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封建社会依据两个原则运行，一个是“礼”，一个是“刑”。“礼”是不成文的法典，用来对“君子”也就是贵族的行为进行褒贬控制。“刑”则只适用于“庶人”或“小人”，也就是平民。这就是《礼记》所说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当时周王室权威明显，天子与各诸侯国的诸侯甚至大夫都是有亲缘关系的，诸侯都是天子的臣，各诸侯国的大夫又是各国诸侯的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礼的维系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强，周天子的势力越来越弱，亲缘关系越来越淡时，贵族们的想法渐渐地有了改变，开始认为权力是从祖先那里继承的，不是依靠忠君而得到的。于是，到春秋时期，一些大国诸侯尽管名义上还归周天子管辖，实际上已经是半独立状态了。各诸侯国内，也有许多大夫之“家”是半独立的了。这样一来，很多人就不遵礼而行了，“礼崩乐坏”的现象也就出现了。

天子、诸侯高高在上，与百姓打交道之事交给大夫们处理，每个大夫统治着自己领地内的百姓。大夫的领地通常都不大，人口也有限，所以贵族们统治百姓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个人的影响力为基础的，但是，刑罚也是非常必要的手段，否则百姓不会轻易服从。

到东周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礼”和“刑”的内涵都与之前大为不同，贵族和平民的社会界限也不再那样明显了。到孔子所在时代，已经有一些贵族丧失土地和爵位成为平民，同时有一些平民凭着才能和运气，胜利地成了社会上、政治上的显要人物。通过军事征服，一些诸侯国领土越来越大，势力越来越强。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这些国家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可是如何建立这样的政府，所有的诸侯都是没有经验的，于是向社会寻求答案。自孔子之后的诸子百家，所希望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这个问题。可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多是不够现实的，不能实行的。各国诸侯需要的不是对百姓行仁政的理想纲领，而是应付所面临的新情况的现实方法。

当时有一些人对现实的实际政治有深刻的理解，诸侯便常常打这些人的主意，如果他们的建议行之有效，他们就会成为诸侯的顾问，有时甚至会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这样的顾问就是所谓的“法术之士”。他们提出的法术是把权力高度地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同时定立律法，对人民进行统治。一些法术之士把他们的法术理论化，就构成了法家思想。事实上，法家思想不等同于法律和审判，用现代的术语说，法家所讲主要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和方法。

法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前—前年），他身列“诸子”之中，所以被称为“韩非子”。韩非是韩国（今河南省西部）的公子，《史记》说他“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他擅长著书，有《韩非子》五十五篇。极富讽刺意味的是，秦国比别的任何国家都更彻底地实行了韩非的学说，韩非却死于秦国的监狱之中。

在韩非之前，法家已经有三派，各有各的思想路线。一派以慎到为首。慎到跟孟子同时，以“势”为政治和治术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派以申不害（死于公元前年）为首，强调“术”是最重要的因素。再一派以商鞅(死于公元前年)为首。商鞅又称商君，最重视“法”。“势”指权力、权威，“法”指法律、法制，“术”指办事、用人的方法和艺术，也就是政治手腕。韩非认为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他说：“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则不非，鬼则不困。势行教严逆而不违……然后一行其法。”明主像天，因为他依法行事，公正无私。明主又像鬼，因为他有用人之术。用了人，人还不知道是怎么被用的，这是术的妙用。他还有权威和权力，以加强他的命令的力量。这是势的作用。这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中国人一直特别尊重过去的经验，这个传统也许出自占压倒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思维方式。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极少迁徒，耕种土地是根据季节的变化，年复一年地重复这些变化。过去的经验足以对他们进行指导，所以要试用新东西时，他们总是首先回顾过去的经验，从中寻求先例。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哲学影响很大。从孔子起，多数哲学家都是把古代权威当成自己的学说的根据。孔子的古代极威是周文王和周公。为了赛过孔子，墨子诉诸传说中的禹的权威，据说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孟子更要胜过墨家，走得更远，回到了尧舜时代，比禹还要早。道家为了取得发言权，胜过儒家墨家，就诉诸伏羲、神农的权威。如此朝后看，哲学家们就创立了历史退化论。他们虽然分属各家，却同意一点，就是人类黄金时代是在过去，不是在将来。因此拯救人类不在于创新，而在于复古。

法家是先秦诸主要流派中的最后一家，历史观与其他各家截然不同。他们能充分地认识到时代变化的要求，又能极其现实地看待这些要求。他们也承认古人淳朴一些、比较有德一些，然而他们认为那是物质条件使然，不是来自于天生。韩非的说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面对新问题，韩非认为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决，只有愚人才看不出这个明显的事实。韩非用一个故事作比喻来说明这种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来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为了适应新的政治形势，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国之道。第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立法。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通过这些法告诉百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法一经公布，君主就必须明察百姓的行为，惩罚违法之人，奖赏守法之人。这样就能成功地统治百姓。而且在统治过程中，君主不需要有特殊的才能和高尚的品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张的那样自己作出榜样。但是，这样的统治也不是愚人可以做到的，因为它需要有立法的才能和知识，还需要有督察百姓的行为的方法。也就是说，君主不需要亲自做这一切事，只要有术即用人之术，就可以得到适当的人替他做。

“术”这个概念很有哲学兴味，法家用它表示的正名学说是“循名而责实”。“实”，指担任政府职务之人，“名”，指这些人的头衔。这些头衔指明了担任该职务的人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什么事。所以“循名而责实”，就是责成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做到该职务应当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责任是把某个特殊的名加于某个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职务授予一定的人。这个职务的功能，早已由法规定了，也由其名指明了。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应该为他用什么方法完成任务而操心，只要任务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了。任务完成得好君主就奖赏，否则就惩罚。

有人会问，君主怎么知道哪个人适合哪个职务呢？法家的回答是用术就能知道，韩非说：“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只要君主赏罚严明，不称职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职了，即使送给他他也不敢要。这样，一切不称职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称职的人担任政府职务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君主如何才能知道某个“实”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法家的回答是这是君主的责任。他想验证他的厨子手艺好不好，只要尝一尝他做的肴馔就可以了。不过，很多时候，他不需要总是检验效果，可以派别人替他检验。赏和罚，韩非称君主的“二柄”。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于人性趋利而避害。韩非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像他的老师荀子一样相信人性是恶的，但他又与荀子不同，荀子强调人为，以之为变恶为善的手段，韩非则对此不感兴趣。在韩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来，正因为人性是人性的原样，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国之道，是建立在假设人性是人性的原样即“天然的恶”这个前提之上的，不是建立在假设人会变成人应该成为的样子即“人为的善”这个前提之上的。

儒家主张治理百姓应当以礼以德，不应以法以刑。他们坚持传统的治道，却没有发现当初实行此道的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此方面，儒家是保守的。在另一方面，儒家同时又是革命的，因为他们的观念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即传统的只按出身、财产划分的阶级区别儒家不再坚持了。孔子孟子虽然还是认为有的人是君子有的人是小人，但依据的主要是道德水平，而不是其他因素。早期中国社会是以礼治贵族，以刑治平民。而儒家要求不仅治贵族以礼，治平民也应当以礼而不以刑。这实际上是要求把更高的行为标准用之于平民。从这个意义上看，儒家是革命的。在法家思想里，也没有阶级的区别，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为标准提高到用礼的水平，而是把贵族的行为标准降低到了用刑的水平，以至于把礼抛弃，只靠赏罚。

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总是指责法家卑鄙、粗野，法家总是指责儒家迂腐、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