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专家学者，很荣幸能够在北京论坛上作这样的发言。我的发言题目是“国学百年启示录”。讲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最近看到不少的媒体报道，国内一些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成立了国学院、国学课堂，而且几年以前在社会上很流行儿童读经等等。现在确实举办了包括企业家培训班，也就是介绍一下中国的传统的文化，特别是儒、释、道。一些媒体称出现了又一轮新的国学热。我认为，不能说现在才出现这样的国学热，其实年里国学的问题上就没有中断过，虽然是时高时低，时凉时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从这个现象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这确实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讲这个问题首先就涉及到什么是国学。虽然说百年来不断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大家都认同的说法。因为这个名词可以说是新名词，近百年来，由于西方的文化进来以后，就产生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差异、区别。所以最初就出现了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这样不同的名字来区别。后来又提出了国学的名词，其实国学也就是中学，也可以说是一种旧学，因为它是国产的。所以在一段时间内，把中国的文化都加上"国"字，比如说中国的绘画就称国画；中国的武术称国术；中国的戏剧称国剧；中医就叫国医。

　　国学究竟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现代的学科分的很细，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律、考古等等都分得很细。国学应该归哪一学科呢？国学是个综合型的，一直到现在，比如说人民大学成立了国学院，很热，也准备招生，招进来之后授予什么样的学位？在学位名单里没有国学这个学科。像哲学里面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美学，最后都授予哲学学位，因为这都属于大范围的哲学里面。国学又比哲学、文学的范围大，包括了文、史、哲，政、经、法，所以就很难归纳。有人认为不能称呼这样的一个名称。其实名称上面的讨论可以有很多的意见发表，比如说刚开始有国学出来的时候，可以称之为国学大师的，就是章太炎先生；他认为传统的小学是基础的。小学是中国古代的文字、音韵、训诂，也就是阅读古籍基本的学科，从这里入手，再学经、史、子、集四部。他认为这就是国学，国学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文化的传统，如果我们追根求源，都在这里。这是比较传统的说法。

　　梁启超的思想就更开放一些，他认为国学应该是中国历代学术的思想史。后来钱穆先生传承了梁启超的说法。他讲的国学讲义录和章太炎先生讲的不一样。钱穆主要讲国学思想的转变。到了胡适先生更扩大了，他心目中的国学就是国故学，也就是说一切属于中国传统的学问都叫国学。当时有很多不同的理解。大家研究的路线不一样，研究的范围也不一样，更重要的是研究的态度、目的不一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先生研究的目的是弘扬传统文化，把优秀的成分传承下来。胡适先生研究国学，他自己讲的很清楚，从故纸堆里刨垃圾，把他们扫除掉。目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国学的定义很难定，有人认为国学就是西方的汉学，就是以汉文字为载体的就是汉学，中国自己叫汉学就不合适了。

　　这些名词概念的争论可以放在一边，我们的理解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定为国学；如果再扩大，把我们所有的学问都叫国学了。所以也不要扩大那么多，我们要把他限制在传统的文化。中国传统的说法里面有道、有器、有艺，不一样。但是每一种文化里面都凝聚着这个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一些最根本的东西。我想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的方法、生活的样式、信仰习俗等。我们民族的价值观、风俗习惯都通过文化传达出来。而文化又是历史的载体。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我们把这个文化抽掉了，大家都不认同，我们还哪有历史了？这样就没有历史了。所以，文化在整个历史中间是非常重要的载体，而历史又是我们认同这个国家的最核心的东西。在鸦片战争前有位很著名的思想家叫做龚自珍，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有很大的研究，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他研究这段历史，得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教训，即："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也就是说，后人不知道他自己的历史，不知道历史就不认同这个民族、不了解这个国家。要是认同历史就要认同文化，为什么百年来都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刚接触西方文化的时候，鸦片战争时期和龚自珍齐名的魏源。当时看到西方列强船坚炮利，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所以，当时成立各种制造局和工厂拼命的来制造造船、枪炮，以抵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这也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张之洞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它。

　　洋务运动失败以后，大家更觉得这样是没有意义的，而且会阻碍我们这个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因此从制度的改革一直到精神领域里面的改革，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一直到新文化革命，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大量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于中国文化应该怎么样来看待呢？还是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特别是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不管是欧洲的学者还是中国的许多主张积极向西方学习的一些先进中国人，他们到欧洲去进行考察以后，也开始反省，来重新认识欧洲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当然他们都认为西方的也不是都是十全十美的，也有它自身的问题。所以中国不是全部的照单全收。

　　当时像梁启超去了欧洲考察以后，在年初就发表了一篇很大的文章，后来成了一个小册子，叫做《欧游心影录》。他反思了当年他们这一批人要完全否定自己传统的想法是不是对头的。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也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自己来反思的东西。到了年，梁漱溟先生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讲到了东西的文化其实是各有优缺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一点指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了我们过去这样一种思维方式。而西方的文化都是代表了工业社会的文化、工业社会的文明，中国的文化都是农业时代的文明。所以它有一个时代上面的差距。

　　我们要走向工业社会，就必须要否定我们的农业文明。这只是一种实践上的差异比较文化的观念，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类型就可以比较，可以互相取长补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就不断出现了探讨国学问题的学会和组织。比如说，年就出现了国学保存会，还成立了国学扶轮社，都是国学人发起的，章太炎举办了国学讲习会。章太炎曾经三次举办讲习会讲他对国学的理解等等。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成立了国学昌明社。年，在四川还成立了成都国学院。年，在无锡成立了国学专修馆，培养了一大批讲授国学的导师。同时也出版了许多和国学有关的杂志，像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南京东南大学出现了《学衡》杂志等等。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问题，一直有许多人在 　　到了30年代的中期，中西文化的争论一直在进行着。有一批学者公开举起了全盘西化的旗，影响很大。他们认为中国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只有彻底的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要全盘西化才有可能。这一口号提出的时候是年，当时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叫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之出路》中：在中国的学术界一共有三派：一派是复古派，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第二派是折衷派，提倡调和的办法使中西文化融合在一起；第三派是西洋派，也就是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他自己则是主张第三派，是让中国的文化彻底西化。他认为，在现在的形势下，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彻底西化，态度非常的鲜明。而且，他举的例子和很多人的思想有共鸣，他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科技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等生活上，我们也没有西方人那么讲究。在西方文化里面，可以找到中国的好处；反过来，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就找不出任何西洋的好处。这是非常极端的说法，但是我感觉到似乎现在中国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些看法。但是和他的情况不一样，我们有很多人不了解，是跟在后面走，跟着感觉走。公开西化的文化主张出来之后，年，有10位著名的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可以说也是针锋相对。所谓本位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就是国学的问题。这个宣言里面开头的第一句话非常的惊人。它是这么讲的，“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就是在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没有了中国人。”这个说法和全盘的西化一样，很绝对。但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是非常严峻的。特别是现在，我们现在的现实恐怕比当时它所说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本位文化建设宣言》说到："中国要有自我的意识，要有世界的眼光，既不要闭关自守，也不要盲目的模仿。"他们认为，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的本位，采取批判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我想这提得非常切实。

　　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提出之后，坚持全盘西化的人就批评说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版本，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人的 　　这个争论从30年代一直延续到解放以前。解放以后，在我们的大陆地区这个问题上基本是封杀了，没有讨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并不代表这个问题就结束了。在60年代初，港台的几位学者发表了一个宣言，感叹中国文化"花果飘零"，意思就是中国的文化已经凋落了，呼吁要来复兴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当代新儒家的思潮。这个思潮一直到现在，在大陆也有相当的影响，特别是80年代以后对大陆的学界、特别是研究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都有很多的影响。

　　国内文化大革命是60年代开始。对于这样一次政治运动，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比如说，今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的40周年，大家都在反思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有比较多的观念，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作怪，把责任推到传统文化上面去，所以很多人就认为中国现在还需要继续批判传统、继续否定传统，要不然中国就没有走向现代化的可能和希望。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的角度看，我想，文化大革命是最彻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了彻底破四旧--旧思想、旧观念、旧风俗、旧习惯。文化最后的根子就扎在风俗习惯里面，到了风俗习惯里面这个文化才有生命力。如果我们的风俗习惯都破了，就不会认同这个文化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化大革命最彻底地铲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8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西方文化的输入，不是马列主义，是尼采、萨特等人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很怪，你一定要把他搬到现在来运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完完全全地把它彻底斩断也不可能，虽然我们挖根很深，但是里面有很多的须，是不能斩断的。我们要了解中国的文化里面不仅有糟粕，还有很多的精华。80年代也有一段文化热，其中也涉及到国学和西学的讨论。80年代出现了一个“河殇”现象。《河殇》里面就彻底地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认为她是一种黄土文化、黄色的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没有自我更新机制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是海洋的文化、蓝色的文化、开放的文化、不断进取的文化。国学的问题年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样提出来不断的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所谓主体意识指的是什么？所谓文化的主体意识就是对本国文化的认同，包括对它的尊重、保护、继承、鉴别、发展等因素。在这个过程中间，既不是盲目的自尊自大，也不要盲目的妄自菲薄，只有坚持自己的主体性，才能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吸收外国文化的养料，来滋润本国的文化、发展本国的文化。

　　这里必须要澄清一个观念，即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近百年来的近代史，尤其是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现象，已经催促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有联系、也有区别的。我们讲的传统文化和文化的样式、文学、艺术、医学、哲学，这些我们说是传统文化。文化传统是指凝聚在里面形成我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念、思想方法、生活样式等等。文化传统凝聚着一种精神，也可以说文化传统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或者是文化传统形成一种民族精神的东西。所以，必须要重新认识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在现代的意义。我们常常讲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中国。这个特色在什么地方？离开了我们的文化传统，我想这个特色就表现不出来、体现不出来。所以只有认同我们的文化传统，把我们的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发展起来，才可能有我们的特色。

　　我常常讲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希望领先取得第一位的是什么？那就是中国的医学！因为中国的医学有那么丰富的传统、丰富的理论。而近百年来，我们又积极的学习西方的医学，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医的主体下面去学习西方的医学文化，我想我们现在的医学一定是世界上最棒的。但是，现在可以说让人最失望的就是医学。中医已经不中了，这是大家的感叹。医院去就诊，有几个大夫能够通过诊脉来诊病？我们的手段是化验、透视、CT，完全的西化了。

　　我们有很大的误区，认为中医就是中国的医学，西医就是西方的医学。但是中医核心的内容不是说中国的医，是讲的道理。一讲中医就麻烦了，有人说像巫术一样，梁启超、鲁迅都这样说，认为中医要消亡，但是现在中医发展得还是很好，我们要发展它!如果不按国别来分析，那么中医的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中医是中道之医。什么是中道？就是探讨阴阳平衡的问题，阴阳平衡了身体就健壮了，失衡了就有病了。所以要平衡，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阳盛了会上火，阴盛了也会上火。这主要是一种中道之语，和西方不同，西方攻其一不计其余；第二，中国有句流传的话，说："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中医是治人的，不是治病的；病是局部的，人是整体的，有关联的。中医和西医是两种类型的医学，如果我们能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想我们的医学肯定会在世界上领先。

　　可是，我们现在是拿整个西医的理论来解构中医。包括有一些中医学院的博士生都跟我讲，我们现在的中医教学是埋葬中医的，因为它完全按照西医的理论，五脏六腑，脏腑不是器官，可是我们讲到五脏就想到肾、脾等器官，这不是中医的五脏理论。我很惊奇的就是听说中医的经典在中医学院竟然是选修课，不是必读课！中医要和整个的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应该说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抛弃了中医，我们的医学还会有什么特点呢？可以说没有了，我们的医学没有特点了，中医不中了，西医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追都追不上。我这样讲，学医的肯定不愿意听，当然我们也不否定有一些杰出的。在所有的学术领域都碰到这样的问题。

　　我是搞哲学的，在十多年以前有一位瑞典人来我们这里学中医，他说我到这里来听到的都是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我能不能听一下你们讲中国的哲学？我说你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我们中国的哲学同样是用西方的理论去诠释它的。这个情况到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是很大的问题。用这种方法来讲中国哲学，就使我们对原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不能理解了。

