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昭王问荀子“儒家对国政没啥用是吧？”对于这么没礼貌的问题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大概会是孟子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何等客气，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对比呢。

第一，国力不同，魏国是个小国，周边大国环视，危机重重，魏国在梁惠王手上“东败于齐，西丧秦地七百余里，南辱于楚”，梁惠王迫切的想要强国，因此不敢落下怠慢人才的名声，以免真正的人才不愿意过来投靠了。

第二，学术氛围不同。不同于之前百家争鸣，大家不知道到底挖掘机技术哪家强，这时大家都看到了秦国重用法家，从一界边陲小国成了一方霸主，此时已经不需要再辩论哪家强，荀子要壮大儒家就需要证明儒家也“有用”，更要向法家靠拢。

国君们感觉到时代改变了，形势更加紧迫，没人想听老祖宗传下来几百年的旧道理，他们觉得儒家讲的都是旧道理，儒家“没有用”，光说仁义是对的，结果却是没有人会放在眼里的。所以荀子孟子不但要说“仁义是对的”，还必须强调“仁义是有用的”。

我们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民众就这样被法家的“术”“势”玩弄于鼓掌之上，在帝王之前，民众的权衡手段逐步变少，而被统治者提倡的儒家，大部分已经不是孔子那个“对”的儒家，而是荀子的对统治者“有用”的儒家。不过荀子的口碑不是太好，再加上他还有个法家的徒弟韩非，所以还是得挂个儒的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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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儒效》

（原文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