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坚决走自学的道路，刻苦钻研中国文史，是和家庭提供的读书条件和父亲自学精神的感染分不开的。家中旧有藏书，大部分是祖父于光绪初年在北京任职时从琉璃厂买得的，后来父亲又续有增加，于是经、史、子、集四部之书，都很齐备，特别是清代朴学家的著作储藏较多。父亲一生厌弃八股文，不应科场考试，专攻经史朴学，讲究做古文，而尤长于天文算法。清末初办学校，他曾应聘出任中学、师范及优级师范学堂（相当于今日的师范学院）算学教习，他的天算之学是无师自通的。任教习后，还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卒因用功过度，咯血不止，归家养病。年未五十，便弃世了。但他刻苦治学的精神和教给我的治学方法，我都铭记在心，影响是很大的。

我生于年，从年开始教书。最初是教高级中学的语文、历史；三十岁后，才到各大学任教。一生没有做过别的事，也没有间断过教学工作。在这长期过程中，除了讲课，便是伏案读书；教学相长，收获是很大的。不能说在治学方面没有点滴的经验。归纳起来，可分几方面谈：

1、从练基本功做起

将做学问的基础打好

我十几岁时，发现张之洞《书目答问》里谈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恍然领悟到做学问是有次第步骤的。前人称文字、声韵、训诂之学为小学，小学是研究本国文史之学的基础，不把这些基本功练好，读书是无从下手的。

我在幼学时期，父亲便用王氏《文字蒙求》教我识字，对文字学便已有了兴趣。十五六岁时，看完段氏《说文注》、王氏《说文释例》和郝氏《尔雅义疏》。十七岁时，写成《尔雅义疏跋》一文，将《尔雅》与《说文》的不同之处以及郝《疏》的弊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又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类将《说文》分抄了一遍，名为《说文类求》；再以古韵部居为经，声纽为纬，将许书九千余文，系列为表，成《说文声韵谱》。又依陈澧所定四十声类，将《广韵》按声归类，成《广韵谱》。复取《尔雅》《小尔雅》《方言》《毛传》《说文》《释名》诸书内容，类录成《雅诂表》。这些都是我早年练基本功时所做的具体工作，只能说是初期治学的一部分功力，而不能算是什么学问。经过这一系列的锻炼，才对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稍有所得，初步掌握了治学必备的一部分基础知识。

在学习写作方面，也练了一些基本功。当我少年时期，父亲经常教我：一个人如果不能把文章写好，甚至不能记载自己的思想语言，虽有很高的学识，无由表达出来，是极其痛苦的事。他教我学文，先从唐宋人的作品读起，认为那时期的文辞，明白宣畅，好懂易学；且宜多读长篇有力之文，以舒其气。因选定王安石、苏轼的万言书以及韩愈的长篇文字，教我手抄熟读。后又上溯贾谊《陈政事疏》《过秦论》之类的名文，我都手抄成册，反复诵习。这时用勤写日记的办法来练习作文，在日记中，也可写长篇论说或记事之篇。积之既久，日起有功，下笔为文，也就条畅多了。此外，也常诵习《唐诗三百首》《古诗源》《绝妙好词笺》《词谱》诸书，借以掌握诗词基本格律。

当我少年时用力于文字、声韵、训诂以充实基本功的岁月里，父亲认为这只是基本功的一方面，如不略知天文星象，便无法读《诗》《书》。在一个夏天，教我读《步天歌》，并摹绘《三垣图》，弄清楚星宿的部位。时值盛暑，白天讲解歌辞，督我熟诵，夜间率我到院外乘凉，仰观天象，背诵歌辞，他一一指点星宿之所在。这样，经过一个暑天的目验，于是满天星斗，尽在胸中，用来理解经传中有关天文的记载，也就容易明白多了。