　　我举个例子来讲，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了解中国哲学的，我们讲阳明学，是主观的唯心主义，是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这里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说，王阳明有一天带着学生去郊游，到南镇这个地方，百花齐放。学生开始问：老师，这个花开得那么好，是在你的心里面还是心外面啊？王阳明回答的非常好，他说：当我们看到这个花的时候，此花与你的心一时明白起来；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我的心和此花同归于寂。这里，他并没有讨论花与心那个先存在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就显现出来。而当我们没有看这个花的时候，这个花则没有显现。这是说这个花只有和你发生联系才有存在的意义。如果没有和你发生联系，他的存在就没有实际的意义。他讨论的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价值的问题，而不是说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的问题。也就是说事物之间只有发生联系的时候才有意义，不发生联系的时候就没有意义。所以中国哲学讨论的问题是心物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说心第一、还是物第一的问题。对于这种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思维方式我们现在许多人已经不能理解了。我们的理解就是心第一性还是物第一性的问题。这个思维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我们应当明白的意识到，我们的思维是这样的思维，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它也取代不了我，我也取代不了它，可以互相并存、可以互相理解。我们也可以用它们的想法分析具体的问题，可以把它变得更加的清晰，清晰之中有模糊，模糊当中有清晰，这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丧失掉了，我们的主体性没有了，我想就有问题了。

　　目前，尽管有不少的"仁人志士"都在为继承和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努力奋斗，默默的耕耘。然而，我的一个直接感觉，就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根基越来越浅薄了。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教育里，传统文化的内容十分稀少，而我们广大的传媒中间，西方文化的内容可以说是铺天盖地。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而且是一代一代的递减。递减的意思不是看古书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是他们能不能领会我们文化的底蕴。形式上都在继承传统，而在继承传统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把它吃透，就要去创造，一创造就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或者是一创造就完全改变了。我们几项遗产文化被选入联合国的名单之后，就变成热门了，大家趋之若鹜，都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是好事，但是我看到很多越做离传统越远，变成了一种市场，变成了一种时尚，变了味了。

　　一个对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没有了解的人，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没有自信心和尊重的人，是很难让他生起爱国心的。我想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当中要加强传统文化的教育，提倡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是十分重要的、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人类文化具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至少可以分为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知识体系，这也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差别所在科学强调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而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经验的实效，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强调天人合一，以史为鉴，以天为则。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对传统文化认同、尊重、自信，再来继承发展。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寻根

　　现在关于传统文化的话题大家都很 　　除了时代性的差异之外，文化还有类型上的差异，不是谁代替谁，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经济全球化，那文化是不是也要全球化？特别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文化越来越趋同化，尤其网络时代，信息的传播速度很快，不是以年月日算，而是分分秒秒地算。信息的快速传播，也使得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快。对文化问题的讨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文化是人类在生存的过程中间创造的，文化应该是多姿多彩的，不应该是单一的。所以很多有识之士提出来了，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要求文化的全球化，相反，文化应该保持它的多元性，尽量保护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期创造的文化。所以，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寻根意识。人们逐渐认识到，文化越是民族的就越具有世界意义。现在联合国组织探讨怎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二战后就开始了。由于强势文化的冲击，非物质文化在迅速地消失，也就是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关于缔结这个公约，酝酿了十多年，一直到年，才第一次确定公布第一批保护名录，中国有一项被列入，就是昆曲。年公布第二批名单，中国的古琴被列入其中。年中国有一项半，一项是新疆的木卡姆，还有半项是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共同申请的蒙古长调。

　　文化有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来代替。我们并不是盲目地去搞复古，而是要反思自己历史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对于世界文化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一种趋同的思维模式，好像什么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其实这种做法并不可取。知识体系可以有多种，不是单一的。现代化最突出的就是科技化，什么都要放到科学的标准里加以检验衡量。中国近代对传统的批判也是在科学的概念下进行的，新文化运动举起两面大旗：科学与民主。所以一切都拿这两个标准来衡量。凡是不符合科学的、民主的就要淘汰。问题是，人类知识体系中除了科学知识体系外，就没有其它的了吗？我们的传统究竟以什么为特色？我认为不同的文化因为类型的不同，有各自的特色，没有优劣可讲，不能做价值判断，这个好那个坏。

　　中国文化重视人事 　　

　　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像西方那样以科学知识体系为主，而是以人文知识体系为主的文化。近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位政治家，他参加过辛亥革命，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他曾经对中西方哲学作过一个比较，他说：西方哲学是从物质发生的，比如古代希腊、印度的哲学，认为地火水风为万物的根源，注重物质，很精细，讲究精确。中国哲学是从人事发生的，老子孔子都很注重人事，而人事是变幻不定的，所以中国哲学有应变的长处，短处就是不怎么确切。章太炎的叙述是比较简略的，也很平常，但他确实指出了中西哲学差别的根源所在。西方哲学从静态物质发生，他们的思维方式就以注重静态分析为主，注重的是部分和细节，习惯分别计较，物是物，心是心，分析物可以与心无关。注重理论的框架，逻辑的推论，体系的结构，追求语言的精确清晰，求其言中之意。中国哲学则从动态的人事发生，所以观察方法也是注重动态方式为主，注意整体和全局，习惯关联的思考，心物不能分开，分析物的时候不能离开心。注重实践的经验，具体的运作，应变适用，追求语言的文采简明，求其言外之意。这些都是因为文化根源的不同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而这些特点应该是并存，相互补充的，并不是一个替代一个。这就形成了两个大的知识体系。从西方发展出来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不仅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中国文化则形成庞大的人文知识体系，它就是缺乏具体的技能工具，只是讲一个整体笼统的。这两种知识体系今天我们都需要。我们生活中间不仅面对物质，还面对着人事，而人事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变幻不定的，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思维方式。上世纪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在反思，这两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跟西方的文化是否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思想家都感觉到了，在西方近代发展以来，片面注重对物的追求。所以许多思想家开始提倡一种人文的精神，不约而同地讲，要发扬一种新的人文主义，资源要到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

　　我们要发扬传统文化的特色，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在天地万物当中，注重人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人不要沦为外在世界的奴隶。我们面对上面的天，下面的地，中国人讲“天生地养”，人在天和地中间，人应该保持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西方文化其实也在讨论天地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的概念是非常复杂的，有多重含义。天是万物生命的根源，“天地者，生之本也”。天的状态是一种气，阴阳之气，“阴阳合气，万物自生”。天生长万物，物有各种分类，禽类、兽类、人类，人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部落。往上推，祖先也是天，天是万物的父母，祖先是每个类的父母。天也有神的含义，就是生养之神。所以要祭天祭祖，拜祭生命的来源。祖先对于个人来讲，不是要绝对听命于天。到西周的时候就形成了基本价值观念，“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皇天不是看你是不是我的子女，就保佑、照顾你，而是要看你是不是有品德。由此可以看到，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上，人跟天的关系是决定于人自己。春秋左传里有一个说法，神聪明正直，但依人而行。所以西周时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人不是盲目地听从于天，相反自身品德的提升是取得神保佑的决定因素。这样人就有了主动性。西方古希腊罗马也有人的主动性力量，到了中世纪以后，就有了至高无上、绝对唯一的上帝，每人都要听命于上帝，这跟中国文化特点迥然不同。先秦时期也产生过这样的斗争。中国的思想家墨子，现在说他是劳动人民的代表，他强调天决定一切。如果墨子的思想占了一个主导地位的话，中国也会走上西方的进程。然而中国是以儒家为代表，强调人主体性的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人把自我修养、品德提升放在第一位，而不是天的意志。和西方相比的话，中国缺少基督教那种对神的绝对敬畏，所以常常讲中国人宗教观念比较淡漠，因为中国没有至高无上的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家里就有不少的神，门有门神，灶有灶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

　　西方文化曾受中国文化影响

　　西方由中世纪走向近代，就是要冲破这种基督宗教的独断论，显示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他们首先到古希腊罗马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肯定人的自由意志价值的思想资源，所以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又发生了启蒙运动，启发人的理性自觉。在这些过程中，曾受到东方文化尤其中国文化的影响。16世纪的时候，欧洲发生了宗教改革，有一批传教士到东方发展，到中国的有一大批，最有名的是利玛窦、南怀仁，这两位是最后死在北京的，他们的墓现在北京市委党校的院子里。他们到中国以后，发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当时是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讲天理，以世俗的道德来治理国家，和西方以上帝的意志来治理国家是不一样的。在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下，这是要被排斥的。从《圣经》里可以看到，有很多批评理性的东西。中世纪对于理性极端排斥，很多科学家被判刑，被火烧死。而中国理学的统治稳定地发展了几千年，这种情况被传到了欧洲。当时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像伏尔泰，他们看到中国的文化，发现用人理性的自我约束同样可以使国家稳定发展，他们就批评欧洲，说在东方有这样一个理性的乐园，反对宗教独断论。西方中世纪可以说是神本主义，所以要用人本主义来破除。二战后的反思，人和地的关系。天生地养，地上有很多物产来养育人，地是物质财富。从天（在西方就是上帝）的独断论被摆脱之后，人们的理性得到充分发展，推动科学的发展，人有强大的力量改造自然，可以向地索取一切，与此同时，人又开始异化为地的奴隶。一战的时候已经有人呼喊，人已经沦为机器的奴隶，现代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工厂都是机器生产，人坐在机器旁边，一天到晚就一个动作。随之蓬勃发展起来一种拜金主义。中国强调人的主动性，见利思义，对利要有一定的约束。在先秦战国末期，荀子曾提到古训有“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的说法。君子要支配物，而小人是被物支配的。在物面前保持高度的警惕，自觉遏制人对物的无限追求，强调人不能纵欲，当然也不主张禁欲，而是讲节欲、导欲、养欲。在西方，当人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控制自然以后，就拼命向自然攫取，结果人异化为物的奴隶。以人为本，就是要做人自己，不要做神、物的奴隶。把中国以人为本的精神充分发扬起来，对于世界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科学和人文的动态平衡

　　现在思想上出现了盲点，好像一切都要唯科学，否定人文。刚才我讲了，知识体系不是单一的，至少可以分为科学和人文两大知识体系。中国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文。科学强调的精确，是一种线形思维，具有普遍适用性。人文注重整体的关联，动态的平衡，很多是随机性的而不是那么确定，思维是曲线性，逻辑是相对模糊的。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人都非常需要。从近代以来，当西方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对人类是很大的贡献，在很长时间里，研究人文的问题时也借用了科学的这套方法，在一段时间的局部问题里可以深化，但在整体上反而不清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量子力学、相对论等现代科学出现以后，发现原来的科学思维方式也有局限性，科学真理也是相对的，许多的结论是在一定的范围内适用的。于是科学也开始借用人文的思维方式，例如模糊性、非线性、随机性等，都融入到现代科学里，两种思维方式得以互补。很多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基本上停留在实证科学层面上，而没有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高津，为他的著作《从混沌到有序》的中译本里写了一个序，序文讲：“中国文明具有了不起的技术实践，中国文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中国的思想对于那些想扩大西方科学的范围和意义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始终是个启迪的源泉。”可以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大量借用人文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如果我们把自己人文学科的特点认真发扬起来，是对世界莫大的贡献。

　　具体例子来讲就是中医。中国最有希望在世界上领先的就是中医。可是中医走了一条自我解构的路，把中医原来具有人文特色的思维方式，统统给“科学”化掉了，结果弄得不中不西。中医的传统可以说几乎是断绝了。到医院，比如医院里面，所有的诊断全是西化的，都依靠仪器，因为要标准，要指标化。而人文的思维方法是不求刻板指标的。传统中医讲望、闻、问、切，特别切脉是诊断最重要的手段，现在有几个中医会用呢？拿定量定性的标准化去要求中医，就是拿科学知识的体系去否定人文知识体系。中医本身具有的优势就没有了。如果能充分地把中医里人文特色的东西发扬起来，和西医互补的话，中国在这方面肯定是世界第一。中医不是单纯的疾病学，而是综合人文的文化体系，结合了哲学、宗教、艺术、养生、诊病等在一起的知识体系，怎么能简单地放在疾病医学的框架里呢？中医，中国这么多人口，几千年来就依靠它，一句不科学就把它否定，这是对的吗？

　　人文精神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其中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义，人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部分，部分不能离开整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学习，顺从天地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来顺从人的意愿。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为什么会灭亡，君主有道义的上天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文王、武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的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的命是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后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用“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法是：“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儒家也是，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和天道和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现在讲和谐，道家思想在全世界都得到 　　我很想讲讲道家的自然无为思想。一提到无为，大家就会想到无所作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这是长期以来的误解。汉初的社会提倡黄老之学，就是道家的政治学说，核心理念是无为而治。具体怎么做呢？在《淮南子?修务训》，里面有句话大家要记住：“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个人的意志不能进入到公共的发展规律上去。做事情既要根据自身的规律，还要看条件合适不合适。后两句话不能分开，“资”就是依靠的条件，光循理，如果条件不成熟也做不成，结果好心做坏事。道家的无为思想不是消极的，而是很高的智慧，是很宝贵的文化资源，西方人也很看重这个东西，美国有个贝尔实验室，他们的训条就是“无为而治”。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对天的尊重，并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积极地推自然之势，又不要把私志和嗜欲加进入。《道德经》各种语言版本的翻译，是仅次于《圣经》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当今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

