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荀子 >> 荀子价格 >> 永远跟党走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回归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周年和建校周年、纪念清华党组织建立95周年，开启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新征程，学校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在全校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中开展了永远跟党走”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征文活动。我院党委认真组织、积极动员，师生党员踊跃投稿，现特开设"永远跟党走”专栏，发布优秀稿件，以飨读者。
道德教育中的主体性回归
近代以来，教育逐渐面向西方，“以知识为中心”取代了中国传统“以人为中心”的教育，道德教育“使人成为人”的意义被边缘化，逐渐演变为对外界行为规范和规则的遵守。人们对道德的学习不再以自我为主体，学校或其他场域等外在的客体世界将道德规则以“系统化、专门化”的知识强加于个体头脑之中[1]。因而，当今的道德教育逐渐演变为柯尔伯格口中“用刻板的灌输、管理、训练等方法，强制儿童去服从各种道德规范的道德教育”。从而形成了道德教育形成了德育理论与实践中的“人学空场”[2]。道德教育主体性的弱化使得道德教育变得空洞，甚至起到相反的效果。
当现今的道德教育陷入瓶颈，成效甚微，而道德滑坡现象屡见不鲜时，不妨从历史中汲取养分，“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而道德教育的“历史之师”便是儒家的修身教育。修身作为中国传统道德学说的核心，是个体进入社会时的价值操守或伦理准备。修身是把一定的道德意识、道德品质内化于心，变为个体的信念和习惯，并不断深化和延续下去的过程。修身的实质就是以个体为中心，不断培养自我的理想人格，以提高精神境界，“从而成为一个大公无私、品格高尚的完人，最终使自己的道德达到至善境界”[3]。
一、何谓修身
四书开篇的《大学》提出，“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而“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指出治国平天下的九经之首便是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还提到，“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强调人君为政之道在于“得人”，而“取人之则又在修身”。朱熹认为，“能修其身，则有君有臣，而政无不举”。“孔子虽未直接提出“修身”，但提到“修己以敬”、“修己安人”和“修己以安百姓”的观点（《论语·宪问》）。孟子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及“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孟子·尽心》。
荀子在《君道》篇也指出:“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尔后敢安正”。由此可见，儒家高度看重“修身”一事，将修身看作是“家庭秩序、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重构的根本”[4]。
修身作为“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的过程”[5][6][7]，其内涵较为丰富。有学者认为修身可以概括为“修德”和“修智”两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包括“仁、义、礼、智、信、孝悌”等，内外兼修才能达到圣人君子的理想人格[8]。也有学者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进行归纳总结，认为儒家的修身主要包括“行为礼仪、道德品格、价值取向”[9]三个层面的内容。还有学者集中探讨仁义礼智信的某一方面，如忠恕之道、明智和诚信等具体层面的道德问题[10]。总之，学界普遍认为儒家修身的主要内容应该包含“仁义礼智信”等五大方面。
（1）仁
“仁”可谓是儒家修身中最高的目标与追求。《中庸》里说，“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论语》中也提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强调仁是君子之所以成为君子的根本所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句话更是强调应该将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死而后已。
儒家的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于自身的“克己”和对他人的“爱人”。孔子提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以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可见孔子强调在追求仁的过程中主体的重要性。“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就是去除私欲以保全“心德”，“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孔子还提出“克己复礼为仁”，作为践行仁的方法和准则。
在个体层面，仁指向修身的为己之学，而在社会层面，仁的内涵又推广至“仁者，爱人”的广度。孔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孔子看来，为仁以孝悌为本，知晓孝悌的人必然不会犯上作乱，且在家能行孝悌，才能够出而“仁爱及于物”。也就是孔子所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礼记》也说，“仁者，亲亲为大”。郑玄对“亲亲为大”的解释是“仁谓仁爱，相亲偶也。言行仁之法，在于亲偶，欲亲偶疏人，先亲己亲，然后比亲及疏，故云亲亲为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的“仁”其实是一种“推己及人”之道，即主体在去除私欲，克己修身之后，能够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义
如果说仁是儒家最高的价值追求，那么义更强调实践层面的意义。义是指“个体遇到某事所应当采取的办法与选择的道路”[11]。儒家强调居仁由义，以仁为内在追求，以义为具体行事准则。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可见，孔子强调君子当以义为本质，将义放在首位，为人处事要时刻反思是否符合义的要求，坚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义然后取”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论语·里仁》），可见儒家的义不仅是“成人”的基本要求，还是待人接物，处理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义即“天理之所宜也”，孔子将能行仁义作为君子和小人的区分标准，并对“闻义不徙”、“言不及义”的人表示担忧和思虑。
在关于义的探讨中，“义利之辩”可谓大儒绕不开的话题。张栻在《孟子讲义》的序中称:“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象山教人,以义利之辨为先”。朱子更是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12]。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富贵“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并不反对利，也承认富贵是“人之所欲”，但是孔子坚持“所得之利是否合于义”。孟子著名的“舍生取义”之言自不必多说，荀子也强调，“利少而义多，为之”（《荀子·修身》）。总之，无论是“仁内义外”，还是“仁外义内”，儒家始终将义看作是必须要考虑的“道德方向”，是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依据。
（3）礼
荀子说，“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春秋》里说，“王者行礼得天中和，礼得，则天下咸得厥宜”，《礼记·礼运》篇说，“圣人以礼示之，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可见礼对国家社稷的重要意义，可谓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社会治理手段。而在个体层面，礼是立身行事的行为规范。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记》也说“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礼的目的是治人情，修人义，而治修的主旨是‘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13]。对于君子来说，在日常生活、与人相处的过程中要做到“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礼记·表记》），“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礼记·曲礼》）“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礼记·坊记》），“恭俭以求役人，信让以求役礼”《礼记·表记》）等，还要以礼为标准和规范，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
