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逐步代替了纸媒。也许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使用多年的书籍将失去效用。这样的趋势，是否意味着书籍文化的逐步衰亡？从事出版业、图书行业的相关人员或多或少会对此感到焦虑。在这次“书于竹帛”讲座中，南京大学的赵庶洋博士带领大家溯古通今，详细探究我国“书”的演变过程和发展状况。

谈到书的演变历史，就不得不提及文字的产生了。中国作为最早发明文字的国家之一，文字的产生是远远早于书籍的。中国最早的文字有两种形式：甲骨文和金文。甲骨文是写在龟甲、牛骨上的文字，在当时主要用于占卜；与甲骨文时代相近的另一种文字金文，则是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它们都是中国文字发展早期的见证。值得注意的是，占卜完的甲骨和刻上金文的铜鼎都是要埋在地下的，而不是供人阅读和学习的。因此，当时这两种文字的意义与书籍是有差别的，虽然具有一定的标志性，但功能仅限于记事，且使用人群范围极其有限，真正能够使用甲骨和青铜器的人只有少数王公贵族。以“后母戊鼎”为例，其上的文字也仅仅表明了这个鼎的主人是谁，并没有起到传阅教化的作用，所以尽管那个时期产生了早期文字，但是并没有产生书籍，真正书籍的诞生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都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近两三千年的历史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夏商周时期的历史由于时代久远，必须依靠出土文物才能证实。通过历代考古发掘，目前已确认至商朝的历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就是妇好墓。它于年被发现于殷墟，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发现的、唯一保存完整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甲骨文中有关妇好的记载有两千多条，妇好作为商朝政治事件的核心人物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古人认为有两件国之大事，一是祭祀，二是打仗。妇好既主持祭祀，又带兵打仗，因此荣登商朝王后之位。由央视推出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有一期关于河南殷墟的介绍中就专门讲述了妇好的相关事迹。其中，由刘涛饰演的妇好手握“妇好铜钺”，这件武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此外，妇好墓中还发现了只有最高统治者才有资格拥有的铜鼎和甲骨。这些文物足以证明妇好的权力之大、地位之高。那么我们以前为何没有发现这些文物以及背后的历史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甲骨文被发现的时间非常晚。甲骨文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发现，在此之前甲骨被河南当地村民当成了药材使用，直到一位叫王懿荣的学者在吃药时发现龙骨上刻有文字，才引起了大家对甲骨文的重视，进而开展了对甲骨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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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宝藏》中手持铜钺的妇好形象

以上两个案例：甲骨和青铜器，尽管都刻有文字，却并不能被称之为“书”。书之所以为书，是因为它具备记录、阅读、传播的功能，而甲骨、青铜器只能算是书籍产生前用于记录文明的载体，且各自具有局限性。甲骨带有神性，它是为了祭祀占卜而产生的；而青铜的特点是非常贵重，在当时属于最先进的金属冶炼技术，只有最高等级的贵族才能享有，一般普通百姓是无法使用的。因此，具备传播知识功能的书籍要产生就必须克服这两大弊端，若想达到知识普及的目的，就必须使用易得、简便且成本低廉的材料。

于是，竹子成为了书的第一种载体。例如，清华简中的《筮法》用于记载如何占卜，《算表》记录了九九乘法表，可见这些知识当时已经被人们用竹简记录下来，供人阅读、学习、使用和传播。竹简的制作过程非常简单，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杀青”：即将有水分的竹子烤干之后再书写，现引申为影视剧作品的杀青，其本意就来源于古代一部竹简书的制作完成。另一个词“汗青”也与之相关，指的是用于记录历史的竹简书，而文天祥的“留取丹心照汗青”正体现了他的一片赤胆忠心。制作竹简有专门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都有其特殊的作用。从竹子到竹简，中间需要经过很多道复杂的工序，制作起来着实不易。如果写了错字直接划去则会浪费空间，于是就用小刀将错字削去，而随身佩戴小刀的人便称为“刀笔吏”。虽然如今的“刀笔吏”代指玩弄法律的人，但其最初是指写字的人。而历史文化中常见的“笔削”一词也与最早的文字书写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因著《春秋》为后事立法则而被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有言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春秋》内的内容是孔子依照自己的标准记录的，而“笔削”一词则被后世理解为“有权利去改动”。修编历史书其实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如何选择记录的内容其实代表了记录人对待历史的态度，甚至影响到后人对历史的看法。所以后世的史学家最崇奉的编纂规则就是据实直抒，这是根据史学家的良知来判断。这些都是与竹简有关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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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左为《算表》，右为《筮法》

那么问题来了，假如那个地区不生产竹子怎么办呢？那也难不倒我国古代智慧的劳动人民。他们想出了用木头代替竹子的办法，而用木头制作的书籍就称为“牍”或“木简”。与竹简相比，木牍的面积更大，可以书写更多的字，还可以刻出凹槽放入黏土来密封内容，这就是古代最早的保密装置，类似于现代的信封。除了竹简和木牍之外，古人还利用丝绸来进行书写。与前两者相比，丝绸不仅轻便易得，而且容量大，例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几乎可以容纳一本书的量。让我们再放眼世界，古代欧洲有羊皮古卷、古埃及有莎草纸、古印度有贝叶经，由此可见，各个文明到了需要产生书籍的阶段，都会因地制宜地利用材料，这些材料的共同特点就是易于获得、便于推广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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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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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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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欧洲羊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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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莎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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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贝叶经