　　世界上抛弃传统文化最多的是中国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自己的传统怎么看。现在提倡向西方学习，向先进优秀学习是没有错，但我们有一点没有学，西方对他们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尊重、自信，我们没有学到。大概世界上对自己传统文化抛弃得最多的就是中国了。美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但他对自己的传统也是信心十足，尊重、认同。我们周边的国家也是如此。当然，我们的传统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超过西方。但我们人文的思维方式，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我们要树立起文化主体意识。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思想界学术界掀起全盘西化的思潮。有人甚至讲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有出路，不光是文化，全盘就包括衣食住行统统都要西化。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思潮，维护本土文化。30年代有十位教授联合提出了一个“建立本位文化”的宣言，其中开头第一句话就说：“当今在文化领域里已经看不到中国了。”我以前觉得在30年代讲这个话未免太夸大了，可是今天这句话可能有点适用了。我说的话是中国话，吃的也大部分是中国的东西，但很多人越来越读不懂我们的传统。我不是担心传统的文献文物没有了，有的是，文物也多得是。问题是我们能否读懂它呢？我们的思维方式都已经改变了。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就依靠教育。然而现在在教育领域里有多少中国文化？上世纪末，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化建构的思考》，当时我提出两点期盼，一点是到了21世纪在中西文化比例上能不能有变化，至少分量要平等，再理想一点中国文化分量更大一点。第二点是能不能把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比例调整一下，至少同等。21世纪8年过去了，我的期盼看不到什么苗头。我现在还是有这个希望。去年我曾经给科学院的一个集子写了一句话：“人文立本，成人之道。科技利用，强国之器。”没有科技国家是不会强大起来，但没有人文，这个“人”成不了的话，科技再强也是没用。我是希望不要把本和用、道和器搞颠倒，本末不要倒置。

　　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现在都是教给大家具体的知识技能，这是末不是本。其实教育的目的很简单，就两条，教育是教人怎么做人，教人怎么做事做学问。教育要传授的是“做人之道”，“为学之方”，所有的知识技能都要服从于这个。如果教育背离这个根本理念，国家再发达，这个社会也不会安宁，人也不会过得幸福。

　　树立文化主体意识，首先是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尊重、信心，然后再来继承、发展。缺少认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爱国的基础就是对文化、历史的认同，文化是历史的载体，忘掉历史，不认同自己的文化，爱国只是一句空话。中国近代思想家龚自珍研究春秋战国的历史，看到小国经常被大国消灭的现象，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你想消灭一个国家，首先灭掉它的历史，人都忘掉历史了，不认同自己的文化了，那这个国家还存在吗？

　　中国历史上是把文化认同放在第一位的，不像现代西方国家以民族认同为主。中国之所以能多民族和睦相处，就是基于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单纯的民族认同。否则56个民族就要变成56个国家了。有时候我讲到我们的文化有这样那样的优点，有人就提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多优点，那为什么我们近代会落到那种地步呀？我说你对自己的文化有没有信心？你是尊重还是抛弃？只需看我们的历史，其实野蛮战胜文明是历史的常事，但文明最后征服野蛮也是历史的规律，落后的民族入主中原，最后都被文化征服了。长远来看，人类总要从野蛮走向文明，不会倒退回去。我们各民族几千年努力创造积累起来的文化，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文化有多样性，知识有不同的体系。我们要发挥自己的特色，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意义。我今天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热烈掌声）。

　　主讲人简介：

　　楼宇烈，浙江嵊县人，年12月生于杭州。年毕业于上海浦光中学，同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北大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京昆古琴研究所所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等。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发表有《胡适禅宗史研究评议》、《神会的顿悟说》、《中日近代佛教交流概述》、《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中主体修养学说的认识论意义》等论文，以及《王弼集校释》等专著，主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合作)、《东方哲学概论》等多部书籍。

　　摘自《在北大听讲座》第二十辑，新世界出版社，文池主编

　　现代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今天高科技的发展，使得整个世界在物质文明、技术手段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方便、舒适，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带来了很多问题。人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相当一部分随着科技的发展反而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机械工业时代，人们就提出来：人不要沦为机器的奴隶。现时我们已经跨越了机械时代，到了信息时代，实际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很可能成为信息的奴隶。这一切也就是哲学上讲的“异化”。人越来越被自己所创造的环境和创造物所制约，而现在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异化”总是与物质生活联系在一起，它促使人们的物欲不断膨胀。

　　那么，随着科学的发展、物质文明的发展，人怎样采取自己的主动性，不至于被机器、信息、物欲牵着鼻子走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科学的反思

　　在科技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怎样来发扬人文的精神？发扬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人需不需要人文素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讨论的现代文明与科技紧张与协调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人的主动性，一方面要减弱神对人的控制，另一方面强调人对物欲要有主动性。正因为这样，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物欲与伦理讨论得特别多，解决好这个问题对于提升人格是非常重要的。《荀子·修身》云：“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在荀子心目中，君子与小人是不同层次的。君子是主动去控制、去利用这个物，而小人呢，是被物所支配、控制。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层次来讨论：被物役，还是去役物，这是从教育修养上来讲的；在实践角度讲就是义和利的问题，是见利忘义，还是见利思义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到理论上来讨论，就是天理和人欲的问题。

　　20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的科技文明高速发展，西方掀起了一股新人文主义思潮。人再度沦为机器的奴隶的可能，使得西方思想家重新来到东方寻找东方的人文精神所在。对于天理和人欲、思义与见利、役物还是役于物的问题，他们都非常感兴趣，认为新人文主义还是要到东方文化里去找源头。因此，人文精神被提到一个与科技文明同步发展的状态上来。

　　由于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多、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每个人在知识结构方面也越来越褊狭。过去，教育分为三方面：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这三方面都应该是以对人的素质教育为主，技能教育为辅。唐代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授业”比较接近于今天所说的传授专业知识；“传道”、“解惑”，都是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问题。作为教育者，应该把“传道”、“解惑”放在第一位，其后才是“授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可是我们现在教员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变成只是授业了。这不仅仅是中国的教育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是不是要培养在某个技能方面非常突出、其他的什么都不管的人呢？是不是培养对某一领域钻研得很深、对其他领域却一无所知的人呢？这个问题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已经引起了全世界对教育有思考的人的反思。在科技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怎样来发扬人文的精神？发扬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人需不需要人文素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需要研究讨论的现代文明与科技紧张与协调的问题。

　　这个问题与我们对于科学的理解是有很大关系的。中国上世纪20年代有过一次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讨论。当时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人，认为人生观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科学来解决。另一派则认为，人生观不属于科学这一范畴，人生观的问题还是要用传统的形而上的东西来解决。我们今天回过头来考虑这一问题，应该说这两者既有抵触，又有协调。不应该把两者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人生观的问题解决了，科学问题也就解决了，或者有了科学的思维方式，人生观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都是不全面的。

　　现代人们越来越看到，其实两者是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人文是有很大差异的。按传统科学来讲，它是一种实证科学，是在一种静态的关系中来研究的。比如在实验室里进行的科学实验，它的结论要有普适性，要有可重复性、可验证性。但人文学科是在动态中研究的，它永远在变动中。在动态研究里，就有很多不确定的东西，尤其是模糊的方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主要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人文学科的研究大量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对人文学科所遇到的问题作定性、定量的分析。这个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进步意义的，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但从根本来讲，它又不能真正触及人文科学的底蕴或者精神。人文学科始终是动态的，静态的研究方法可能会忽略一些重要问题。因为任何的清晰总是对某一个方面的清晰，越是清晰，它的适用范围有时候反而越窄。到了20世纪后半期，也就是70年代以后，人们感到这种机械的方法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不够用了，需要借鉴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以自然科学理论里面提出了很多非线性的理论。比如模糊性的问题，就是借鉴人文科学的一些思维方式运用到自然科学里去。人们发现，有时候模糊了，反而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貌。所以我们不能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看。

　　人文的意义

　　“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

　　科学家的人文修养对他的科学研究也是有很大帮助的。自然科学的研究者，首先要有很开阔的眼界、博大的胸怀，还需要有合作的精神。如果没有很高的人文、道德修养的话，我想这是很难做到的。而做不到这一点，我想一个人的事业也是做不大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说：“我一辈子做事做人的原则，以杜甫‘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两句诗为准则。仔细地推敲世界上的万物道理，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快乐的、有益的事，不必为了一些空名而放弃了自己喜欢做的事。”可见，研究物理是他的快乐，“浮名”倒是对他的束缚。正因为这样，李政道才有开阔的眼界和广博的胸襟去从事尖端的物理研究。

　　对于一个人来讲，最大的束缚就是名缰利锁。如果能够冲破名缰利锁，他就能够眼界开阔，心胸豁达，也能和别人合作默契。北大校长马寅初曾撰联：“宠辱不惊，闲看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样开阔的胸襟，必定要以深厚的人文素养为底蕴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成就大事业。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或传统教育里，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的治学态度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学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己的修养，而今天的人学习是为了显示给别人看，“瞧，我知识多广博，我多能耐”。这就是所谓“为己之学”和“为人之学”。最根本的当然是“为己之学”，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之道”。人如何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德的、完美的人，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关键是看你自己，关键是修养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外因还须通过内因来起作用。

　　现在我觉得素质教育中很有必要加入一些人文学科的内容。人文学科主要指文、史、哲。文既包括文学，也包括艺术，甚至还包括语言；史当然是指历史了；哲，广义上讲也包含了宗教。所以，文学、艺术、历史、宗教、哲学都属于人文学科，是以培养做人为目的的。像政治学、经济、法律这些学科，是社会科学，因为它们是以培养技能为主的。为什么要学习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呢？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非常重视对天地万物这样一种自然运行规律的把握，另一方面又非常重视人自身历史所积存下来的经验。所以中国的人文学科概括起来讲，就是要你懂得“以天为则，以史为鉴”这个道理，也就是我们不是离开自然，而是生活在整个自然界中，我们把握自然运行的规律，但不能肆意去破坏它。《论语·泰伯》中孔子盛赞道：“大哉尧舜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天。”尧的伟大在于“以天为则”，也就是以自然为法则。

　　同时，中国人的历史观非常非常强烈，重视“以史为鉴”，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所以中国的历史也是世界上记载得最为详细的。但是“以史为鉴”并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根本的问题是要把握人类的精神。我们现在加强文化教育，增加了人文的内容，这不仅仅是现象上的东西。人文的意义不是要人们多学一点历史知识，会背诵几句唐诗、宋词，而是要从中体味人生，陶冶性情。人生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生命既是短暂的又是永恒的，人类就是这么一个矛盾体。我们可以改造世界、创造未来，可以把人送上天；可是自然一发威，我们又无法抵御。所以我们要通过人文来体味人类的伟大与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与永恒，树立与天地共生共存、与古代圣贤并肩并进的志气，这才是根本的。

　　学人文的意义在于修身养性，从而改变我们的性格，提升我们的情操，提高我们的品位，最终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话源出于《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了解别人，最多称得上是个智者，对自己了解才叫“明”。“智”和“明”是两个层次的。魏晋时王弼解释这句话就说：“知人者智而已，不若自知者，自知超智矣。”知人容易，难就难在要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大部分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就是这样，推之于个人如此，推之于整个人类也是如此。

　　我们人类在认识客观自然的时候比较容易，而认识人类自身就困难得多。我们对自然认识越来越多，就会飘飘然，以为自己很伟大，却忽略了人类还有渺小的一面。所以我常常引《老子》三十四章里的一句话，“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道从来不自以为了不得，它有这样的气魄。如果不是这样，它也就失去了生养万物的能力。恰恰是因为它归根到底不把自己当成大得不得了，“故能成其大”。所以我想人类认识自己的伟大是容易的，要认识自己的渺小，特别是要承认这一点，是很痛苦、很困难的。然而恰恰是你要认识自己的渺小，才能成就你的伟大。所以我认为人文素养，不是为了学到一些人文知识，而是要体会人文精神。

