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思想解放，打破了理性的枷锁对人的禁锢，不过与此同时也带来了道德虚无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过同时也形成了对道德情操的挤压。利令智昏、为富不仁、一脱成名、以丑为美等等，已经屡见不鲜。所有这一切都在拷问我们的常识：做人还要不要道德？

人生来具有动物属性。受动物欲求的支配牵引，人的所作所为自然会违反公德、逾越法律，这就为道德修养提供了必要性。人同时又具有理智，人的理智在认识了违反公德和法律所要承担的利害关系后，又会力图控制自然欲望，这就为道德修养提供了可能性。从人性二重性方面说，人的道德修养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1、道德修养是为人之本

作为动物界一个特殊的物种，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人有道德。中国古代哲人说：“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西方思想家亚里斯多德说：“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但丁说：“人不能象走兽那样活着，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是否进行道德修养，是做人还是做兽的根本分野。人不仅有动物的形而下欲求，还有不同于动物的形而上追求。“动物只要求为它所必需的东西，反之，人则要求超过这个。”这个形而上追求就是为善的道德。“人类由于志趣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在中国古代人看来，道德的核心就是包含“仁”与“义”的“礼”。因此说：“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不学礼无以立。”“人无礼则不生。”“礼”是“道德之极”，人如果不进行礼教修养，就没法做人。“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做人的根本途径是修仁求义，所以应当“动则思礼，行则思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在这个根本上立脚站稳了，人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所以，深得孔子真传的孔门弟子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道德修养作为人所以为人的根本，还表现为注重人格的内涵修养。人的修养体现在各方面，其中包括仪表的整洁、语言的华美、举止的文明等外在形式。“君子务本”要求将人格修养的重点放在内在品德的修养方面。老子主张：“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孔子指出：“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礼记》提出：“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荀子进而提出“相形不如论心”：“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董仲舒根据人们“好恶去就，不能坚守”的实际，从人们必须遵守的“人道”出发提出心灵的修养比身体的满足重要。“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所以，唐代的韩愈教导弟子：“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内心的道德修养好比是植物的根、灯火的油，外在的形式之美好比是植物的果、灯火的光。根肥沃了，才可以期待丰硕的果实；油加多了，才可以希求明亮的灯光。

2、超凡成圣、兼济天下源于个人道德

道德虽然是人所以为人的立足之本，然而，一个丧失道德的人我们虽然把他比作“衣冠禽兽”，甚至说他“禽兽不如”，但事实上，他不是动物，依然是人，只不过是道德上的“小人”而已。所以，严格地说，是否进行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最后结果如何，是决定“君子”还是“小人”的根本分野，也是区分“凡夫”与“圣人”的最终标准。《礼记·学记》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慎哉？”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学”，不是我们今天所指的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是指后天的道德学习与培养。《荀子·劝学》指出：“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具体说来，道德修养的最终结果又可分为上中下三类。能够用社会道德完全约束、控制自己行为的是“君子”、“圣人”，有时能用社会道德控制自己、有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是“凡人”、“众生”，一点也不能用社会道德控制约束自己、完全听任欲望驱使胡作非为的则是“小人”、“不肖”之徒。正如清人陈确《书示仲儿》所说：“大克大贤，小克小贤，全不克是愚不肖。贤不肖之攸分，克己不克己之分也。”所以，从事人格修养，实际上是超凡入圣的要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就能成为“君子”。成为“圣人”并非遥不可及的事，关键取决于自觉进行道德修养。

个人道德修养作为立足之本，还体现为它是走向兼济天下的“外王”之路的出发点。孟子告诫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穷不失义”是“达不离道”的基础，“独善其身”是“兼善天下”的保证，“得志与民由之”是“不得志独行其道”的放大。“外王”是与“内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人”必须先从“正己”开始。只有“修己”，而后才能“安人”；只有先“正心诚意”，而后才能“治国平天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唐太宗等等所以成为一代圣王，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克己修身、深受人民拥戴的道德君子。而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所以丧失天下，成为亡国之君，关键原因在于他们不修己德、自我放纵、为所欲为，最后沦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中国古代思想家总结的“外王”本于“内圣”的经验为大量的史实所印证，启发心怀天下的人必须更加注重私德的修养。大至治理国家是如此，小至管理一个单位、一个部门，难道不也是如此吗？

注：《人学原理》第四编人格观（之一），祁志祥著，商务印书馆年出版，ISBN，页数，定价48.00元。

祁志祥

祁志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人文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乐感美学”学说创始人，《中国美学全史》五卷本撰写人，“重写中国思想史”发起人。曾主持并独立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