中国古代的竹木简对我们的书写和阅读留下了深刻影响。例如，中国古人用的都是竖排繁体，这个习惯就是由竹木简带来的，即使后来书写材料变成了纸张，依然沿用了竖排版。另外，有很多有关书籍的字词也是从那个时代流传下来的。“篇”的竹字头、“卷”作为篇章的划分、“满腹经纶”之“经纶”和“纸”的角丝旁，都体现了书籍的各类载体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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竖排繁体

由于载体易得、制作简便，使得书籍受众变广，知识更加普及，有文化有知识的人越来越多，这也就影响了中国文化最早的繁荣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古希腊雅典学院的学术组织，叫做“稷下学宫”。“稷下”指的是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稷门，这个学宫就建在其附近。这是个由官方主办，私家主持的组织，官方给予学者优厚的待遇如爵位和俸禄，但不要求他们必须做实事（“不治而议论”），只需在学宫内发表高见。这在当时乃至现在都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因为它有利于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在那待过的学者除了有儒家学派的孟子和荀子，还有很多其他学派的人物，如提出“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子。很多人称公孙龙子诡辩，但这其实是个形而上学的问题，即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白马与马是否有区别。这个问题虽然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幼稚，但它具有深刻意义。因为相比西方古典哲学，中国古代传统思想似乎缺乏思辨性。不难发现，中西方哲学其实在思考方向上有很大的差异，然而以公孙龙子为代表的概念辨析则体现了一定思辨性，证明我们中国的古代思想中也曾具备这些因素，但是我们今天回顾传统文化却很少能看见这类思想。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书于竹帛”的时代，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几乎改变了中国文化，或者说关键性地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这件事就是我们熟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首先“焚书”一事发生在公元前年：“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在秦代以前，《诗经》和《尚书》是对整个社会意义重大的书籍，这两部书在进行各国进行外交谈判时都会引用到。焚书对文明的破坏是鲜见的，可以说秦始皇的这一举措把当时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都拉回到了一个很低的水平。另一个举措就是“坑儒”，发生在公元前年，当时秦国统一以后大量知识分子都集中到咸阳，因为有了“稷下学宫”的传统，从六国来的学者们说话便没有禁忌，他们会私下批评秦始皇的各种缺点，秦始皇一怒之下将“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一个国家的主要知识分子都被坑杀了，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文化水平会大幅度倒退，再加上当时人书俱亡，导致文化上出现了极大断层。秦始皇为了防民还施加了很多其他措施，比如在军事方面“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以为没收了武器人民就无法反抗，但是再强大的体制和权威也终究敌不过人民群众的力量，于是有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最后项羽刘邦灭掉秦朝。

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和“坑儒”，繁荣多年的思想文化毁于一旦，汉朝想要恢复就不得不经历一个非常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因为在竹简上书写的书非常珍贵，大多仅此一本，一旦毁坏便再也无从得知书中内容，于是汉朝皇帝就下令去全天下求书，试图挽救几近消失的文明。所幸秦朝存在时间不长，一些旧时代的人尚且存世，靠他们的记忆将家中的藏书背诵并默写下来。其中《尚书》就是一个典例：“汉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后闻伏生之名，乃下令召见，然伏生年逾九十，不能赴京，汉文帝遣太常使掌故晁错亲赴邹平。伏生年事已高，言语不清，使女儿羲娥代言，传授《尚书》28篇，传41篇，后世称《今文尚书》。”由于方言导致的语言障碍和转录人的文化水平有限，《尚书》成为了中国古籍中最难读的一本书，由此可见古代书籍流传的不易以及文化与书籍这一载体的密切联系。

简帛时代的书籍虽然较甲骨文和金文更易推广，但在当时仍为奢侈品，始终与特权和人物地位联系在一起。例如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驻军图》，就是控制这个地区的权力象征，只有贵族才能拥有。另一个反映出书籍与特权相关的例子是东平思王向皇帝求诸子书和《太史公书》被拒，原因是诸子书有的“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鬼怪”，而《太史公书》中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所以“都不宜放在诸侯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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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驻军图》

总结

总而言之，简帛各有利弊：简牍的优点在于材料易得、制作简便，缺点是极其笨重且大小受限；帛书的优点是轻便、篇幅开阔，可以容纳大篇幅文字甚至绘图，但是缺点也很明显，用帛写书过于奢侈，大多数平民负担不起，因此使用范围有限，这几项缺点很大程度上都限制了竹帛的传播。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发展，发展需要书籍的进一步推广，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扩大文化人的范围，因为只有有文化的人多了这个社会才能进步。竹简和帛书限制了书籍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时候新的需求就产生了，这种新的需求催化了纸张和印刷术的产生，迎合了社会、文化进步的要求。一方面，产量大的纸张使得书写成本大幅降低；另一方面，高效率的印刷术大大提高了传播速度。由原来的一部一部的抄写，变成了几百部几百部的印刷，这样整个文化普及和推进的速度就会变得越来越快，从而满足文化传播的需求，适应社会进步的步伐。这就是本次讲座所探讨的主要内容，简帛时代的文化在一步步发展时与书籍产生的关系，对书籍产生的要求，以及对书籍的变化产生的推动，而书籍的变化也与我们整个社会和文化的进步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书籍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进步。我们今天的书籍也在以一个非常猛烈的速度更新换代，很多时候纸质书都被电子书所取代。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载体在变化，其承载的知识与文化不会变化，文化依赖于载体，载体的进步亦是社会的进步。

撰写排版

俞悦

整理

周昂然

转自中国文化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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