　　素养的提高

　　人文素养不能空谈。我们要多看些人文方面的书籍，多学点人文方面的知识，但千万不要把它仅仅当作知识来学，千万不要借此炫耀，而要在里面体悟人生，实现我们的生命价值。

　　那么我们具体怎样才能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呢？我想讲六个方面的要求，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确立做人的基本品德。其核心有三点：知耻、守信和气节。一个人有一点羞耻心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彻底没有羞耻心，那他什么事都敢做。大家不要认为有羞耻心就什么都不敢做，其实保持一种羞耻心是人最基本的做人品德。关于守信，我不必多讲。如果一个人“言而无信”，还有谁会跟他打交道呢？还怎么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呢？气节也是非常重要的，孟子提出“大丈夫”的三个条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做到这三点不容易啊！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的素质教育主要是教育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说“错了”，素质教育首先教育怎么样做一个人。做人的品德是最重要的，只有首先做好一个人，才能再进一步说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第二，要遵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是尽伦尽职，一个是敬业守信，也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就要做好什么样的工作，不能够马马虎虎，要敬业，要守信用。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孤立的，如果大家都不尽伦尽职，大家都不敬业守信，这个社会就失序了，就乱套了。过去有很多人批判中国的儒家思想压制个性、束缚个性，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渴望张扬个性，想要自我设计。有这样的愿望很好。但我也经常告诫年轻人，真正的价值是在群体中、在社会中实现的，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实现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很简单，就是要得到他人、群体或社会的承认，也就是说你为群体和社会作出了贡献。既想实现个人价值，又不想作贡献，那是不可能的，离开了这个社会是无法实现个人价值的。

　　第三，审美情趣与艺术精神的培养。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一个人的艺术审美情趣是很能体现他的品德的高尚还是低下。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非常注意哲理与艺术修养的结合。中国的艺术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一首诗、一幅画中往往隐藏着丰富的哲理。同样，中国的哲理又有很浓重的艺术性，所以中国的艺术与哲理是融为一体的。我这里讲的艺术是广义的，不仅仅是琴棋书画，主要是从它的内涵上来讲的。艺术精神是人对社会，对人生意义、价值的一种理解，一个人爱好什么样的艺术，很能反映这个人的品德。反过来，我们通过对艺术的欣赏，不断地来陶冶性情，也可以使我们对人生的价值不断有新的体验。在西方传统中，教育就是教知识，道德是通过宗教来培养的。这对中国近代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中国近代也要建立一种宗教作为国教。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提出来“以美育代宗教”。他认为美育可以取代宗教的作用，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培养人的品德。这是非常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因为中国向来宗教观念薄弱，而艺术的精神非常发达。而且，艺术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艺术讲究和谐，注重均匀布置。如果你能体会这样一种经营布置，有很高的艺术素养的话，那么与人交往也好，经营管理也好，你都能艺术地处理事情。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应对环境的问题。所谓应对环境的能力，就是潇洒地对待人生。《荀子·宥坐》有：“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始终而心不惑也。”所谓“通”，就是飞黄腾达；“穷”即遇到坎坷，不顺利。我们读书学习，不是为了高官厚禄，而是要在遇到种种坎坷、忧虑的时候不垂头丧气，保持坚定的意志，知道祸、福、生死而心里不迷茫。这就是最根本的，人要有非常强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因为这里有个“才”和“时”的问题。“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所以荀子讲，才不才，在于我，可是遇不遇，那是环境的问题。很多有才的人没有好的机遇，得不到发挥；但是有机遇而无才能，那就更不可能得到发挥了。所以一个人要能够正确地认识、对待自己的才能和机遇的问题。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自己的不顺利都是环境不好造成的，很少有人反躬自问。所以很多人一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怨天尤人，结果越来越与周围的环境脱离，他实现理想抱负的道路也就越来越窄。

　　第五，就是要注意我们的涵养功夫和仪表风度，这是内外两个方面的。仪表是外在的，涵养是内在的。有的人觉得仪表完全是自己的事情，邋里邋遢也没有关系，随随便便也没有关系。其实不尽然啊！这会影响很多方面的问题，“一室之不扫，何以扫天下”。涵养功夫里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谦虚的问题，虚心地待人接物。《周易》里边就讲到“人道恶盈而好谦”。“盈”就是自满。如果你自满的话，就接受不了新的观点、好的建议，就不会提高了。孔子观于周庙，看到有欹器。这个欹器很奇怪，“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装得满了就倒了，空的时候倾斜着，只有装到适当程度的时候是端正的。这就说明一个道理，腹内空空是不行的，太过自满也不行，要恰如其分，谦虚才能够中正不移。

　　第六，人文素养要落实到对于生命的意义和人生价值的认定中。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现了这样一种精神，以及一种对生命意义、人生价值的认识。这也就是人文素养最后的落脚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安身立命之地。我们一切的心性的修养，我们对人的主体性、人的能动性的认识和把握，体会人类的伟大和渺小，体会人生的短暂和永恒，这些都要落实到我们对生命和人生价值的认识上。因为人文素养不能空谈。我们要多看些人文方面的书籍，多学点人文方面的知识，但千万不要把它仅仅当作知识来学，千万不要借此炫耀，而要在里面体悟人生，实现我们的生命价值。

　　（根据录音整理，本报有删节）

　　本届论坛主旨报告紧随开幕式进行。主旨报告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主持，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obertE.Lucas、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席、教授王赓武、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NicholasB.Dirks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带来了各自专业领域的精彩演讲。以下是楼宇烈教授的演讲全文：

　　与西方文化相比，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也是一个最重要的特征。中国的文化不是靠一个外在的神或造物主，而是靠人自己道德的自觉和自律，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中国家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维护都是靠人的道德的自觉和自律。这就是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项重要贡献。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现在的人本主义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根本不知道它原来是中国文化的土产、特产。而西方文化中近代以来所高扬的人本主义思想，与中国文化中的人本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中国文化中，从西周以来就奠定了以人为本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格，而西方在公元以后奠定的是以神为本的文化，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才高举起人本主义的旗帜，启发人不要做神的奴隶，要做人自己。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是古希腊罗马文化，而更重要的来源是16世纪以后传教士们从中国传回去的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他们以中国的人本思想去批判欧洲中世纪以来的神本文化，高扬人类理性的独立、自主，把中国看作是最理想的一种社会。所以欧洲的人本主义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受到中国文化很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这样一种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知道中国文化中的两个优秀传统。一个是“以史为鉴”，一个是“以天为则”。关于“以史为鉴”，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新唐书·魏征传》)强调历史经验的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历史著作在全世界是最系统、最完备的，中国有二十四史或者说二十五史，还有很多野史或辅助性的历史资料。中国每个朝代等到政权相对稳定以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制礼作乐，第二件做的事情就是修前朝的历史。中国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就是通过“以史为鉴”总结出来的，是这个传统的一个成果。

　　西周初期人们反思夏商两代兴亡的原因。通过对历史的观察，他们看到夏代开始是大禹治水。当时天下洪水泛滥，民不聊生。大禹把水灾治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大家拥护他才建立了夏朝。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君主夏桀，荒淫暴虐，老百姓一天到晚在诅咒他，说“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在这样一个“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尚书?西伯戡黎》)的时期，商部落在成汤的带领下终于推翻了夏朝，建立起商朝，老百姓歌颂他把人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了出来。商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早期相对成熟的文字就是商代的甲骨文。商代人很信天命。到了最后一个天子纣王，也是荒淫暴虐。他在位的时候已经出现了民心叛逆，大臣祖伊告诉他民心都要归向周部落了，得注意了。纣王却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在中国文化里我们把皇天也看作是自己的祖先，祖先去世以后就在天上保佑着子孙。他自认为周人也奈何不了他。可哪里知道，西北地区的周部落在民众的拥护下，在文王、武王的带领下，推翻了商朝，纣王兵败就自杀了。商灭夏，周灭商，在历史上称为“汤武革命”(《周易?革卦?彖传》)。

　　这两代的历史给了周王朝非常深刻的教训。以历史作为一面镜子，周王朝一开始就认识到一个道理：“天命靡常。”(《诗经?文王之什?文王》)天命是会被别人革掉的。那天命怎么变化，根据什么变化呢?《尚书》里记载了周对历史的总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因此周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敬德”，而且要“疾敬德”(《尚书?召诰》)，努力地、快快地提升自己的德行。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根本特性，即决定命运、政权兴亡的不在于外在的力量，而在于人自身德行的好坏。上天是根据民意来做事情的，《尚书》里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中》)，等等。春秋时期齐桓公和管仲曾有一段对话：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韩诗外传》卷第四)

　　所以中国文化里的“天”不是简单地指天空的天，也不是一个造物主的天。天的含义很丰富，是自然而然天道的天，也是代表民意的天。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重点就在于人不是听外在的力量、命运主宰的，不是做某一个神的奴隶，而是要靠自己德行的提升。

　　所以，中国文化非常强调修身。《大学》的第一句话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第一个“明”是发扬光大，第二个“明”是形容这个德是光明正大的。每个人都有明德，我们要把它发扬出来。这几句是《大学》的“三纲领”。《大学》还有“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中间修身是关键，所以说“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自我德行的完善和提升，不仅仅是在口头上、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实践上提升自己。

　　这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其核心就是决定人的命运的根本因素是人自己的德行，以“德”为本，而不是外在的“天命”。人不能成为“天命”(神)的奴隶。

　　而为了保持和不断提升自我的德行，就必须防止物欲的引诱和腐蚀，人不能成为物的奴隶。先秦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在书里记载着一条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谚语：“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控制和管理物，而小人就会被物控制住。古代还有一本书叫《管子》，其中有篇文章叫《心术》，这篇文章讲得很清楚，“心”在人体中处于君的领导地位，五官处于臣的地位，“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要受心的统治和管理。五官与外界接触之后是去管理外物的。眼睛看到美色、鼻子闻到香味、嘴巴尝到滋味，得去管理物，不能反过来让这些物管住感官，不能让感官管住心，一颠倒就变成小人了。能够用心管住五官，用五官管住外物，这就是君子。所以要成为一个有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的人，就不应该被物管住，不能被物欲腐蚀，否则会丧失品德。

　　我曾对中国文化这一以人为本的人文特色做过一个简单的描述，即：“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

　　上文提及中国文化以人为本的思想，对欧洲由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曾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和推动作用。其实，其影响尚不至此。20世纪上半个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源地都在欧洲。人类竟然发生如此残酷的互相残杀的战争，究竟是什么原因?追究战争发生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资源财富的争夺，人为了得到资源和财富，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地去相互残杀，人完全被物欲所左右，人又一次自我异化，丧失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而沦为了物的奴隶。因此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一批有见识的思想家，又一次提出了要确立人本主义的问题，高举起新人本主义的大旗。而且几乎一致地认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思想资源要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汲取。如果说，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从中国文化中汲取到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文化是为了使人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不做神的奴隶，而做一个有独立主体、理性自由的人，那么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高举新人本主义的大旗，就是为了使人从物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做一个遵循人道、关爱人类、懂得自觉自律的人。

　　然而，人要自觉地从物欲中解脱出来是何等地不易，人要自觉自律地奉行“为人之道”又是何等的艰难，当今世界人与人之间争斗不已，民族、国家内部、外部大小战争不断，新人本主义的大旗仍需要继续高举，再高举。

　　至于启蒙运动时期的人本主义思潮在欧洲，在冲破中世纪神本主义文化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就，开展出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理性文化，取得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科技、人文文化的大发展、大进步。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在欧洲西方文化的传统影响下所发生的变异。那就是，在西方传统文化中，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问题。即当人类从神的脚下站立起来以后，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得到肯定以后，人就要替代神来主宰天地万物了。那时的人随着理性的肯定，随着科学的发展，科技力量的增长，都喊出了“人定胜天”的豪言壮语，认为人类应当，而且能够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并且在作为人类理性力量的成果——科学和技术的日益发展、进步下，“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的思想日益滋长。人类自以为凭着人类理性的力量，科学、技术的力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主宰宇宙。原来与神本文化相对的人本主义逐渐被异化为人类要去主宰天地万物的“人类中心主义”了。而人类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又异化成了对自然资源财富的过度开发和掠夺以满足人类的物欲，使人沦落为物欲的奴隶。这也是现代西方社会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因。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中是不会异化成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原因是在中国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秀传统，即“以天为则”的传统。

　　中国的以人为本是强调人的自我管理，是向内的管住自己。不仅要管住自己的感官，更要管住自己的心。人只有管住自己的心，才能管住自己的行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管子?心术上》)“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管子?心术下》)“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修身篇》)人要保持品德，就要警惕物欲的腐蚀。如果放纵自己，对欲望无止境地追求，人就会被物控制住，丧失自己的独立性、主体性、能动性，而成为物的奴隶。

