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建构的原初动力,来自人的自下而上的本能需要,而一旦形成之后,它的内涵却不再限于生存的必须。为了对理想中的意义目标的追求,特定个体甚至有可能主动地选择牺牲自我的生存本身,所谓“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孟子·告子上》)。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和它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我们常说人为万物之灵,说人具有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说人本质上是自由的存在,等等,都是要强调个体这种超越自然本能、超越单纯物质功利驱动的文化属性。与人类生存的此种属性相应,作为文化传承的手段,教育不仅应该有确定的功利导向,而且应该有超越性的非功利导向,应该是功利导向与非功利导向的统一,而且在这种统一中,非功利属性应该居于核心或说主导地位。功利导向表现在个体方面,就是通过教育获得专门性的生存技能;表现在社会方面,就是通过教育造就各式各样的专门人才。超功利导向表现在个体方面,指行为习惯、品德修养、人格境界等生命伦理观念的建立;表现在社会方面,指人类文化的持有、更新、提高等历史担待。这种历史担待和当下具体的实践任务没有直接关联,其实现需要相关个体超越性的精神自觉。按儒家学派的立场,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士大夫阶层理应更自觉地承担起这种超越性的社会关怀责任,所以曾子告诫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符合儒家理想要求的“士”,就是所谓“君子”,儒家教育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君子”。“君子”人格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对工具化生存方式的超越和对人的总体文化属性的自觉,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子不器”(《论语·为政》)。

从现实的角度说,每个人都不能不受制于特定的社会利益关系,从而扮演某种意义上的工具性角色;但就理想言之,就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意志的内在要求言之,人应该作为目的本身而非任何其他利益要求的手段存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对人的这种主体性地位有非常充分的阐发。儒家教育目标指向的,首先是人的这种理想状态,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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