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人格六讲》，牟钟鉴著，中华书局

《易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古人对君子人格的精当概括。在当下中国，提炼出“君子人格”的范式，明确践行“君子人格”的标准，是涵养君子的前提。作者从仁义、涵养、操守、容量、坦诚和担当六个方面，运用古今中外名人案例，解说君子人格的内涵，树立君子人格标杆，使普通人在成为君子的道路上，有章可依，有法可循。全书文笔精炼，案例丰富，是一本兼具可读性和操作性的“大家小书”。

君子人格六讲，即“君子六有”说：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作者以期用真人真事推动道德教化，从不同侧面提炼中华精神，重塑君子人格榜样，推动人文化成，培养时代真君子。五?儒家君子论的历史变迁与当代价值孔子、孟子、荀子的君子人格论，经过历代儒者的传承发展，建立起中华文化中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的有效方式，形成社会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不断给予道德人物以有力的赞美、鼓励，给予不道德人物以批评、谴责。这种舆论超越政治与司法，也远远超出士林，弥漫于社区、乡里、家族、行业，具有巨大的惯性，作为文化基因积淀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是君子还是小人，无须自评，也不靠官方宣传，民众的口碑自有公论，这是十分可贵的传统。政治人物同样受这种道德舆论的监督，如岳飞移孝作忠、为国殉身，被公认为君子式的忠臣，秦桧被公认为陷害忠良的小人式奸臣，包拯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的君子式清官。这种深厚的君子人格道德舆论，辅以法刑，成为稳定社会的巨大调控力量，不论朝代如何更替，推崇君子之风未曾消解。“五四”以来，文化激进主义流行，在一些引导思想潮流的名人口中，中华传统文化被妖魔化为“吃人”的文化，“正人君子”变成被嘲讽的对象，“君子”渐渐淡出人们的集体意识，如果不加以重视，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道德的混乱和失序。有人认为，中国当时有内忧外患，急需改革者与革命家，因而君子人格已经过时。岂不知两者并不矛盾，恰恰需要结合，社会需要大批君子式的改革者和革命家。孔子说过：“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就是“士君子”，许多改革者和革命家正是因为受到孔子、孟子、曾子的鼓舞而献身于中国独立与解放事业的。抗日战争中的勇士和烈士，就是人们敬仰的士君子。还有人认为：君子讲中庸，就是折中调和、不讲是非。这是把中庸与乡原（愿）混为一谈了。乡原是貌似谨厚，实与俗同流合污者，故孔子加以斥责：“乡原，德之贼也。”孟子进一步说：“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孔子论中庸，是指君子行事无过不及、不偏颇，而以能否行仁爱忠恕之道为准则，故是非分明，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所以中庸是行仁的最佳尺度，一般人不易把握，故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正人君子既是人们日常道德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大患难和大变革时期的需要。虽然文化西化论一度流行，中国人文化自卑心理严重，但中华优秀文化在民俗层面仍然以巨大的惯性力量而继续存在，只是处在“日用而不知”的自发状态，君子之德仍然是民众经常提及的正面形象。如人们常说“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做伪君子、真小人”“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们要有君子协定”等。虽然人们痛感小人得志、君子吃亏，却在内心里仍然珍重君子、嫌弃小人。年，因“戊戌变法”而被杀的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被后人誉为“戊戌六君子”，这是君子中的烈士。民国三年（）冬，大思想家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给学子做过《论君子》的演讲。他认为中国的君子类似英国的gentleman（绅士），其国民教育以人格养成为宗旨。这里要说明，绅士与君子有同有异：同在注重人格尊严，异在绅士须具贵族气质，而君子虽平民可成。梁启超论君子之义，用《易传》中的《乾卦·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坤卦·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概括之，乃是精粹之论。他说，所谓“自强不息”，一是指“自励”，“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二是指“自胜”，“摈私欲尚果毅”，能够“见义勇为”。所谓“厚德载物”，“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然后得以膺重任”。他对清华学子的期望是，将来“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因此要“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作中流之底（砥）柱”。梁启超乃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另外三位是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他演讲之后，清华大学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定为校训，沿用至今。年11月，爱国进步人士邹韬奋、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沙千里、史良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联合会。他们发表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各党派协商建立抗日联合政府，但当局以“危害民国”为罪名，逮捕七人。“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七位爱国者。当时的新闻媒体称七人为“爱国七君子”。从六君子到七君子，我们可以看到，君子人格绝不限于“谦谦君子”，往往国难当头方显君子本色；他们乃是志士仁人，时刻准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故深受国人敬仰，被视为英杰，赞为君子，鼓舞着千万中国人投身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自由富强的事业中去，可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代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新原人》一书中，提出人生有四种精神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指人生没有任何追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浑浑噩噩地生活，比动物高不出很多。功利境界指人生有明确追求，但以求个人私利为终极价值，为己可以不择手段，往往损害他人和群体利益。这样的人实际上是指小人。道德境界指人生亦有明确追求，却是以利人行善为终极价值，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的人实际上指君子。天地境界指人生以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终极价值，以“赞天地之化育”为己任。这样的人实际上指圣贤。这四种境界对于一般人而言，关键的一步是从功利境界提升到道德境界，脱离缺德小人而成为有德君子。近代，有些中国人不分精华与糟粕，全盘否定中华传统文化，致使民族文化主体性塌陷，进而带来危害，由于社会缺德而造成痛苦，今人在深入发掘和重新评价中华智慧、美德的文明价值之后，逐步增强了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在民族文化复兴的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君子文化已蔚然成风，学校倡导学习君子之教，学者深入论述君子之说，地方努力倡导君子之德，同时把它与表彰道德模范、开展志愿者活动结合起来，并初见成效。君子人格论甚至引起国际思想界人士的认同。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李瑞智教授在曲阜世界儒学大会发言中提出，人类需要君子式的政治家，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人们也认识到，弘扬君子文化、推动道德建设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是长期的、艰苦的，它不像制度改革、生产增长那样能够预先规划、按期实施，它是无形的精神文化，与信仰的重建连在一起，没有捷径，不可操控，只能由君子式的有识之士努力加以推动，慢慢引起连锁反应，从量变到质变，由边缘到中心，逐渐成为新的风俗习惯。从长远看，这是一项合乎人心的文明事业，会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支持。▼把时间交给阅读▼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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