　　本来西方用人本主义对抗神本主义是要强调人在各方面理性的意义和人道德自觉的意义。但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下，他们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二元分离、对立的思维方式，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导致了人本主义的变异。这个变异是造成后来很多问题的根源。他们看到神本文化束缚了社会的发展，束缚了人类理性的能动力量，而人本可以让人从神的脚下站起来就是绝对地好，因此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原来是上帝决定一切，现在是人决定一切，自然界万物都要听人的主宰，人替代了上帝。人本主义蜕变成了人类中心主义。人们没有想到，人要决定一切，结果人却被一切决定了。西方近代社会发展起来以后，为了争夺资源财富，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人反而失去了一个自我。

　　中国文化中的第二个重要传统是“以天为则”。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中国人非常强调以天地为榜样，向天地学习。如果去孔庙，人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德配天地”“德侔天地”来赞扬孔子的。圣人的品德能够与天地相配，与天地一样高明博厚。所以人绝对不能去做万物的主宰，相反，恰恰是要向天地万物学习。道家讲的道法自然也是这样。“自然”不是现在自然界的概念，而是说事物的本然，是自然而然、本然的状态。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

　　天地有很多品德。我们看到天地从来没有因为喜欢不喜欢而舍弃一些东西，天上的太阳、月亮、星星也是光明普照的，“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天地是这样地广大无私，广阔包容。人们首先就要学天地的这种品德。很多人说中国的文化讲的是天人合一，其实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天人合德”，即人与天在德行上的一致。天地是非常诚信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用一个字表达就是诚。《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也就是说，人道是从天道学来的。天道是诚，所以我们人也要诚。这一说法在《周易·观卦·彖传》里也可以得到印证：“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神”不是造物主的神，“阴阳不测之谓神”“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周易?系辞上》)在中国文化中神最根本的含义是指万物的变化。过去我们对“神道设教”曲解得一塌糊涂，以为就是抬出一个神秘的高高在上的神来教化大家。其实，这里一点儿神秘主义都没有。我们观察天的变化之道，看到春夏秋冬四时是没有差错的。这就是诚。圣人按照天的这样一种神道——“诚”来教化民众，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说，人最主要的品德都是从天地中学来的。

　　我们不仅要向天地学习，还要向万物学习。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诗中，描述小草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赋得古原草送别)这是要人们学习小草坚强的生命力。又有两句诗描写竹子的，诗句这样写的：“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是用竹子做比喻，人们要学习它那样从根子上就要有坚持做人的气节，地位身份再如何显赫也要虚心谦下。而最值得人学习的物，那就是“水”。老子《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也就是说，水具有最高的品德。很多书里记载说：孔子遇水必观，中国最注重向万物中的水学习。水的品德太多了。水总是往下流，普润万物，从来不居功自傲，要求回报。这是谦虚的品德。水也能够包容万物，它没有自己的形状，而是随器赋形。所以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水还有坚忍不拔、以柔胜刚的品德。水滴石穿，最柔弱的水滴穿了坚硬的石头，就是因为水有坚忍不拔、坚持不懈的精神，一滴、一滴地滴，一年、十年……，最终把石头滴穿了。古人说女人是水做的。女人柔弱，可她又有一种韧劲儿。以柔克刚，刚柔相济，这是双赢。如果以刚对刚，一定是两败俱伤。现在社会上能懂得柔的道理，运用柔的方法的人太缺少了。现在社会上女性的作用日益凸显，人们常常用阴盛阳衰来评说，其实这只是从现象上看，说它是阴盛阳衰，而实际上是阳盛阴衰。因为本来应该阴的、柔的，现在都变成阳的、刚的了。拿人类与整个自然来说，如果说整个自然是阳，人类是阴，现在人要去征服自然，人就变成阳了。以阳对阳，所以我们人现在遭殃。我们是阴，就应该顺自然。很多人认为老子的自然无为是无所作为。其实，无为者非不为也，“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而总起来讲是“推自然之势。”(《淮南子?修务训》)这也就是老子的“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辅助当然要有动作、行为，但不敢以自己的私志、嗜欲去干预事物，不仅要遵循事物本然之理，还要看所依靠的环境、条件是不是成熟。所以说，自然无为恰恰是最积极的有为。

　　因此，在中国的文化中，一方面强调人不能做神的奴隶，也不能做物的奴隶，而要做人自己，保持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能动性，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狂妄自大，去做天地万物的主宰，反而要人们虚心地向天地万物学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是中国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思想。“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的结合，保证了中国文化中的人本主义不可能异化为“人类中心主义”。

　　纵观，近几百年来的历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社会)的关系、人自身身心的关系，日趋紧张、恶化，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的丢失。因此，现在亟需重振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而扬弃异化了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主义”、“科技万能”等思想。正确地阐释和弘扬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人文文化的真正意义和精神，将它贡献给世界，是当前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任务。

　　今年（年），我到北大整整六十年了。我是年入的北大，到今年整整六十年。我们是北大第一届的五年制学生，年毕业，然后留校任教，到今年正好是五十五年的教龄。最近，我老在讲“中国文化的人文特质”，过去我老讲“人文精神”。没有人文特质，哪来人文精神？

　　我们讲某一个特质一定是跟别的东西来比较，否则谈不上特质。所以，这里要跟西方的文化比较，跟人们比较 　　

一

　　我们中国的文化，它有比较鲜明的人文色彩。那么，“人文”这个概念说得清楚吗？我想这是说得清楚的，因为这是我们一个传统的概念。很早以前，《周易·贲卦》的彖传里面就讲：“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天文，四时变化，以察四时，春夏秋冬；文明以止，用文的方法、文明的方法来止。文明，就是礼乐教化。所以，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我们中国的文化，也可以概括成“人文化成”。人文化成，就是通过礼乐的教化形成一个民族的精神、社会的风俗。因为我们教育的目的，《学记》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对个人来讲，就是不断地提升自我，提升自我的文化素养；对社会来讲是什么呢？化民成俗。那么，怎么来化民成俗？用“人文”。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一个根本的特质。

　　我过去看过，最近偶然又看到我们近代有一位学者黄侃说过的话。他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他在探讨学问的时候说了很多很精彩的话。比如，他说：“所谓博学者，为明白事理多，非记事多也。”什么叫博学？博学不是我记住很多的东西，而是我明白事理多。又如，他说：“凡学问，无论何种，以平易近人为常，以不可思议为变。”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我们现在很多学问做得不可思议，而不是平易近人。他讲的一句话对我的触动挺大：“人类一切学问，当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德。”

　　人类的一切学问，不是指哪一个专门的学问。大家知道这“三德”是从哪儿来的？——《尚书》。《尚书·大禹谟》讲到“六府三事”。“六府”——水火木金土谷，我们讲的“五行”也是从《尚书》里来的。“谷”字对人们的生活最直接，所以《尚书》里面特意加了一个“谷”。“谷”就是收藏的意思。三德，我想黄侃用的是他自己理解的三德，不一定是《大禹谟》里面原先的“三德”含义。原先《大禹谟》里面“三德”的含义，历来的注释者，包括郑玄、孔颖达，都把这“三德”归到领导者身上去，或者说，统治者身上去。作为一个统治者，他首先要有德行，自己要有德行，以德为政，政在养民。在今天来讲，对于官员的教育，这段话是很有意义的。

　　作为领导者，首先要正德，而政治领导的最终目的，是养民。后面的利用和厚生，都是对老百姓来讲的。“利民之用，厚民之生”。对老百姓而言，最重要的是养民，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不要苛征暴敛。所以，正德、利用、厚生，原来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但是我看黄侃说“人类一切学问”，显然不是刚才那个意思。我看到黄侃的发挥：我们做一切学问，首先是要对我们做人的德性有所提升，正德。也就是儒家后来讲的，“古之学者为己”，为己之学美其身也，也就是正德。所以，一切学问，都要让它对于提升我们做人的德性有意义，这是最根本的。

　　第二，利用。这也不光是“利民之用”的意思，还有将这些学问运用到我们的人伦日用当中的意思，不是高谈阔论，而是付诸实践。利用到我们的人伦日用，这是我的一个发挥。因为我想黄侃也不是按照《大禹谟》历代的解释，而是从学问来讲，这个学问要能够利用。

　　第三，厚生。这些学问都要有益于民生。“民生”这个概念，同时也不仅仅是民生这个问题，也是每个人身体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人把卫生部称为“厚生省”。“厚生”的概念在《吕氏春秋》里也有，是放在养生里面来讲。但是我们厚生一定要有度，没有度的话反而会害了自己，所以叫做“毋以厚生而害生”。厚生，一个是要对我们民生有利，一个是对养生也要有利。

　　人类的一切学问都要以这三个“德”作为纲领来指导我们，这就是一种人文的思考：不是仅把它当作一个外在的、没有任何意义的物质世界。任何的物质世界有了人，它就跟我们人发生了关系，我们对于外在物质世界的一切的研究，都离不开我们人。说到底，我们一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不是为了人，我们研究它干什么？既然都是为了人，我想这三句话就很重要，尤其是第一条，正德。我们文化的人文特质，在这三个德里面就体现出来了。我们不是把客观物质世界看成是跟我们人没有关系的完全对象化的东西，而是跟我们人密切相关的，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根本的品德、品质。

二

　　我们可以从中去思考：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一些什么不同的地方。既然都是人类，就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在这儿是通过比较来讲，我们的文化侧重点在什么地方。不是说我们有的他们没有，也不是说他们有的我们没有，其实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大家的侧重点、入手处不一样。这种不一样也就会形成不同的传统。比如说，我们跟印度的文化也有很多的不同，印度文化里面关于生命的认识，就跟我们很不一样。

　　印度文化是一种轮回的生命观，就是一种个体生命的不断更替。生命都是神创造的，神创造生命之后，这个生命就不断地在轮转，一期生命结束以后，再来一期生命，但都是个体的。而在中国文化中间，生命是群体的。个体的生命，有始就有终。生命的延续是靠下一代来延续的。佛教尽管诞生在印度文化环境中间，但它并不是说生命的轮转、命运的变化是由神来决定的，而是完全由个人来决定的，自己造什么样的业，就会得什么样的报，因果业报。但由于它是在印度文化中产生的，所以它的重点是讲个体生命的因果业报，特别当讲到三世因果的时候，就是我前一辈如何，我这一辈如何，我下一辈如何，都是一种个体的“报应”。

　　可是，中国的生命观就不一样了。中国人的生命观，生命是一代代相续的。“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子女都是父母的遗体，父母的生命都是在子女身上延续的，所以，报应可以报在子女身上去。中国人的因果报应，就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是代代之间的因果报应。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不要给子女造下业，让他们将来受罪，不要做断子绝孙的事。所以，佛教进来以后就同中国原有的文化发生了很多的冲突。

　　佛教反对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神造万物、神造人这样一种观念，采用“缘起”的理论来讲万物的生成，万物是自然而然的、缘起的。我们表面上看，跟中国自然生万物的观点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佛教这个缘起理论传到中国以后，跟中国的道法自然、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的观点也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为什么？因为缘起理论比较强调因果之间的必然联系，有这样的因就必然有这样的果，就是佛教讲的自作自受。你造了这样的业，你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报，所以非常重视因果之间这样一种必然联系。

　　中国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万物自然生成，它的着重点在什么地方？着重点在强调偶然性，因果之间没有那么多的必然性。在座研究佛教的都知道，南北朝时期就争论到这个问题。范缜讲，一棵树上开了那么多花，一阵风一刮，把这些花都刮落了。可是这些花掉的地方不是一个，有的花掉到厕所里面去，有的花掉到美女闺房的床单上面，这就很不一样了。所以，中国文化的因果强调偶然。缘起论的必然性与中国自然观的偶然性冲突不休。佛教不相信、排斥中国道家的观点，中国的道家也排斥佛教的缘起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到神会那儿，他还不承认道家的自然生万物的观点，还没有完全协调，但是后来终于协调了。