当我初读《尚书》感到佶屈聱牙、不易求懂时，父亲教我从通行本《尚书》中抽出已经前人考定认为可靠的二十八篇手抄成册，再取《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和它对读。由于司马迁采用《尚书》时，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仔细将《尚书》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古书，一变而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容易懂多了。我曾将两书不同字句写成《对照表》，不独解决了《尚书》难读的问题，而且进一步了解到汉人“以训诂代经文”的巨大作用。

以上所列举的我在青少年时期练基本功的二三事例，勤于动手抄写，是其关键。凡是经过自己动手抄写了的东西，总是印象较深，不易遗忘。这对于我后来在各方面进行专题或专书研究的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2、有所取必有所弃

不要因其他爱好分散治学精力

昔章学诚论学，提出“善取不如善弃”的原则。这是由于学问文章之事，本甚广博，一个人的聪明才力，不可能遍知尽能，自必有所别择去取于其间。将有些不关重要的或妨碍做学问的小道末枝抛弃掉，使心思精力集中到有用之学方面来，才能取得成就。

我在少年时期，读了古人的诗词以后，也喜欢轻弄笔墨，作诗填词。到二十—岁站上教书岗位以后，每周除讲课外，还要批改学生文卷，自己尽量挤出时间努力读书，没有闲工夫去强记故实，推敲字句，在诗词方面花气力。感到“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自是扬雄的经验之谈；而刘知几“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的“宏愿”，却是我们的绝好榜样。于是下定决心，与诗词绝缘。四五十年间，从不作诗填词。也就夺回了许多精力时间，专用于做学问的方面去，成效是很大的。

我又感到旧诗词中反映的思想感情，大部分是消极的。未老称老，不贫嗟贫，无病言病，差不多成了诗词中的主要内容。昔人所谓“诗愈穷而愈工”，“欢愉之言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似乎成了古今文士骚人从事吟咏的共同倾向。例如白诗：“行年三十九，岁暮日斜时。”苏诗：“老来厌伴（一作‘逐’）红裙醉，病起空惊白发新。”（苏氏时在杭州，年三十八九岁）这样未老言老、自悲没落的诗句，青年人读了，没有什么好处。其他怨天尤人、自嗟贫病的诗词，更不可胜数。我又本着顾炎武“诗不必人人皆作”的名言，指导学生也不必动辄作诗，不使他们把有用的岁月，抛到吟风咏月中去。对己对人，都很有益。

我自己从排除过去作诗填词的干扰以后，集中精力做学问，无论是读大部头书或研究专题，一天有一天的计划，一月有一月的进程，努力不懈，自可以如期完成任务。到了晚年，更加体味到在治学过程中集中精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将有些不关紧要、可有可无的爱好加以屏除，对于做学问，是会有很大好处的。

3、要把做学问的范围推广

不可走太狭窄的路

清初大儒黄宗羲有句名言：“析之者愈精，逃之者愈巧。”把它运用到治学方面来，便是唤醒人们无论做何种研究工作，不要分得过细。我在长期治学的过程中，深深感到门路太窄，是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门类至繁，相互联系，所谓“牵一发而全身动”，不是一开始便单科独进所能容易取得成绩的。因为在许多专门知识的内容上，有共同性的基础知识和辅助学科，如果没有弄清楚，便容易犯常识性的错误，更谈不上深入钻研。过去许多大学者，在学术研究的工作方面，主张“由博返约”，不是没有原因的。所谓“由博返约”，便是人所共知的学术常识，我要知道；人所必读的重要书籍，我要涉览。把一般性的知识都掌握以后，然后从事于专门性的研究，自然基础坚实，容易着手多了。

