夏鼎如能发现，其纹饰风格当同于殷周。或者说，殷周青铜器上的兽面纹正是夏人“铸鼎象物”的延续。由于谁都没见过鬼，在“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背景下，古人很自然地会以猛兽为原型来塑造鬼。而图腾时代的酋长或巫师更常常装扮成自己动物祖先的样子，模拟该动物的动作。所以，兽面差不多可作为一切恶物的集中代表，将其图像铸到鼎上，就等于禁住了所有的“不若”，即对一切敌对势力实施了有效镇压。从此猛兽不能食人，魑魅魍魉不能作祟，不顺、不利之事无由发生，可以放心地出入山林川泽，这对尚未完全摆脱恐惧的民众来说，岂不是一种莫大的福祉？在上古时期，太阳以其勃勃生机和普照的光首先让人们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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