　　我刚刚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因果报应，一个必然与偶然和自然生万物的观念，经过了结合以后，中国文化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一个是我们后来既承认了个体的因果业报，又承认了父母子女之间的因果业报。从这点上来讲，我想中国人的负担是比较重的。印度人不需要为子女考虑报应的问题，可是我们要为子女考虑，可能到今天也还是抹不掉，事实上也是如此。过去讲株连九族，难道我们今天犯了罪以后不联系九族吗？一样啊，子孙后代照样受到影响，至少在名声上面不好过，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所以，我们既要为子孙后代负责，又要为自己负责。其实，在中国文化中也不是没有为个人负责的理念，只不过它更重视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不是那么突出，更突出的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联系。缘起论，中国人后来也接受了。所以，这是中国最重要的发展，把必然性与偶然性统一起来了，不是片面地讲必然性，也不是片面地讲偶然性。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哲学上讲，一切必然都是通过偶然呈现出来的，一切的偶然都可以追溯到必然。这两者又不是那么的清晰，偶然可以追溯到必然的原因，不一定能追清楚，只是一个说法而已，但一切必然又通过偶然来体现。现在很多学佛的人都想不明白，既然必然就一定是必然，中国历来讲好人活不长，恶人活千年，老是对此想不明白。如果搞清楚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后，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佛教里的必然，从根本上讲，跟印度文化是脱不了关系的。印度文化中很多思考问题的方法跟欧洲有相当接近的地方，跟欧洲理性的必然类似。但理性讲逻辑推理，强调必然性，认为通过归纳以后就得到一个必然的关系，再通过演绎推到其他一切中去。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以偏概全，再归纳也不是全部的归纳，一旦做了全部的归纳以后，一定有不同，归纳的一定相同。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现在欧洲人对轮回非常感兴趣，老在研究轮回，讨论有没有前世来生，拍了很多视频，科学家做实验，证明有这个前生的问题。他们总共做了四千人的例子，很多了。但是四千人占整个人类的多少比例呢？四千人就能说明全世界七十亿人吗？

三

　　现在我们讲创新，讲什么创新呢？理论创新。科学理论日新月异。科学理论为什么要日新月异，要创新呢？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它总是以偏概全，在这一边建立的理论到另一边就不行了。科学理论都是在假设的公理、定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都是在一个不用证明的前提下构建起来的，如果这个不用证明的前提发生了问题，整个理论就站不住了。科学理论的日新月异恰恰说明了它的不完备、不全面，可是现在提倡的就是理论创新，好像今天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就是一个创新，明天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又是一个创新。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文化以后，就应该知道中国文化不是讲理论的创新，而是重视实践的创新，这可以跟西方的文化相对照。我们看问题是全面地看，是很模糊，不像局部的分析很清楚，但是全面的理论可以管一切，只不过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我们是在实践上不断的创新，而不是今天提出一个奇怪的理论，明天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我们经常讲，整个的宇宙万物是道通为一的。为什么呢？因为万物都是从这条道路走出来的。过去对道和德的解释是讲得很清楚的，“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德者，得也，天地万物所各具也。”道就是路，天地万物都是从这条路走出来的，德是从道那里得来的，是天地万物从这条道路走出来以后所各自具有的本性，德行就是事物的本性。我们今天讲这个人德行如何，那个人德行如何，就是讲这个人的本性如何，那个人的本性如何。“道德”两字讲得很清楚，道是万物共同走出来的道路，德是每个事物各自具有的本性，这就叫道德。所以道是一条路，道通万物，世界是一个理，然后分成各个事。华严宗讲有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理学家依据这个提出了“理一分殊”，也是讲的一理而分殊万物，一理贯穿于万物。本来世界之理是一个，现在要分成这个分成那个，今天用在这个可以，明天用到那个不行了，就再来一套。苏轼跟蔡襄讨论书法的时候就讲到，“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万物都是一个理，当我们掌握了它的道理，用到哪里都可以。接着又讲了惊人的话：“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和缓之医，不知老少，曹吴之画，不择人物。”懂得医的道理，那是全科大夫，懂得画理的人，不管什么都能画。所以苏轼讲，书有楷书、行书、草书、隶书、篆书等，你说专长一体是可以的，但是只能写这个体不能写那个体，那是不行的。这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物都是一理，只不过是如何运用的问题。把它运用好了，用到哪儿都是好的，不需要一天到晚都提新的。

　　说中国没有科学思想，简直是不懂中国文化。中国的科学思想是什么？其实既简单又深刻，一切都是阴阳消长、五行生克，不要说它模糊，很清楚。用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观察自然界的万物，怎么会发生地震？阳迫在那里出不来，一出来就地震了。我们也可以用它来解释社会现象，我们现在讲社会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是什么？就是阴阳不平衡。政府有那么多部门，这些部门之间有生克的关系，有的部门之间是互相推动的，有的部门之间是相互监督制约的，一旦搞乱了，相生的变成相克的，相克的变成相生的，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人体里面的五脏六腑也是阴阳五行的关系，这在中医里面是最普遍的。一理是可以运用到所有的方面，就看你怎么去运用，但是现在人们老想着理论创新，而不去想实践上的创新。

　　为什么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文化特色呢？这跟我们整体的思维方式有关系，西方文化重视更多的是理性的智慧，中国文化更重视直觉的智慧。过去我们总是以理性的智慧去否定直觉的智慧，认为直觉是不可靠、模糊的，不可能做定量定性的分析。现在一切都要以数据来办事，所以对理性的智慧推崇备至，这也是科学的源头，科学就是人类理性智慧的成果。其实，直觉智慧同样也是科学的，科学不仅要运用到理性智慧上，也应该用在直觉智慧上。有的时候理性是正确的，但也有错误的时候；有的时候直觉是错误的，但也有正确的时候，而且在很多时候可能更正确。女同志的直觉也是最正确的，她的敏感性也是男同志比不上的，但也要分在什么地方、什么问题上。直觉思维是很重要的，中国文化很多就是用直觉思维，用最简洁的语言让每个人都认同，不是用很复杂的逻辑推理、一大推的演绎让你来认识，没有必要的。很多东西直接用眼睛一看、耳朵一听、鼻子一闻就知道了，何必还要弄得那么复杂，用量化的统计？我老用董仲舒的例子，他讲四时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冬至日是阳消到了极点，阴长到了极点，黑夜最长，白天最短，冬至一过，阳一天天往上涨，阴一天天往下降，白天一天天加长，黑夜一天天下降。到了春分，阴阳平衡了，白天黑夜一样长了。春分一过，阳继续往上涨，阴继续往下消，阳涨到极点，阴消到极点，就到夏至了，这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夏至一过，一阴复始，物极必反，阴就开始涨，阳又开始消，又到了阴阳平衡的秋分。阳再继续消，阴再继续涨，又到了冬至。这是很直观的，需要细致的推论吗？不需要，我们明白这个就行了。用白天黑夜一比较，用阴阳观念一诠释，全知道了。可是现代人对此不认同，一定要给出个数据，太阳到了什么位置，我才能信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需要清楚，我们就给它清楚；需要糊涂，我们就给它糊涂，没有必要事事搞得那么清楚。我们不要看不起模糊，中国文化是模糊中有精确。我经常用中药来做比喻，药方看起来简单，但什么药产在什么地方，同样是贝母，是长在浙江还是四川啊？浙贝和川贝的性质是很不一样的。这种东西什么时候采摘最好？是刚冒出来还是完全绽开了？什么时候采摘是很讲究的，早晨采摘、中午采摘、晚上采摘、半夜采摘，那都不同的。炮制更不用说了，是晒干的、烘干的、烤干的，药性都不一样的，这又是非常精确的。看病更是如此，最重要的就是一切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

　　我们对直觉的智慧 　　

四

　　我讲了一句话在网上很流行，也很得罪人，“西医明明白白治死人，中医糊里糊涂治好病。”你是希望糊里糊涂给你治好，还是希望明明白白给你治死呢？“中医影响世界论坛”举办了两次，上一次的主题是“病由心生”，热烈地很，现在我们发现，哪怕是生理上的病，其实跟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影响极大。这次的主题是“病从口入”，这是一个老命题，我们从小就知道，为什么病由口入？因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吃了很多腐烂、带有细菌的东西。这个观念不对，病从口入主要不是吃了不洁、腐烂的东西。一个有神经病的人，根本不管干净不干净，到垃圾桶里抓一把东西就吃，他没有病，他心中也没鬼，我们心中有鬼，马上就病了。这是病由心生的问题。病从口入，怎么理解？《吕氏春秋》早就讲了，养生在于去害，去什么害？太咸、太苦、太辣、太酸，这就是害，还有精神上的害，太喜、太怒、太悲，过了就是害。现在胡吃乱吃，自从洋快餐引进以后，现代病就疯狂地增长。饮食很重要，它是维护生命的，它要通过脾胃肠。中医里还讲，肾是人的先天生命之本，肾气不足，生命就完了；脾胃是生命后天之本，我们吃下去的东西通过胃消化，通过肠吸收排泄，通过脾运化。中医非常重视脾胃，有专门的《脾胃论》。脾胃一衰，和气不起，什么病都来了。

　　我们每个人不能依靠数据，要用直觉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直觉，一得病了，胃口就没了，不想吃饭，胃口一开了，病就快好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治病，不治别的，就是打开你的胃口，病自己就好了。因为通过打开你的胃口，你吸收各方面的食物以后，慢慢就恢复你的元气，调整你的不平衡。原来的胃口不好，说明你出了问题，要调节了。其实饿上几顿也是好事儿。“若要身体好，常带三分饥和寒”。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都不是一方水土的东西，不是一个季节的东西，这违背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你生在这个地方却在吃那个地方的东西。我们现在喝澳洲的奶，吃日本的大米，那是经常的了，认为最有营养。我在北京吃那个东西干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冬天要吃夏天的东西，现在很多餐馆在这个季节上西瓜是最不好的了，西瓜是夏天的东西，冬天就上萝卜，青菜萝卜，这是冬天的东西。不吃应季的东西，不吃当季的东西，这是得疾病的重要来源。所以，“病从口入”。入什么东西，怎么入？我那天一口气提出来，“量要适度，味要适度，冷热要适度，软硬要适度，营养更要适度。”我们老觉得营养越丰富越好，其实，不适度了营养就变成了毒药，所以一切都要适度。

　　那么，中国文化落脚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中”字。张三丰讲，“夫道者，中而已矣。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佛曰‘空中’。”都落到一个中。“致中”，我们都知道是《中庸》里的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守中”是《老子》里的话，“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空中”是《中论》里的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清代还有一位道家的著名人物，叫黄元吉，他的《乐育堂语录》里讲：“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的超过了自然。一切的标准都是人为制定的，自然是没有标准的，它是没有标准的标准。我们现在人为是绝对的标准，自然界是不讲标准的，生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哪有说有个标准化的生产？机器生产才会强调标准化。自然界生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没有标准，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都是树叶，但是没有一片完全相同，这才是自然，大自然，自然界。

　　我们现在都不太 　　

　　我们一定要承认自然的多样性，这就是天然。天然是最宝贵的，人工一雕琢，永远也雕琢不成天然那样的美妙。我最欣赏的两句话就是：“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活色生香笔难到，自成天籁手何能。”人永远达不到自然界的自然天成，活色生香。笔能画出花草的香味儿吗？一张画上能画出来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变化吗？永远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尊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以天为则”这个传统，我们绝对不能丢。“巍巍乎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但在今天，人自己把自己跟自然隔离得越来越远，认为人可以决定一切。人定胜天，这是近代以来最强烈的一个口号。人定胜天，所以，我们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靠的什么？我们靠我们的理性，不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理性是让我们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是自然对我们的报复。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担心这个雾霾，我说我们明白了雾霾造成的原因，我们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这样去破坏大自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回避，还要面对它。你能逃到哪儿去？你一个人逃了，别人逃不了。现在有些人很奇怪，说将来地球毁灭了我逃到哪个星球上面去，这能解决问题吗？你一个人去，你怎么活？还有情趣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去这样做了，慢慢恢复起来。我们现在的人在这种情况面前要正面它，适应它，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当然，这中间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是几代人，可能是让自己短命一点，但是你也没办法。你现在去适应它，说不定还能够活得更自在，要不然一天到晚担忧，成天戴着口罩，你说难受不难受？当年“非典”的时候，我一堂课都没有停过，在座有没有在非典时候听过我讲课的，没有停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校园了，在校园还是可以上课的，所以我还是来。我跟他们说，首先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从比例来讲，有多少人感染了，感染了以后有多少人死了？真是微乎其微，有什么好害怕的？你首先要把心中的疑虑、怵惕去掉了。

五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各个角度去对比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我们是人文文化，重视人，西方是科技文化，重视物。我们强调直觉智慧，西方强调理性智慧。我们强调实践创新，西方强调理论创新。我们是内求诸己，西方是外求诸物。我们是存异互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都可以并存，但是相互尊重，西方基本上是求同普世，要求找出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我一直讲，找“普世性”是一个歧途。找什么普世性？同样一个概念，你脑子里面这样想，他脑子里面那样想，根本不同。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要存异互尊，不要一天到晚去求同，去求这个普世性。