礼作为修身的重要内容，知礼与否往往能使人与人之间产生巨大差异。“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蕙，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可见，知礼能帮助个体达到内心的平静与坚韧，同时还能对个体起到约束和规范的作用，规范个人行为，明确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身份和责任。
（4）智
当今语境下的“智”多指才智、聪慧等意，但是儒家的“智”有深厚的道德层面的含义。“智”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品质之一[14]，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十分高明和理性的思维方式[15]。
在荀子之前，儒家的“知”与“智”是通用的。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中庸》里说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即强调“知”是成为君子修身的三大根本德目之一。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将“知”与“仁、义、礼”并列，将其作为君子的“四德”之一。荀子提出“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区分了“知”和“智”，认为“知接近于感性认识,而智则包含了复杂的心理活动和道德修养工夫”[16]。
儒家的“智”有明辨是非的取向，如孟子所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荀子所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可见儒家强调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做真正的“智者”[17]。除了明辨是非的取向。儒家的“智”还有“知人”取向，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知者知己为明君子，知者知人为士君子，知者使人知己为士，可见孔子强调君子要有自知之明，自知是理解他人和被他人理解的前提。
（5）信
儒家的“信”是仁的核心要义之一，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也是孔子仁教的重要内容之一，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儒家的“信”兼具个人修养和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于个人而言，“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大学》），“言必先信，行必中正”（《礼记·儒行》）可见信是君子的必备修养之一。于社会道德规范而言，“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礼记·儒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都强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要做到诚信，不自欺也不欺人。
信常与诚连用，主要是指一种诚实守约、言行一致的品德。但是在《中庸》和《孟子》中，“诚”被赋予了更深刻的意涵[18]。《中庸》里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孟子说，“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同时，儒家强调，诚虽是“成己”，但“既有自成，则自然及物，而道亦行于彼”。
总之，儒家对“修身”的重视在于其认为“先正己而后才能正人”。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篇》）孟子指出，“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孟子·尽心》），以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孟子·离娄》）。儒家认为，修身是个体实现社会价值和人生理想的前提，个体只有不断完善道德修养，养成高尚的人格和品德，达到“内圣”的人生境界，而后才能“推己及人”，把个体道德修养推广到家庭、社会甚至天下，实现“外王”人生理想。可见“修齐治平”、“内生外王”的关键，就在于个体“身修”的实现。通过修身，儒家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二、修身思想与道德教育
习总书记指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这归根到底在“德”的培养。从“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到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和国家将德育工作提到空前的高度，强调学校要将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为了实现立德树人的目标，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教师的培养，强调教师要立己德与树人德兼顾，同时整合教育体系，统筹结合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和管理体系，共同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不可否认，“在校成人”逐渐取代了中国传统的“在家成人”[19]，国家主导下的学校教育在引导和塑造个体思想和道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道德教育具有其特殊性，仅仅依靠学校和国家外铄的力量很难实现道德教育目标的达成，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因为道德教育目标的达成“取决于能否调动个体作为道德教育参与者的积极性，取决于能否调动起个体自我修养的欲求，取决于教育的信息能否通过教育对象的头脑接受、内化和行动”[20]。因此，道德教育不应该由学校和教师强加于个体，而应“向内看”，挖掘个体主动性，使个体主动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从而实现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和人格的自我完善。换言之，道德培育的内向性是道德教育目标达成的根本所在。因此，“只有抓住了‘修身’,才算抓住了道德教育之本”[21]。
当下的道德教育首先应该改变个体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被动地位,真正调动起他们作为自身道德发展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理性的思考真正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为伟大志向和目标，而不是空喊毫无认同感的道德口号。其次，道德教育应该从道德知识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弱化道德考核的知识取向，将道德知识的学习作为完善人格的途径而不是最终的目标。最后，要强化道德实践，要鼓励个体勇于扛起道德的大旗，担当道德的标杆和模范。
参考文献：
鲁洁.边缘化外在化知识化——道德教育的现代综合症[J].教育研究,(12):11-14+42.
鲁洁.人对人的理解:道德教育的基础——道德教育当代转型的思考[J].教育研究,(07):3-10+54.
江丽娜.孔子修身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浙江师范大学,.
储成君.《四书》榜样教育思想研究[D].南京大学,.
刘经纬,曹雪莹.《大学》修身观探析[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5(02):18-20.
杜振吉,郭鲁兵.儒家的修身思想及其方法述论[J].道德与文明,(01):53-58.
吕本修.先秦儒家修身思想述要[J].理论学刊,(06):92-99.
贾慧慧.先秦儒家的修身思想及其现代转换[D].广西师范大学,.
刘丽.当代大学生修身教育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江丽娜.孔子修身思想及其教育启示[D].浙江师范大学,.
沈毅.“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J].开放时代,(04):88-.
张汝伦.义利之辨的若干问题[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03):20-36.
陈来.儒家“礼”的观念与现代世界[J].孔子研究,(01):4-12.
胡启勇.先秦儒家“智”德思想述略[J].兰州学刊,(12):31-33.
陈勇,陈国庆.儒家伦理与社会和谐——以仁义礼智信为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5):67-72.
景海峰.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04):-.
黎红雷.“仁义礼智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J].齐鲁学刊,(05):5-12.
景海峰.仁义礼智信与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04):-.
李佳芯.近现代国家权力下的修身教育——基于家训与修身教科书的文本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03):89-+.
孙迎光.《大学》修身思想述评[J].学校思想教育,(04):36-39.
李佳芯.近现代国家权力下的修身教育——基于家训与修身教科书的文本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03):89-+.
作者
郝亚辉，教育研究院教研硕18党支部，硕士研究生。
来源：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