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二十卷，战国时期荀况著。
荀况（约公元前—前年），战国末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荀子被后世尊为荀卿子或孙卿子，关于荀子姓名有以下争议：一说，荀子曾在齐襄王时期（公元前年-前年在位）“任稷下学宫祭酒，世人尊而号为荀卿，后人亦谓之孙卿子”。荀子又称孙卿子并非为避汉宣帝名讳，根据谢墉作《荀子笺释》序文说法，认为“荀”音同“孙”，语遂移异。另有说法，荀子名况字卿。《史记》及刘向《校书叙录》中仅记载“孙卿，赵人，名况”，并无提及荀子字。此后，江瑔在其著作《读子卮言》中提出荀子字卿的论断，其根据为，刘向在《校书叙录》中称：“兰陵人善为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为卿，盖以孙卿子也。”因此，江瑔认为刘向不言“兰陵人喜名为卿”，而说“喜字为卿”，则可知卿为荀子字。荀子年十五曾游学燕国、齐国，但由于齐闵王骄傲自大，荀子劝谏未被采纳，因此离开齐国，至荀子50岁前后，齐襄王当政时期，荀子又回到齐国，此时他“最为老师”。后来荀子游学各国，先后到达秦国、赵国、楚国。楚国春申君任命荀子为兰陵令。春申君被李园刺杀后，荀子废官。此时荀子自认为人生中，不再可能有政治方面的作为，因而将精力投入到著作当中，不久卒于兰陵。
《荀子》是荀况著作合集，基本出自荀况一人之手，但也不能排除其弟子记录其言论后与原著混合以及后代编排作注者的整理与删改。引得编纂处，《荀子引得》序中认为，“孟子之学，渊源于曾子、子思，为东方儒学之宗”；而荀子之学“上接子夏、仲弓之传，初为西方儒家之学，晚而之齐，三为祭酒，遂融汇东西两派之长，为六国末年儒家大师”。因而思想上，《荀子》这部著作融合了东西儒学思想。写作背景上，上至周公制礼作乐以仁义治天下，到幽厉失道，而礼崩乐坏。后孔子定礼乐，作《春秋》，其后遗风复张。但在战国时期，政治苛虐，各诸侯国间交战不休，百家争鸣，孔子的主张渐渐被人们忘记。于是孟子、荀子先后著书立言，想要重振儒家礼义。此外荀子北游燕国，南仕楚国，西入秦国而东至齐国，游学足迹非常广阔，对各国政治兵制亦非常了解，因此《荀子》这部著作并不仅仅是一部儒家经典，同样也是考察战国时期各国情况的重要史料。
《荀子》今本篇数大多定为二十卷，三十二篇。《荀子》一书的中心思想，首先是其与孟子思想针锋相对的“性恶论”，荀子在《性恶》篇中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即人的天性有种种的欲望，如果顺应个人欲望发展，那么人们只会作恶。因此我们必须依靠各种法度来节制自己、利导自己，才会做善事。因此行善都是人为的活动，非天性使然。这个观念在政治上，就引申出荀子的“礼治主义”学说。在《王霸》篇中，荀子提出：“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他认为人们的天性是恶的，必须遵循礼法才能“正”，在此基础上，才能“治”。在教育上，这个观点又可推得荀子的“积善”理论。如在《劝学》、《儒效》篇中，荀子提出学习、行善要靠锲而不舍地积累。他认为，任何人生来都不具备善，就如同穷人没有一点钱。但钱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善也一样。需要不停的积累，不断积累善，坚持善行，那么最后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圣人。再把荀子这一主张推广到人生哲学层面，在《天论》中，荀子提出，“天行有常”，各种行为应该顺应天道。他主张“明心”，即心不能不知“道”，只有知“道”且能禁非“道”的心才是清明的心。而如何知“道”，荀子在《解蔽》篇中提出了“虚一而静”，即虚心、专一、静心三种工夫。只有有了清明的心，才会遵循礼法，不会任性妄为做出非“道”的事情来。在《荀子》中，荀子论述，要礼治、要积善、要明心，就必须注重“伪”，把所有的责任担在了每一个人身上。圣人的责任是为民众制定礼义，而民众则应该努力学习、积聚礼义。总得说来，《荀子》一书提出了所有荀子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即“性恶论”，并涵盖了个人教育方面的学习修身、国家治理方面的富国强兵、政治建设上的礼义治国等诸多方面的论述，系统阐述了荀子个人思想，也是继孔孟之后，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对儒家思想得以不衰做出了卓越贡献。
自战国后至两汉时期，儒家学者多尊崇孟子学说而将荀子学说贬抑为异端学说，更将秦国的暴政归罪于荀子，因此《荀子》这部著作并未得到学者们的重视。至汉代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著录有《孙卿子》三十三篇”，南宋王应麟在《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提出，应为三十二篇，他认为“《汉志》中数字时有讹误”，《孙卿子》篇数也属于此类错误，高正先生认为《汉志》没有提及卷数，“亦与刘向《孙卿子书录》正文同”。因此认为此本当与刘向校订本《孙卿书》三十二篇属同一系统。因此，考订《汉志》中，《孙卿子》应为三十二篇。隋朝时，《隋书?经籍志》已无著录，代之以十二卷本系统之《孙卿子》。《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也都载《孙卿子》十二卷，也都分别有荀况别集。唐代杨倞最早为《荀子》作注，杨倞将十二卷书及三十二篇文整理成二十卷，又将《孙卿新书》更名为《荀子》，这为《荀子》结集成为当今广为流传的版本奠定了基础。至杨倞后，研习《荀子》的学者非常少。到明代时，高儒据其家藏书籍编成《百川书志》二十卷其中子儒家著录《荀子》十二卷，除其重复，凡三十二篇。清代乾嘉年间，古书校勘风气盛行，杨倞注的《荀子》经过许多学者的校订，义理更加明白。至晚清时，学术大家王先谦先生采集各家之说，发挥己见，编成《荀子集解》。王先谦以“谢刻本为据，又取《古逸业书》影刻台州本及《名虞九章》、王震亨合校本相校”。王先谦本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四字，小字双行，总结前人校释荀子的各种本子，择善而从，加以判断并融入个人见解，成为集解最为精善的本子。民国以后，研究《荀子》较为出名的有刘师培的《荀子堪补（四卷）》及于省吾的《荀子新证（四卷）》。近代研究《荀子》有学术价值的一些著作为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张觉的《荀子译注》、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
荀子刊刻流传版本系统较多，一为北宋熙宁国子监刻本系统，此系统包括熙宁国子监元年（公元年）刻本，《荀子》二十卷，杨倞注，王子韶同校，吕夏卿重校。《古逸业书》影刻台州本，最早为南宋淳熙八年（公元年）唐仲友台州公使库翻刻熙宁监本，南宋嘉定十一年（公元年）重修，清光绪十年（公元年），黎庶昌《古逸业书》据日本金泽文库书藏本影刻。另有南宋二浙西蜀本系统、南宋国子监刊小字四子纂图互注本系统等七大不同南宋刻本系统。明代有许宗鲁刘子书本系统，世德堂刊六子书本系统，吴勉学刊二十子全书本系统等版本。清代则有谢墉刻本系统及王先谦荀子集解本系统。海外则有日本久保爱荀子增注本系统。当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及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也先后影印出版《荀子》专著及相关著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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