　　中国是讲中庸之道，西方是讲绝对主义，这一点区别非常重要。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很著名，他在给《孙子兵法》英译本写序言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去访问，跟大使馆武官交谈，问他们：“你们读过《孙子兵法》没有？”武官们告诉他读过，他们都是军校毕业的。他问：“你们感觉到怎么样？”这些武官说：“我们觉得这已经是历史的东西，比较陈旧，还是现在西方军事学家的理论更值得我们学习。”这位美国军事学家听了以后很感叹，他说：“你们错了，你们要好好研究《孙子兵法》。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你们都可以不读。”他说，西方的军事理念，以克劳塞维兹为代表，比如《战争论》，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因为打仗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所以我必须把你彻底地消灭，这才算胜利。不把你彻底消灭，那不算是胜利，留后患不算胜利，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他说，中国的《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可以不战而胜，可以攻心为上，不是说一定要把对方彻底消灭掉。他说，孙子的说法才对。我说，他确实是通过《孙子兵法》了解到、把握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可以不战而胜，不攻城、不杀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杀光？

　　后来我一想，西医的一个根本理论是什么？对抗疗法，把所谓的病菌病灶彻底消灭，吃药压不下去就要动手术，动手术就要彻底挖干净才行。其实，是不是真的挖干净了，就是当时挖干净了以后是否就不生了，这都很成问题。所以，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认同模糊，西方文化是强调清晰、崇尚清晰。认同模糊，其实是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模糊的语言，一个字、一个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连读音不同也有不同的解释，需要放到一定的语境当中去才可以把它变得清晰，不能够把它定为只有这样的解释，不能那样的解释。再有，中国人强调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注重差异；西方相信标准，讲究量化。

　　我可能曾经在课堂跟同学们讲，中国从西周开始就确立了民本的传统，西方从古罗马开始就形成了民主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优缺点。中国为什么会形成民本传统？民本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西方为什么会形成民主的传统？民主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又在什么地方？这应当进行比较，不能简单否定我们的民本，只崇尚西方的民主，双方同样有悠久的传统。

　　我们的中庸思想，“执两用中”。“允执厥中”，后来变成舜传给禹的十六个字。尧传给舜的时候是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变成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把它作为心法，这也是把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执两用中”，这是一个辨证的理念，不偏于这也不偏于那，看到事物之间的互存、互含、互转。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就要给它加个头衔——朴素的辩证法，然后跟科学的辩证法对比。当然，科学的辩证法是对的，朴素的辩证法是落后的。我现在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朴素”这个帽子给丢掉，辩证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变戏法，辩证法用得不好就成了变戏法、瞎联系。所谓“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就是直观的、直觉的辩证法；所谓“科学的辩证法”也就是理性的、分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首先不要把理性的和直觉的对立起来，理性是智慧，直觉也是智慧，理性智慧认识的世界是对的，我们直觉智慧认识的世界也是对了，今天已经走到一路上去了。

　　我经常介绍给大家看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写的《物理学之道》，里面反复讲上面这个问题。该书的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就是指中国的这一套，加上印度的那一套，它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直觉的方式，当然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其实，中国直觉里有理性的东西。比如，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这不是一种收集归纳的方法？观象制器，观大壮而建宫殿，观离卦而制渔网，这不就是推理？但是，这种推理不是一种理性的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推理，直观的归纳。归纳、演绎和推理，并不是只有理性才有，感性也有。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经验。经验不就是一种归纳？但经验的归纳，并不是把标准定死，恰恰是包括了对于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的分辨。一个神医一望就知道你身体哪儿不行，哪儿有问题。这是“望诊”，“望闻问切”的望。这就靠直觉，但这个直觉就包括了他长期的经验积累，长期的归纳。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出你的问题，才会被称为“神医”。但他也不是由此就结束了，他马上接着就要“闻”。闻什么？闻你的体气，闻你的口气，闻你的大小便之气，还要闻闻你的声音、咳嗽。咳嗽一下，听听那个声音有力还是无力。一闻你的口气很臭，一定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要调整。大小便气味很重，一是火太旺，虚火太旺了，或者实火太旺了。所以，医者的直觉，是先通过望闻，然后再来了解病者的直觉，问你哪儿不舒服。病者的直觉有很多是不准确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很准确的，也可以说是最准确的。病者叙述完了自己这些东西以后，是不是一定对呢？不一定对，这就要验证一下，切脉。通过切脉来看，这是浮脉还是滑脉，是实脉还是虚脉，等等，检验病者自己叙述的直觉对不对。

　　望闻问切四诊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医学的诊疗病症的体系，你能说它不科学？现在我们中医能够望而知病的大夫，也没有几个了，医院里，而在民间。能切脉的也不多。切脉，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里面，其实是最底下的，可是我们现在中医里面能够切脉的人，大概能不能有百分之一？通过切脉就能够了解身体里面有什么变化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大夫现在太少了。这就是中医的现状。那该怎么办呢？就靠仪器。所以，中医院，医院，越是依靠这些东西。其实，中医大夫也有苦难言：给病人一号脉，是营养不良，建议怎么吃，结果他又不照我说的去吃，最后出事了，责任说不清楚，甚至要打官司。但如果此前用的是仪器，就是出事了，你看我有一大堆化验单，你这个指标有问题，你那个指标有问题，……总之，就算你死也是该死，我一点责任都不负！中医大夫的望闻问切，那有多大的风险啊！所以，中医也是有苦难言。这跟我们的观念、整个的管理体系有关系。

　　我为什么对中医那么感兴趣？现在中医其实最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运。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时候，我说中国文化的复兴有待于中医的复兴。结果，中医界的人就来了——中医的复兴有待于你们中国文化的复兴！好，我说我们成了难兄难弟了，我等着你，你等着我。这也是事实，但总得有个挑头的吧？谁先来？大家一起来吧！所以，我开始 　　

六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特质”的比较，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质在哪里，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质在哪里。这也并不是说西方就没有直觉的智慧，不讲模糊，不讲实践创新，但是我们偏重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在今天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互补作用，给与西方文化互补。我们也不用否认，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占了主体。可是这样一个主体文化，今天我们来看，把人类已经带向了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它需要有跟它不同特质的文化去补偏。就像中医所讲的，以偏救偏。事实上，我们历史上对西方文化曾经起过补偏的作用，我们的人文精神，让欧洲从中世纪的神文文化走向了近代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我觉得，直到今天东西方还是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

　　西方文化从外表上看是一种“外求他律”的文化。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它是以上帝来管人心，以法律来管人心，都是外在的。中国人强调的是内在的，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国礼的文化的一个核心。礼的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让我们自觉地遵守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知道每个人应该怎么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王弼讲，什么叫孝？“自然亲爱为孝”。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在西方叫做自然法、习惯法。礼不是跟法没有关系，但确实是跟法不一样。法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关系。而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自然关系之上。礼也是要人遵守各种各样的规范、礼仪，但它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上的一种自律。中国人是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相互之间是可以互补的。而在西方实际上也是那样，虽然是上帝来管理，但是也要你自己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上帝也管不住你。西方文化中一样也需要自律。人有很大的惰性，有时候总是管不住自己，就要用外面一个力量来管住自己，这是人类的一个劣根性、惰性。中国文化恰恰是要你能够消除这个惰性，让你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所以，中国与西方有很多方面可以互补。我们认识了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质，又能看到有许多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取向，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建立一个自信心。一百年来，我们把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被彻底地摧垮了，我们经常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现在要重新树立自信心，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的，把礼教说成“吃人”的礼教。我也常常讲，我们不把礼教重新整理一番，重新让人们认识一番，要回归中国文化的土壤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点，但我觉得这一点还好办。因为这是正面提出来的一个否定口号，我们可以通过辩论说清楚——礼并不是只有吃人的这一面，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它是维护我们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传统中间，以对人内在的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生命是一个延续的生命，不是一个个体的、独立的生命，是群体的生命，相互延续，相互关联。在这样一种生命观念下面，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礼是最好的。它不是上帝创造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只能用外在的契约关系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所有这些都可以辩论，相对来说简单。现在最难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诠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果把中国文化全部解构掉了。

　　譬如，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的理论，中医就被解构了，因为两者的话语系统不一样，名词概念也不一样。我们一用那个语言来解释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让这个适合于那个语言环境，结果只能把这个扭曲了，否则对方没有办法理解。话语系统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迎合外国人的语言系统，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有些地方可以迎合，有些地方是没法那样。例如，有些词我们就没法翻译，“理”就是“理”，“道”就是“道”，“气”就是“气”，只能先音译，然后到对方的语言环境中去解释。用西方的一套理论一分析，中国的特色也就没有了。

七

　　一直到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还认为我们是没有宗信仰的。问题就在于，我们对“宗教”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定义，一定要有一个造物主的神的信仰才是宗教。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宗教，然后又从没有宗教再推演出去，中国人就变得没有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信仰又变得没有信仰，这就麻烦了！中国人有信仰，怎么没有？中国人就是信仰老天爷，“头上三尺有神明”。老天爷是谁？老天爷不是那个造物主上帝，老天爷就是万物共同出来的那条道路，就是万物的本性，就是天然。刚才我讲天然、道，“道者，天地万物所共由也。德者，天地万物所各具也”，中国人就是相信这个自然而然的自然秩序，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老天爷还是谁啊？祖先！我们要敬天法祖。老天爷还是君师，我们一听到“君”就害怕了，马上给它扣上一个“封建”的帽子。君，其实是一个象征，是国的象征。师，当然是老师。人只有经过国、师的教育，才懂得怎么做人。所以，“天地君亲师”是我们的信仰。天地君亲师，大家不爱听，我说就用另外两句话——“敬天法祖，尊师重道”。其实，“敬天法祖，尊师重道”不就是“天地君亲师”吗？所以，我们有“天地君亲师”这样一个信仰，这能不能算宗教信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首先看，宗教并不只有一种模式，你信仰造物主是宗教，我信仰老天爷、自然之天、祖先、师长也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宗教。为什么我们要办“人文宗教研究”这样一个刊物？就是要大力宣传“人文宗教”这个概念。

　　宗教不是光有神文的宗教，也有人文的宗教。“人文宗教”正是中国文化中的宗教信仰最根本的特色。我们的儒要成圣，是人做的；我们的道要成仙，是人做的；我们的佛要成佛，也是人做的，不是靠外在的造物主来拯救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来拯救自己。我说，中国的宗教最合乎时代的精神，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是中国宗教的根本特征。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丢了，把这些都去掉了，我们还有什么？让我们去信上帝、一个造物主？我看中国人绝大部分大概是信不过的。我们可以信雷公，可以信风婆，可以信雨师，可以信电母，这都可以，但这些都不是造物主，这些都是自然现象，是自然界的变化，是我们对它拟人化的描述。中国的神多得很，有上千个，但都不是造物主的神。我们的门神是造物主吗？我们的灶神是造物主吗？我们土地公公是造物主吗？都不是。所以，这些跟造物主的宗教信仰不一样。我们必须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让大家清楚“人文宗教”这个概念。

　　很多人问我“人本”在中国古书里找得到吗？在“十三经”里是找不到，“四书五经”里也找不到，一般的诸子里也找不到。但我可以告诉大家，“人本”这个概念就是中国的，人本主义是中国的“土特产”。“人本”哪来的？董仲舒。董仲舒讲有天本、地本、人本，“人本”这个词出现在《春秋繁露·立元神》这一篇。他说，“何为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地人都是万物之本。中国人一直是天地人并举，“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荀子·天论》），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董仲舒然后讲，完全用人文的思维来解释，“天生之以孝悌”，天生下来就有父子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就是讲孝，兄弟就要讲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就是讲，人文化成就是礼乐教化。“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

　　何谓本？曰，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悌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则民如麋鹿，各从其欲，家自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虽有城郭，名曰虚邑。如此者，其君枕块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丧而自亡，是谓自然之罚。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糓，开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让，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则民如子弟，不敢自专。邦如父母，不待恩而爱，不须严而使，虽野居露宿，厚于宫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卧，莫之助而自强，莫之绥而自安，是谓自然之赏。自然之赏至，虽退让委国而去，百姓襁负其子，随而君之，君亦不得离也。故以德为国者，甘于饴蜜，固于胶漆，是以圣贤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君人者，国之证也，不可先倡，感而后应，故居倡之位而不行倡之势。不居和之职而以和为德。常尽其下，故能为之上也。（《春秋繁露·立元神第十九》）