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和著书立说，本无所谓文、史、哲的界限，他们所留下的写作，包罗宏富，多半是百科全书式的内容。例如我们读《史记》《汉书》，便不可不懂天文、地理、制度、礼仪；读《尔雅》《说文》，便不可不懂宫室、器用、鸟兽、草木。所以，我在撰著《说文解字约注》的过程中，除涉览了一百多家研究《说文》的专著外，还参考了许多有关水道、地理、生物方面的科学书籍，以及近三百年间文集、笔记中有关释字、明制、考证名物的记录，然后才敢下笔。“事非经过不知难”，于是对治学范围应该推广这一点上，深有体会。愈学愈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门路的狭窄了。

常常感到自从高等学校里实行分科分系以来，此科不通于彼科，此系不通于彼系，疆界分明，各不相谋。于是学文学的，不必过问历史；学历史的，不必留心文学、哲学。在文、史、哲领域内，又各划时代，各人专搞一段。研究近代史的，不了解古代史；研究元明清文学的，不追溯唐宋以上；研究老庄思想的，不过问其他。当然，学术研究工作上的细密分工，是一种进步现象，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学、哲学，没有做过融会贯通的工夫，没有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了解，没有弄清楚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总过程，即使进行某一段的专门研究，自难免出现片面、割裂之病。针对这种偏向，我近年在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中，经常拿自己在治学过程中所遇到的许多困难，向青年同志们介绍，劝导他们在研究文史方面，不要走太窄狭的路，道理便在这里。

4、除书本外，还应多读“无字书”

以扩大求知领域

天地间有两种书：一是有字书，二是无字书。有字书即白纸黑字的本子，无字书便是万事万物之理，以及自然界和社会上许多实际知识。有字的书，人人知道重视它，阅读它；无字的书，人们便等闲视之，很少有人过问它。特别是过去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们，平日除伏案阅览、写作外，不愿多和社会接触，形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与世隔绝。由于他们平日所接触的书本，绝大部分是古代的，受古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潜移默化，便不期而然地与古人接近和今人离远了。偶与物接，便会格格不入。不独言论、行事容易流于迂腐，知识领域也是很狭隘的。

但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学者、大科学家，大半都是通过多读无字书来丰富自己的见闻，充实自己的著述的。

我对于过去学者们饱读无字书的精神和成就，十分歆慕。自己也就随时随地注意涉取书本以外的见闻，来扩大自己的知识领域，也时时有所得。例如我早年读《说文》至麦部，有云：“秋种厚薶，故谓之麦。”这明明是许慎以声训法指出“麦”的声义是由“薶”（埋）来的。我最初不能理解这一说法，后来在湖北农村，亲眼看到秋冬之际种麦的时候，都是用锄深挖土，将种子放下，再厚盖以土。湖北人称为“挖麦子”，和其他谷类的种植法大不相同。我才体味到“厚薶”的原意，和许氏以薶释麦之故。即此小例，足以说明读无字书的重要。其他事例很多，不能在这里尽举。总之，有许多的知识和疑难，是不可能单从书本中取得解答的。

5、研究成果多由积累而来

不可急于求成

荀卿论学，强调一个“积”字。所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都是保存在《劝学篇》中的精语。本来，谈到治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取得成绩的，必然要经过很长时期的积累知识，才能有所收获。但是积累知识之后，还要有一段就原材料进行加工的过程，使其变为有用的东西。平日从积累素材出发，做了不少卡片，写了不少笔记，这只能说是读书的功力，不能算为学问。所谓学问，是在拥有丰富的素材以后，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改造制作的历程，能够提出自己的看法，加以判断，论定于其间，成为自己心领神会的见解，有所发明或发现，这才算是学问。假若没有自得之学，而想在科研成果上取得优异成绩，自然是比较困难的。

