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诸子思想。

张亚东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释义学。

引言

西方风险文化理论在“格/群”理论框架下归纳了官僚型、社团型、隐士型、层级个人型、企业家型五类群体的风险观，可以发现，它们分别与儒、墨、道、法、纵横五家的风险观念相契合，这反映了这五类风险观念在古今中外存在的普遍性。本文先论述了先秦诸子中儒、墨、道、法、纵横五家不同的风险认知立场，然后将它们与风险文化理论的五种风险观相对应，一同置于“格/群”框架下进行分析，最后讨论这些差异性的风险观念对当前的意义与启示。

“天—人”“力—命”

等维度下先秦诸子的风险观念

风险一定程度上是在人们认知层面形成的。它作为一种关于危险的不确定性，关涉着人们对未来、命运、规律以及自身能力和理想等问题的深层理解。这在先秦哲学中处在“天－人”“力－命”的层面上，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先秦诸子关于“患”“祸”“畏”“灾”等内容的相关论述。此外，各家核心价值关切的差异也影响到了各家所“患”内容的分歧。如果将“患”视为风险观的一种形态，那么诸子对风险的理解大致可以归为下列几种情况。

1.儒家理性、重人伦秩序的风险认知立场

上古时期先民常以非理性的方式认知风险灾祸，他们认为风险受上天鬼神等神秘力量的主宰，故其寻求平安的手段多是占卜、祭祀、巫术等迷信活动，人依据理性主动认知与实践改造的能力被压制。在殷商鼎革之际，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大大增强，周人将“天命”与“德”相关联，修德被视为平安顺遂、规避风险的最根本路径，从《易》到《易传》便能展示这种趋势逐渐强化的过程。在战国时代，人们的理性能力得到了空前的张扬，诸子百家纷纷依据自己的思想来构想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各种思想中，“人”基本占据着中心的地位，而儒家尤其能继承发展西周以来的人文传统，曾经神秘多变的风险事件被儒者放在理性的框架下来剖析、控制，先民的风险观念由此得到新的发展。

2.墨家敏感、重食货产备的风险认知立场

不同于儒家“控制风险”的自信态度，墨家对风险极其敏感，《墨子》一书中充满关于饥馑、天灾、兵祸的忧虑，上文中荀子称其“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是有所依据的。墨子专门提到过“国之七患”和“人之三患”，民患如“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之类，国患则有无守备、无贤士、无蓄积等，这些忧患都指向了未来可能发生的灾荒、兵祸等风险，它们虽然尚未成为现实，但墨子仍努力凸显其存在，来向君民谆谆告诫。墨子强本节用等主张都是围绕这些未来的风险而展开的，荀子称其为“私忧过计”，这反映了墨家对风险极高的敏感度。

3.道家返璞避世的风险认知立场

道家同样不赞同荀子“天人相分”理念下理性主动的风险认知立场。庄子被荀子视为“蔽于天而不知人”“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老庄强调天然、自然，他们认为人设定的秩序不能控制风险(“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甚至人的“有为”本身就是风险，消弭风险只能诉诸天的秩序，即自然原有的状态。庄子认为自然的灾异本就是人之“有为”破坏自然运行而形成的:“乱天之经，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兽之群，而鸟皆夜鸣;灾及草木，祸及昆虫。意!治人之过也!”而“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这种对比是相当鲜明的。那么欲达到这种平静的理想状态，人就应该“混芒”“澹漠”，即所谓“与天为徒”“观于天而不助”。庄子与墨子在天人观上都偏重天，但道家的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的天，它代表着客观规律，人们扩大自己的活动必然会扰乱它，从而招致风险。

4.法家赏罚致勇的风险认知立场

法家的风险认知与墨家、儒家有很多相合之处。和墨家一样，法家认为有物质之备则无患:“修守备，便地形，抟民力，以待外事，然后患可以去。”不过法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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