　　这一大段引文里讲，“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要严肃地来对待三本。“郊祀致敬”，要进行祭祀，“共事祖祢”，敬畏天，敬畏祖，“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亲蚕，垦草殖谷……”。他在这里说，“所以奉天本也”如何如何，“所以奉地本也”如何如何，“所以奉人本也”如何如何。“人本”是什么意思？他讲得很清楚：“立辟雍庠序”，就是教育；“修孝悌敬让”，就是道德；“明以教化，感以礼乐，所以奉人本也。”人本的含义，就是礼乐教化，礼的作用是教育。

　　我最近也给同学们讲礼跟法的关系。清初一位著名思想家陆世仪讲过一段话，“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喜欢讲家法而忽视家礼。因此，他就说，“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五种遗规·陆桴亭思辨录》）这几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说清楚了礼和法的不同。他把《论语》里的那段话“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讲出来，我觉得比原来更容易理解。“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礼让人有一种情感的交流，所以它是亲。说到家，我们不要只想到三口之家这样的小家。在中国文化中，家有小家，有大家，小到一家两口子，大到整个国家都是家。两口子的家里面要分清礼法的关系，我们整个大的国家也要分清礼与法的孰重孰轻。我们分析过这些问题吗？对这些问题，我希望大家多去思考。通过比较来看，哪些是可以互补的，重新认识我们中国文化在今天这样的时代的意义，重新确立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尊重、尊敬。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这也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的责任，现在应该说也是全人类的需要。

八

　　我常常讲，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整个趋势，有两个特征是很明显的：一个是向传统回归，这在西方也一样，在西方常常表现为一句口号，“回归自然”。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被人为的社会害死了，所以要回归自然。回归传统，回归自然，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再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注重、 　　

　　谈到语言系统，我们也可以来琢磨一下中国的语言。语言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中国文化一直强调“下学上达”，“下学”是人伦日用，“上达”是天道性命。但是，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由心悟。上达的东西不是语言所能完全表达清楚的。这就像黄侃，刚才我还有一段没念。他说：“中国学问有两类，自物理而来者，尽人可通；自心理而来者，终属难通。”心理的东西，就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弄通的，也不是用语言就能讲清楚的。我们要用心去思考、去实践、去体会、去抉择，这都是“悟”。所以说，“学”是第一步，然后要“问”，还要“思”，还要“辨”，还要“行”。学、问、思、辨、行，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学知识。所以，博学者，谓明事理多，非记事多，他一定是通过学、问、思、辨、行，然后把握了这个事物的道理，不是记住了一些东西就完了。

　　所以，我联想到韩愈讲的《师说》，“师”是传道、受业、解惑。传什么“道”？传“为人之道”。受什么“业”？授“为学之方”。解什么“惑”？解“偏蔽之惑”。因为我们的“惑”，都来源于我们不是看偏了，就是被蒙住了，就是《荀子》里面讲的“解蔽”，我们要解这个。传道者，传为人之道；受业者，授为学之方；解惑者，解偏蔽之惑。我们人有很多的偏蔽，解蔽的方法就是“虚一而静”，荀子对此讲得很清楚，就是三点：虚、一、静。

　　希望大家好好念念《荀子》。荀子是很现实的，他有理想，但它是现实主义者的理想，它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我们现在一天到晚讲“大同”。“大同”的理想，《礼运》里讲了，但已经过去了，是不是？尧舜都是“小康”社会了，“大同”是尧舜之前的社会。所以，孔子说我见不着了，“大同”世界、“大同”之道我见不着了，我看到的都是尧舜以来的。尧舜以来的就是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主义者很多，中国从古到今确实是以“大同”为理想。康有为写《大同书》，孙中山写“天下为公”，也是“大同”。荀子追求的现实的理想是什么？是一个“群居和一”，“明分使群”。一个“群”里面，一定要有所“分”，每个人都有“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自己的地位，然后达到一个“群居和一”，大家都能够和谐相处，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理想。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没有很好地研究、重视《荀子》。谭嗣同讲：“二千年之政，秦政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是在批评、批判荀子。再批判，我们今天还是“秦政也”，我们不要以为一讲秦政就是暴政。秦政者，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不是封建制，三代才是封建制，三代分封诸侯建国。秦以后，就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我们今天难道不是吗？所以，秦政不是暴政，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所以，汉代一天到晚讲“大一统”。所谓“大一统”，是“尊一统”，大者尊也，就是要中央集权这样一个制度。中国就适合于这样的制度，《荀子》还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我们讲统一，但文化是多元的，相互尊重，相互并存。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用了一个西方的文化理论，反而让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认识不清楚。我们现在要有意识地重新认识。

九

　　今天在座的大部分是教师，也有公务员。所以，今天提到的一些方面，可以供大家来用。

　　“正德、利用、厚生”，我们就拿传统的解释。郑玄的解释、孔颖达的解释，对我们当官的都有意义：养民，为政就是养民，“正德、利用、厚生”就是养民。我们做学问，也要“正德、利用、厚生”。一切的学问，首先是要考虑，对于提升人的德性有没有意义；“利用”，对社会有意义的，可以去应用它、实践它；“厚生”，能不能对我们的民生有用？这也是要考虑的。司马迁已经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方向做了一个说明，一切学问无非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切学问无非是围绕这两点。我说，还有一个要讲，给他加了一条，“明性命之理”。我们要“究天人之际”，要“通古今之变”，还要“明性命之理”。每个人自己都要修身养性，没有了这个，也究不了天人之际，也穷不了古今之变。

　　因此，我很喜欢做这样一些学问。我们人文学者主要是传承，不能一天到晚创新，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面，提一点点小的补充，就不错了。刚才我给大家念了四句话：“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是古人讲的；后面两句是我加的，“活色生香笔难到，自成天籁手何能”。清代包世臣讲了一句话，“好书不厌百回读”，我也给他加了一句，“精义勤求实在功”。好书，我们不断地读，但是要求它的“义”，而求它的“义”，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你是求不到的。唐伯虎写了一句话，“忘机便是长生术”。怎么长生？就要忘机，不要机心太重了；我也给他加了一句，“无念诚为自在方”。这也不算创新，就是能够把它充实一些。做学问，从各个方面“接着说”就行了。如果你一天到晚创新，哪有那么多的创新？人家话早就说过，说清楚了、说明白了，你把它通俗化就不错了，能够让今天的人都能听懂就不错了。当然，你要是能够加点新意，那就更好了。

　　这就是我到北大六十年的生涯。六十年一个甲子了，也不短了，但是我希望大家把我那一个甲子给去掉，重新一个甲子，我现在二十岁刚出头。我们观察一些问题，都是从人的角度去观察，对万物都是带着情感去观察，而且把万物也看成是有情感的，不是把它看作一个死物，而是一个活物。我们用“乌鸦反哺”、“羔羊跪乳”去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懂得礼貌、要懂得感恩，但有时也会遭到质问。有一次，我在炎黄文化研究会年会上讲这个道理。结果我刚讲完，上来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你讲的这个，不都是动物的一种自然习性吗？里面有什么伦理意义？”当时我大吃一惊，但是我想他说的也对。因为我在网上看过，都把这种东西说成是一个条件反射，动物的条件反射，或者是习性。羊不跪下来，它怎么吃奶？但是我们用人文的角度思考，看到羔羊吃它母亲的奶，还要跪着去吃，多有礼！我们做人难道不应该这样吗？这是一种人文思考，不是把它看成一种死物那么来思考。我们为什么说“上善若水”？水有什么特别？孔子遇水必观，为什么要观？他是从观水里学水的德行。人也要像水一样，人也要像天地万物一样。

　　在座的同学，可能听过我念这一篇奇文。我非常推崇这篇奇文，在好多地方念过，大家都很受触动。清初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邓钟岳，也是一个不小的官。有一次他到四川去，当地发生了一场官司，两兄弟就家产的问题打官司。因为这两兄弟出身名门，所以在当地的名气很大。哥哥叫沈仲仁，弟弟叫沈仲义，这两兄弟打官司、争家产，地方官也不敢判，老搁在那儿。邓钟岳去了以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写了一篇判词。他说：“鹁鸽呼雏”，“鹁”就是鹌鹑、鸽子，“呼雏”，呼他的小鸽子、小鹌鹑，让它们来吃东西；“乌鸦反哺”，就是刚才我讲过的；他说“仁也”，仁义的“仁”，爱，一个爱子女，一个爱父母。“鹿得草而鸣其群”，鹿看到一片草地，就高喊，把它的同伴都叫来了；“蜂见花而聚其众”，蜂看到了花，就把其它的蜜蜂也招来了，“义也”，有义气。“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罗网以为食”，蜘蛛结网，然后来捕食；“蝼蚁塞穴以避水”，有水流过来了，蝼蚁拿土去把洞给堵住，不让水流进来；“智也”，有智慧。“鸡非晓而不鸣”，鸡不到天快亮了，它不叫不鸣；“燕非社而不至”，燕不到社日，社日就是指春天，春社，春天来了，燕子才来；这是什么？“信也”。“禽兽尚有五常”，仁、义、礼、智、信，“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人是万物之灵，难道连一点都没有吗？“以祖宗遗产之小争，而伤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万卷”，哥是读书人，“应具教弟之才”，应该具备教育弟弟的才能。“弟掌六科”，弟掌握六科，礼、乐、射、御、书、术，“岂有伤兄之理”，哪有伤害兄长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有过必改，再思可矣”，有了过错没关系，但要改。仔细想一想，有过必改，再思可矣。底下那句话感动了他们：“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产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这是不是一篇奇文？这兄弟俩脸上都挂不住了，不争了。

　　鹁鸽呼雏，乌鸦反哺，仁也；鹿得草而鸣其群，蜂见花而聚其众，义也；

　　羊羔跪乳，马不欺母，礼也；蜘蛛网罗以为食，蝼蚁塞穴而避水，智也；

　　鸡非晓而不鸣，燕非社而不至，信也。

　　禽兽尚有五常，人为万物之灵，岂无一得乎？以祖宗遗产之小争，而伤弟兄骨肉之大情。兄通万卷，应具教弟之才；弟掌六科，岂有伤兄之理？沈仲仁，仁而不仁；沈仲义，义而不义。有过必改，再思可矣！

　　兄弟同胞一母生，祖宗遗产何须争？一番相见一番老，能得几时为弟兄？

　　我说，我们现在的法官，能写得出这样一篇文章来吗？有这样的理念吗？老讲“法不容情”，责问一天到晚用情来感动人有什么用。没有这样的理念，也不会有这样的文采。其实，中国人老讲，要合情、合理、合法。这个“情”包含两个意义：“情”是“情实”的“情”，要符合事实；还有情感之“情”。我们不能否认，只有“情实”之“情”，没有情感之“情”。但“合情”里面也包括了情感的问题，不是只有事实的问题，也有情感的问题。所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我老讲我在韩国的一个见闻。92年我去韩国，当时韩国有一个包庇罪，包庇罪里边的窝藏罪。父母窝藏了子女偷来的东西、子女窝藏了父母偷来的东西，也要判刑的，但是跟外人窝藏不一样。外人窝藏这个东西要判十年的话，父母窝藏子女的、子女窝藏父母的，判五年就够了，就是“直在其中”。反过来，伤害罪里边，父母伤害了子女、子女伤害了父母，那跟一般人之间的伤害不一样，那是要加重的。为什么？维护亲情。所以，这篇奇文我到处推崇，让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情”的问题，不能够简单地否定。在“法”里边，不能够没有“情”。

　　我们经常讲是非分明、善恶分明，其实也不是绝对的。我老给大家念《礼记·曲礼》里的一句话，也请大家记住：“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句话要你爱憎不分明，你爱得要命，要看到他有恶的一面；你恨得要命，也要看到还有善的一面，都不要那么绝对地看问题，这就是中国的辩证思维。因为我们有阴阳的思维方式，阴里面含阳、阳里面含阴，《太极图》就是这么来勾画的，阴阳是一个整体，白的鱼里面有个黑点，黑的鱼里面有个白点，阴阳互含。所以，善恶、爱憎，其实也是一样的问题。

　　最后，怎么说呢？总是老了嘛。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传心”、“传薪”。我常常讲，一个是心灵的“心”，一个是柴火的“薪”。柴火的“薪”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个“心”是我们的精神，两个都要我们去传。

　载《人文宗教研究》总第十辑（年第二册），宗教文化出版社，年7月。

来源：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