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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苏东（-），男，江苏东台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经学史、先秦两汉文学。

摘要：作为宗周礼乐文明的载体之一，《诗》在产生初期即兼有两种功能：她既是助成各种礼典的重要仪轨，也是承载周人德教理想的文本经典，她以歌、诵、赋、引等多种形式出现于各种公共场合，是周室贵族的公共知识资源。随着宗法制的崩解、礼乐文明的衰落，《诗》作为仪式的展演频次大大降低，甚至由于晚周社会精英阶层的知识分化，其作为言语“谈助”的功能也逐步降低。作为古老的“王教”经典，《诗》一方面成为布衣之士获得知识人身份，跻身士人阶层的重要倚赖，另一方面也开始随着士人传习、论学的需要而发生传习方式、文本形态、阐释向度等多个层面的变化，而这些转变的背后透露出《诗》文本权威性来源的隐微转移以及晚周时期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

关键词：《诗经》；贵族；士人；晚周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曾这样描述春秋后期以来《诗》学传播范围的变化：“春秋之后，周道濅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焉。”[①]而与之关系切近的另一段更有名的论述则见于《孟子·离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②]在这两段论述中，孟子和班固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即随着宗周王权的衰落，作为周人礼乐文明与王道政治载体的《诗》在传播层面发生了重要变化。所谓“《诗》亡”“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盖指以宫廷贵族为中心的献诗、歌诗、赋诗传统渐趋衰亡，而所谓“学《诗》之士逸在布衣”，则是指“布衣之士”这一新兴阶层成为了学《诗》、用《诗》的新主体。这一变化势将带来《诗》的文化功能及其展演与阐释方式的调整，而其发生的时间，正是在政治与学术层面均处于激荡变化中的春秋后期至战国，也就是所谓的晚周时期。

事实上，对于整个“六艺”的经典化历程而言，晚周都是一个关键的分化期——在此之前，学在王官，“诗书礼乐”作为“王教”经典[③]，其制作与传播均有赖于王权的荫护。而在此期之后，严格说是自秦始皇三十四年（前）挟书律颁定后，包括“六艺”在内的各种知识再次被纳入帝国权力的掌控之中，无论是始皇禁学，还是武帝兴学，经典的传习都受到皇权政治的直接干预。只有在晚周时期，传统王权渐趋崩解、新生帝国尚未建立，这几乎是整个前现代社会中“六艺”唯一一次摆脱国家权力左右，主要凭借其自身的文本价值与功能赢得读者、维系声誉的时代。也正是经过这一时期的选择与筛裁，“六艺”的形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为宗周文明之核心，在规模上一度达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礼书[④]，至汉初仅剩《士礼》十七篇得以传习；乐近乎完全失传；而百篇《尚书》的传习显然也非常有限，以至于当汉文帝求天下能治《书》者时，不过一济南伏生而已；至于《易》《诗》与《春秋》，则不但文本自身得以留存，在这一时期内还发展出丰富多样的传记说解，《易》之十翼、四家《诗》学，以及《春秋》五家之传，都显示出晚周时期此三学之发达，而近年来的出土文献，如上博简、马王堆帛书中的《易》学文献，以及与《诗》学关系密切的上博简《孔子诗论》《民之父母》、郭店简《缁衣》、郭店简、马王堆帛书《五行》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传世文献所见晚周学术的这一特点。

那么，作为宗周礼乐之附庸的《诗》，何以在晚周时期能够发展出独立的文本价值，甚至产生丰富多样的阐释体系呢？作为贵族礼乐文明载体的《诗》，与布衣之士所传习的《诗》，在其使用方式、阐释向度乃至文化功能方面有何差异呢？这些便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诗礼乐”与“《诗》《书》”：《诗》的两种身份认知

先秦至汉初文本在提及《诗》时，常将其与《书》、礼、乐等并举，如果排除其中逐一列举“四教”或“六艺”的个案，可以发现，在述及“《诗》《书》礼乐”的文化功能等问题时，早期文献存在两种不同的叙述方式。一种是以“诗礼乐”合称，三者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另一种则是将《诗》《书》并称，而以“礼乐”与之对应，四者共同构成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代表了叙述者对于《诗》学身份与功能的不同认知，值得我们加以探究。

关于“诗礼乐”与“《书》”二分的经典结构，拙著《从六艺到十三经》已有论述[⑤]，相关用例主要见于《论语》和《礼记》的《内则》《学记》《仲尼燕居》诸篇。基于“诗礼乐”在周人军政、外交、祭祀、社交等领域的广泛运用，这一知识体系成为贵族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文化素养，《诗》也由此成为整个贵族阶层的公共知识资源。不过，相关文献在论及“诗礼乐”的内部关系时，一般以“礼”为其核心，如《礼记·仲尼燕居》：

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理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⑥]

