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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孙子兵法》为标志，中国古典兵学充分自觉并迅速早熟，撇开政治经济等因素，孤立地造设“诡诈”的逻辑对决和概念搏斗并予以美文学的表述，成为兵家的理论嗜好。对此种倾向，极少有人提出批评、指出其中的弊端。荀子《议兵》一文，就是针对孙子的这种倾向进行批判的少数异端之一。

关于“诈”与“仁”。“兵者诡道”、“兵以诈立”，“诡诈”是孙子兵法的灵魂。但在荀子看来，这恰恰是孙子的软肋：“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若以卵投石”；“武王之诛纣也，非以甲子之朝而后胜也，皆前行素修，此所谓仁义之师也。”二者的观点如此不可调和，是因为他们的视角不同：孙子专注的，是抽象的战争，在这里，一切都是概念化的，是高度的概括和逻辑推理，拖泥带水的具体问题被丢在一旁。荀子看到的是具体的史例，鲜明生动，经验教训由此引申出来。视角不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目光深度：孙子看到的，无非是两条腿行走的概念；荀子发现，在投入战场之前，他们的日子过得很不一样，有的受到关爱，有的受到虐待，所以他们爱憎分明，一有机会就表现出来，让上司大吃一惊。例如商纣的士兵就曾临阵倒戈，逼得他投火自焚。对此，孙子的做法是置之不理，以保持其理论高度；荀子则固执地认为，这是必须认真对待首先加以解决的问题。孙子的做法产生了近乎完美的骈体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按照这种理论，兵法的终极结论其实不需要将这么多反义词对立起来，而只需要一句话：战而胜之。在实践中，孙子作为主将，曾经指挥吴军连战连胜攻克楚国都城，随后吴国即陷入南对楚越北对齐晋的两线作战，终于亡国灭迹。荀子的固执使他能够在秦国不可一世的时候准确地为它算了一卦：“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仁义）者也”；“兼并易能也，唯坚凝之难焉。”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在想象中，出敌不意是非常引人入胜的，但在实行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因为整个机器的阻力而难以实现”，“而阻力大体上可以说是区别实际的战争和纸上的战争的唯一概念。”显然，这种由社会问题产生的阻力并没有纳入孙子的匡算范围，而荀子则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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