我一生所写的好几种书，都不是预先拟定了一个题目然后着手撰述的，而是将积累已久的素材，加以区处条理，使成为有系统、有义例的专著的。像二百万字的《说文解字约注》，不用说，是由我积四十多年的功力而后写定成书；即如《清人文集别录》二十四卷、《清人笔记条辨》十卷，也是根据我多年读清人文集、笔记时所积累的心得记录，加以整理而成。其他像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广校雠略》一书，完稿时我刚三十二岁，其时见书不广，学识未充，却敢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评定古今学术的高下，写成一百篇论文，无异于是我三十岁以前的治学小结，也不是一下子可以拼凑出来的。四十岁以后出版的《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原名《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诸种，也不外根据我多年研究古代史籍时所写笔记，去粗取精，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编述而成的本子。这些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一个“积”字在我治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至为重大。假若没有几十年时间的积累，想要提出研究成果，也是不可能的。我一生治学，没有急于求成的思想，总是从容不迫埋头苦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等到积之既久，自然水到渠成。古人所云“欲速则不达”，真是千古名言！

6、恒心、毅力、耐性、信念、傻气五者

是坚持研究工作的重要条件

许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立志做成一件有益于人世的大事，必须有恒心，有毅力，有耐性，有信念，才能取得成功。治学也是这样，还要加上几分傻气。明知那一工作不容易做，但认识到做了以后，一定可以取得较大的成果，便断然为之而不疑，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不计成败毁誉，孜孜不倦地干下去，这便是傻气。

我在长期自学过程中，是有几分傻气的。少年时期读古文辞，喜诵长篇气盛之文，手抄熟读，不知费了多少心力。稍长，又喜阅览大部头书，从无畏难退缩之意。想起十九岁时读《资治通鉴》，日尽一卷，有时也可二卷，经过七个月的时间，将二百九十四卷的大书读完了，并且还写了简明的札记。后来年龄稍大，又发愿要通读“二十四史”，不畏艰难，不避寒暑，坚持不懈地认真去读。从《史记》到《隋书》，都用朱笔圈点，读得很仔细；从新旧《唐书》到《明史》，也点阅了一遍。整整花了十年时间，终于读完了这部三干二百五十九卷的大书。年，到兰州大学教书，恰好那年冬天，学校从上海买回了大量图书，其中有明刻《皇明经世文编》，是清代禁书，流传极少（此书一直到年，才由中华书局影印行世）。兰州大学以高价得之，藏于珍本室中，例不借出馆外。是书凡五百四卷，收录了四百二十四家的政治论文，共载文三千一百四十五篇，可算是一部卷帙浩繁的大部书。但由于书本行格疏阔，字体又大，每卷的字数并不太多。我趁暑期休假时，鼓起勇气，携带笔纸，入馆读之。自朝至暮，日尽十卷。经过五十天的伏案，便把它涉览了一遍，并选定其中比较精要的写作，凡三百二篇，把它区分为礼乐、兵刑、教化、学术、治道、将略、财赋、铨选、经营、水利、边防、夷务十二门，各归部类，不相淆杂，写成《皇明经世文编选目》在《兰州大学学报》发表。回忆年轻时读大部书，是用临阵对敌、打死仗的办法去攻坚取胜的。既有勇气，又有傻气，从来不感畏难怕苦，因而也就取得一些研究成果。

昔人尝称：“读书如克名城。”意思是说读书要有勇往直前的精神，好比作战一样，攻下一座名城，是要投下很大力量的；但一旦攻下之后，又是十分高兴的。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深切体味到这句话的道理。平生也实在是采用打仗的精神去对待读书的。我还有一种傻气，便是酷好买书。一生节衣缩食，自奉和家用都很俭约，但买书却不吝惜，如果遇见有合意的书，不论贵贱，都要设法买到。有时书堆多了，无地可容，便采用换取的办法，将那些已经用过或不关重要的书，廉价让给古旧书店，再从那里换取一些书回来。这样，便无异于丰富了自己的收藏。但是，一个人的财力究竟有限，有些大量的书，仍须依靠从各大图书馆借观，才能解决问题。例如我早年喜欢涉览清人文集、笔记。自己买到的清人文集，不过四百种，而我所得寓目的，便有一千一百余家；自己买到的清人笔记，不过百余种，而我曾经看过的，便有三四百家。其中大部分是从图书馆，特别是北京、上海图书馆阅读的。每趁寒暑假的空隙时间，不顾严寒酷暑，到那儿去饱读未见之书，收获很大。如果没有几分傻气，也是办不到的。尤其是处在艰苦的环境和岁月里，仍争取时间，努力写作，主要是伏案整理平生尚未发表的丛稿。天热，就在桌旁放一盆冷水，把湿毛巾垫在胳膊下；汗流入眼睛，就用毛巾擦一下再写。天冷，手冻僵了，就在暖水袋上捂一下，继续写下去。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每晨四点起床，晚上睡得很晚。就是这样，经过十年苦干，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