“诗”“乐”是成礼的必要辅翼，这一点从《仪礼》中关于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等仪节的描述中可以得到确认，但对于诗、乐的熟习尚不足以真正成礼，只有理解相关仪节背后的“理”，这样的“礼”才不会沦为形式化的仪式操演，这也是《左传》所言“礼”“仪”之分的关键[⑦]。所谓“不能诗，于礼缪”，这里特别强调“诗”在使用上的规范性，显示在此语境中《诗》的使用需遵循相关仪轨。类似的观念在《礼记·礼器》中也有体现：

孔子曰：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毋轻议礼。[⑧]

将“诵《诗》三百”与“议礼”并言，显示出《诗》与“礼”之间似乎具有天然的相关性。但另一方面，无论习礼者对于《诗》文本的掌握如何纯熟，仍未必可以完成即便是最简单的“一献之礼”，足见作为仪式组成部分的“诗”在整个礼典中的辅助性地位。文本最后以“毋轻议礼”作结，在谆谆告诫礼学之博大精深的同时，也映衬出礼乐系统中的《诗》似乎不过是助成仪节的一种知识储备而已。马银琴在论及《诗》文本的初次编辑时指出，此次编辑已经“确定了诗文本以仪式乐歌为内容的编写原则”。[⑨]换言之，在《诗》的早期编辑体例中，施于礼乐正是一首诗得以进入《诗》文本的基本方式和核心功能。

至于“《诗》《书》”并称，在先秦文献中则更为常见。从时间分布上看，“诗礼乐”并称主要集中于《论语》和《礼记》中与西周贵族教育或孔子论学相关的部分；而“《诗》《书》”并称则从《左传》一直延续到汉代，是战国诸子的常用说法。《左传》的用例始见于《僖公二十七年》所载赵衰论郤縠之言：

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⑩]

这里将《诗》《书》并称，谓之“义府”，显然与“诗礼乐”中“诗”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诗》不仅是助成礼典的仪节，更是承载周人德教理想的经典文本。赵衰认为，只有深入理解这些经典文本的人才堪任元帅。《左传》中保留了一百多条公卿贵族引《诗》议政的用例，足证赵衰所言不虚。这种对于《诗》“文本”价值的强调在《商君书》中也有体现，但传习的主体则从郤縠这样的贵族转变为民间的布衣“豪杰”：

今境内之民皆曰农战可避而官爵可得也，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11]

商鞅批判性地描述了战国中期的新兴士人试图通过知识学习摆脱原有社会阶层，进入仕途的社会现象。在传统的宗法社会中，只有贵族才能拥有官爵、参与政治，对于平民而言，《诗》《书》既是他们难以接触的“王教”经典，也与他们的社会生活缺少关联。不过，随着春秋后期宗法制的逐渐崩坏，固化的社会阶层开始松动，部分士人凭借自己的知识或技艺参与到各类公共事务中，有的成为依附于贵族的食客，有的甚至加官进爵，“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12]，至于墨子、孟子等更是“得显”于天下。《吕氏春秋·不侵》言：“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13]孔子本非布衣，因此这种叙述一方面显示出“布衣”的范围在战国中后期似乎有扩大化的趋向，除了出自农、工、商阶层的平民子弟以外，像孔子这样的没落贵族也被视为“布衣”；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战国士人对于凭借知识改变自身命运的“布衣之士”的理想化建构。总之，这类认知进一步带动整个社会知识风气的转移，遂出现商鞅所言原本从事农战的“豪杰”之士纷纷“变业”“务学”的潮流。由于商鞅对以《诗》《书》为代表的传统经典最为反感，因此这里他独举“《诗》《书》”，而从《庄子·天下》的描述可知，战国布衣实际研习的知识领域是非常多样和驳杂的，这也造成了战国知识阶层的严重分化，大大削弱了一度作为贵族公共知识资源的《诗》《书》所具有的权威性，不过，从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士人持续致力于禁止《诗》《书》的民间传习来看，这一潮流的存在应是基本可信的。对于布衣士人而言，《诗》《书》不仅仅是进德修业的知识资源，更是他们改变自身社会阶层的重要倚赖。事实上，孔子已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14]没有尊贵的血统，“布衣”“野人”只有掌握宫廷中的基本仪节，以及《诗》《书》等流行于贵族群体中的经典，才可能以“知识人”的身份打破传统社会阶层，跻身士人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论及这些新兴士人使用《诗》《书》的具体方式时，《商君书》总是将其与言说技巧结合起来：

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故事《诗》《书》谈说之士，则民游而轻。（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卷一《农战》、卷二《算地》，第21、46页）

将《诗》《书》与“辩慧”“谈说”相联系，显示这里的《诗》已完全不具备仪式性功能，而是与《书》一样纯粹的知识性文本。这些说法与《论语》中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说法相呼应（《论语集释》卷二六《子路》，第页），显示出布衣《诗》学对于《诗》文本价值的天然看重。

对于晚周《诗》学功能演变的阐述在《荀子》中得到了更明确的呈现。《劝学》篇论治学之要义曰：“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15]与《王制》《内则》《学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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