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语言学的发展看文化语言学的定位

云南大学吴东海

文化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20世纪80年代，陈建民、游汝杰等首次提出“文化语言学”的概念；20世纪90年代初，邢福义、申小龙等正式论述了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戴昭铭、张公瑾等又陆续阐明了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如果我们把这些学者的观点加以梳理比较，也许对我们认识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有所裨益。

一、语言与文化的联系为中国语言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年，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出版。该书被公认为是文化语言学的“开山之作”。该书的主体是从六个方面阐述了词的文化内涵，在最后的总结中，作者对语言与文化的一般性关系作了阐述，并自信“这本小书对于中国语言学的新路已经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作者还郑重地建议人们应该集体地注意三件事：对词义的研究，应该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推究词义死亡、转变、新生的社会背景和经济条件；对于现代方言的研究，特别着重词汇的搜集和整理，要注意各地的活方言，深入调查各行各业的惯用语；应该认真研究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在学术上、政治上都有重要性[1]。

其实，传统的中国就十分重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老子、孔子、墨子、荀子、公孙龙子等都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有所论及，《易经》、《左传》、《尔雅》等书中都有不少具体用例。此后直至民国时期，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文章和专著更是数不胜数。不过，传统的中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研究文化，语言不过是被当做研究文化的手段和工具，是“小学”。

《马氏文通》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系统地研究汉语的语言学著作。该书用当时西方盛行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点和方法分析汉语，从而建立了现代的中国语言学。不过，该书和西方结构主义语言学一样，是只见语言，不见文化。在他们的视野中，文化内容是被有意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的。受西方功能人类学的启发，罗常培先生把自己的研究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结合起来，利用云南这块语言学的黄金地，写出了开创性的专著的《语言与文化》。这是首次在语言学内把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罗常培先生的学术感觉是十分敏锐的。早在年夏，在昆明西南联大主办的文史学演讲会上，罗常培先生就曾用“语言与文化”这个题目进行过一次公开演讲，《语言与文化》的间架在那时就建立起来了[2]，而具有近似性质的社会语言学直到年才在美国正式形成。

然而，该书只是以词为例，目的想从理论上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出论述，从而引起人们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视。这种论述是从语言出发的，因而属于语言学。由于作者只是“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3]，只是“把路基初步地铺起来了”，作者没有也不可能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作出全面系统的阐述，更不可能对文化语言学作出理论定性。

二、正确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化语言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必要前提

年，陈建民先生为中科院研究生首次开设了“文化语言学”课程，年发表《文化语言学说略》，提出对文化语言学的设想。陈建民先生之所以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位语言教学工作者。他认为，在语言的研究和教学中，要注意交际，特别是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交际和教学中的文化问题。他认为文化语言学的语言观突出表现在“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等。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观点，正因为如此，陈建民先生认为“语言与文化的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他认为社会语言学的内部还可以派生出文化语言学[4]。

实际上，社会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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