这一大批研究成果，共有三百七十多万字。计有《劳动人民创物志》、《中国封建社会之分析》、《史学三书平议》、《说文解字约注》、《广文字蒙求》、《郑学丛著》五种、《周秦道论发微》、《周秦政论类诠》、《中国古代校雠学》、《清人笔记条辨》等十种。亲自誊写，分装成册。特别是其中《说文解字约注》，有二百多万字，单就誊写清稿而言，也花了三年半的时间，竟写秃了五十多支大小毛笔，将我一生钻研《说文解字》的心得总结，终于整理成书了。

7、做学问是终身之事

努力不懈地干下去

荀子说过：“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这说明学问之道，是没有止境的。应该努力钻研，直到生命的结束，才告休止。纵观古今中外大有成就的学者、科学家，也确是如此。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继续前进。孜孜不倦，死而后已。这种精神，是十分感人的。我一生在治学过程中，也就仰慕前贤的治学精神，常用荀子的话鞭策自己。一生自少至老，从来没有晏起过，日历上也从来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没有放松过。经过长期奋斗，不独不感到疲倦，反而觉得精神愈用愈出，聪明愈用愈灵。到了晚年，总觉工作做不完，非努力前进不可。所以现在虽已七十，每晨还是四点钟起床，盥洗、叠被、整顿几案都毕，便开始工作。不自觉其疲困，感到乐在其中。这样的自强不息，自问还可坚持下去。

清初学者唐甄，年到七十时，人伤其老。唐甄便说：“我发虽变，我心不变；我齿虽堕，我心不堕。岂惟不变不堕，将反其心于发长齿生之时。人谓老过学时，我谓老正学时。今者七十，乃我用力之时也。……老而学成，如吴农获谷，必在立冬之后，虽欲先之而不能也。学虽易成，年不我假；敏以求之，不可少待。不然，行百里者，九十而日暮，悔何及矣！”（见《潜书·七十》）我每读到他这段言论，志气为之一振，把它作为座右铭，经常提醒自己：还要振作精神，好好地干下去。争取晚年在学术研究方面，努力做些有益的工作。

近年自拔乱反正以来，万象俱新，国家安定，正大规模地从事经济建设，出现了高潮。我一念到全国人民的精神食粮很贫乏，连一部内容丰富、首尾完整的中国通史都没有，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莫大的缺陷和耻辱。我虽年已七十，却还有余勇可贾，积极想编述一部《中华人民通史》，来弥补这一缺陷。编述此书，以广大人民为历史的主人，着重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把过去旧史家轻视少数民族，轻视妇女的思想、积习纠正过来；打破以历代王朝为叙述中心的体系，而以崭新的义例出现。经过较长时间的斟酌损益，终于初步拟出编写提纲，打算分为地理、社会、创造、制度、学艺、人物六部分来写。每部分中，又分列许多子目。看来，规划是庞大的，工作是艰巨的。我自己虽已年老，但仍有决心，不畏艰苦的劳动，争取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工作。俾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全部光辉灿烂的文化，得借此介绍于全世界，替人类作出贡献，这是我们历史研究工作者的责任。

年8月5日于武昌

本文来源：《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原文标题《自强不息壮心不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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