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史嘉柏（DavidSchabrg）

翻译：张瀚墨

《东方历史评论》

鲁惟一和夏含夷两位教授编辑出版的《剑桥中国古代史》，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于上个世纪末（年），但收稿截止日期是年，细算下来，书中所包含内容，其下限距今已有二十余年。此书的出版，正如两位主编在该书《导言》中所言，既弥补了此前费正清和崔瑞德两位教授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丛书未能包含先秦中国史研究的遗憾，又是西方汉学界在条件成熟之后对帝国之前中国历史研究探索的汇总；就当时而言，《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出版，集中展示了西方汉学界在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前沿性成果，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西方汉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积累起来的自信心的表达。这种自信不仅体现在研究者对早期中国研究资料和信息——尤其是新近的考古发现以及以其他方式发现的最新资料——的占有和研究上，而且更突出地体现在相当一部份学者对于传统中国史学方法的反思，以及通过最新发现的物质材料对古代考古文明的重建和不同文明间关系的构拟方面。这一点，读者既可以在全书主要章节安排上饶有意味的二元结构中看出，也可以在《剑桥中国古代史》导言的相关部份以及史嘉柏教授有针对性的批评中看到。

史嘉柏教授的书评，无论从篇幅还是深度而言，都与《剑桥古代中国史》相称。这是一篇译成中文近六万字的长篇书评，内容涵盖了一部长达一千一百多页的巨著的方方面面，包括其谋篇布局，章节安排，图片使用，以及书目引用和章节间的参照互检，等等。更重要的是，该书评能够始终围绕如何界定和使用早期史料这一核心，从对中国概念的理解、先秦史研究的独特性以及早期中国研究学科的界定等方面统领整个书评，从而既将批评的目光扫遍全书的每一个角落，又能捕捉住重心，提纲挈领，使读者在把握《剑桥古代中国史》的广博内容同时，深刻思考书评中所提出的影响古代中国研究现状及其走向的重大学术问题。这些问题，不但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西方汉学研究发展到今天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在考古材料急剧增加的情况下中国上古史研究亟需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西方汉学界中解构永恒中国的强大声音？应该如何理解中国观念的产生？如何在研究中界定和使用这一观念？在文献材料缺失的史前史的研究中，考古文化是不是我们重建古代文明的唯一工具？考古的证据是否积累到可以无虑地抛弃借助文献建构起的中国历史框架，而仅凭藉考古理论就能解释古代社会和古代文化的地步？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处理考古数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互补还是互斥？古代文明的延续性是否强大到可以让我们根据较晚时期的历史推断更早历史时期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某些要素？即使在有甲骨、金文以及其他不同性质的传世文献史料的商周历史研究中，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些材料直接拿来当作史料使用？如果直接拿来作为史料使用有失妥当，我们应该对这些材料怎样辨别处理，才能让这些宝贵资料在古代史的研究中真正发挥作用？最后，综合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如何从方法论的角度定义早期中国研究或者中国上古史这样的学科？是考古与传统史学的简单叠加，还是从广度和深度方面对包括二者在内的多学科或跨学科的整合？总之，我们应该如何在协调各种方法之间矛盾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有意义的整合，从而更加明晰，更有说服力地呈现出早期中国研究的格局、目标和方法？

史嘉柏教授的书评，与其说解答了他提出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借助《剑桥中国古代史》这一平台，从一个更高的高度推进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并激发我们从方法论和学科论的高度，深刻反省早期中国研究的现状和走向。这样的反省和思考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或许也正是我们在《剑桥中国古代史》出版近二十年后翻译和出版这篇书评的意义所在。但愿这份迟到的努力，不仅能让我们感受到西方汉学和中国考古及先秦史研究方法论和切入点方面的碰撞，而且能够促进我们真正放开视野，超越中西史学立场和方法的局限，整合局内和局外历史视角的对立冲突，从而从内容、方法和学科的高度为早期中国研究开拓新路。

考虑到史嘉柏教授书评的篇幅，为方便读者阅读，译者在适当的地方附加了原文所无的小标题。全文被划分为十九个部份，如下。

书评序言

《剑桥中国古代史》出现在早期中国研究的非常时期。上世纪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轰动过去三十年的新文本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学者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改进也从各个方面——包括从对甲骨文的最初解读到最近对数据库的使用——促进了对于早期中国史的某些新的共识的产生，并且有助于把这些新的共识传达到世界各地的学者面前。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早期中国研究学者作为一个群体，也一再由于对某些基本问题阐释的不同，尤其是由于对传世文献价值认知的不同，而被弄得四分五裂。自从晚清今文学者对《左传》的攻击在世界范围找到了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以后，在欧洲，美洲以及日本，对于某些重要方法论的争论不再仅仅局限于单个国家的学者群体，而是从此具有了国际性特征。最近，一场牵扯到该领域的数位著名学者之间的争论——其中三位是《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作者——也将该领域的某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端将出来；有论者甚至提出，早期中国研究学者所赖以产生的独特民族主义传统，有可能负面地影响了国际上对于该领域研究方法的共识的达成。诚然，跟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早期中国研究既是由其研究者已达成一致的那些问题、也是由其研究者仍存在分歧的那些问题来界定的。但最近的这场争论表明，早期中国研究学者之间的分歧，无论是否源于学术的民族主义传统，已经深入到让人怀疑早期中国研究以及早期中国历史文献是否存在学科的一致性的地步。《剑桥中国古代史》的出版让这一分歧显得更有戏剧性。

在导论中，《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主编鲁惟一（MichalLow）和夏含夷（EdwardShaughnssy）认为，历史研究的明显障碍事实上可以转化成机会：

某些古代中国的研究者或许会艳羡现代历史学者所拥有的满图书馆成堆的档案资料，但我们古代史研究所面临的资料稀缺也可以转化成一种优势。正因为证据相对稀少，我们才得以不会贸然将学科范围划得过窄。那些不注重考古证据的研究者很快发现自己在该领域的落伍，而那些不熟悉传世文献的考古学家必将错失那些可以给死的出土实物带来生命的材料。（原文第13页）

在此，两位主编暗示，如果古代中国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存在是可能的，它的成功存在取决于“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原文第13页），这一方法至少应该是考古调查结果和对传世文献文献研究的结合。这一信念使得《剑桥中国古代史》的两位主编采取了与《剑桥中国史》明显可见的不同编辑方针，促使他们在该书所包含的对上古中国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研究中，都同时收入对其分别从考古和历史两个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章。他们也意识到这种编排难免会产生偶尔的重复以及对材料阐释的不连贯性，因为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在他们的文章中对相同材料的处理并不相同（原文第13~14页）。

重复与自相矛盾的问题在序言里的一个出处不明的注解里已经有所显示。一开始，该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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