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治乱曲辨

本章总结前文，列出治国与乱国之别，以及儒者的做法。

一、王道治近

治国者分已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又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炤：zhao，招。

（1）辟：偏僻。

（2）论：通“抡”，选择。

（3）炤：通“昭”，明察。

（4）饰：通“饬”，整治。

治理国家的人的等级名分已经确定，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守自己所听到的，不追求自己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自己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自己所不该见到的事。职权范围内所听到、见到的事，都要用统一的原则处理，这样，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都会遵守国家制度，顺从君主，这就是国家安定的标志。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管理近的，不管理远的，管理明显的，不管理暗处的，管理主要的，不管理繁琐复杂的。如果治理好近处的，那么远处的就会得到治理；如果治理好明显的，那么暗处的也会随之变化，如果处理好主要的，那么烦杂的也会得到解决。这样，每天全面管理天下大事，时间还绰绰有余，如果这样，那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管理近处的，又兼管远处的；既管理明显的，又兼管暗处的；既管理主要的，又兼管繁琐的；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竖起笔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处理近处的，却还要处理远处的；不能处理明显的，却要处理暗处的；不能处理主要的，却还要兼管繁琐的；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的是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住要领，而愚昧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要领，那么各种事情就能办的周详，君主喜欢什么都管，那么各种事情就会荒废。君主，选好一个宰相，公布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洞察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总管各种政事的处理，以此来整顿朝廷上的大臣和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论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捧着自己的成绩，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寻求人才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的时候就安逸了。

这段首先介绍治理良好的国家的共性——人人各谋其位，各尽其分。《论语》：“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正是社会运转良好的体现。但运转良好的前提在于君主的治理有三要、有三不要。要的是治近、治明、治一。不要的是治远、治幽、治二。第一，近和远是空间概念：国相离君主最近，黎民百姓离君主最远。君主的首要之务选择贤能的国相理政，而不是用自己的车去载百姓渡河。这种垂事养民的举措，在前文中已经批判过，是典型的“治远不治近"。第二，明和幽是显隐之别，在国政方面，明的是白纸黑字清楚规定的立法条文，幽的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百姓的内心、亦或是虚无缥缈的神鬼之说。国君要做的是订立合理明确的礼法，而不是去追究百姓的用心，抑或不问苍生问鬼神。第三，一和二是数量概念，引申为治国的原则和道路必须唯一。人在衢道，可以眼观八方，但只能脚踏一条路。治理者必须明确地选择所走的道路究竟是王道、霸道还是亡道，一旦选择了就一以贯之，专心致志。这个一还可以表示要事优先，用现在术语就是80-20法则。用一件最重要的事作为杠杆，去撬动整个国家治理。

君主必须明白何为主、何为次，何为本、何为末，正如《大学》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把握治国的要领，其他末节则可放手。对此，荀子明确提出，最上乘的治理之道是“治近不治远”，其次是“治近又治远”、最末是“治远不治近”。这一判断与《大学》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次第是异曲同工的。《中庸》之道也体现于此：治理的关键在此时、此地、此身，将眼前可见的、具体的、可控的、细微的一切治理到井井有条，才有把握宏观、幽冥、不可控的能力，若反之，必定不可行。

二、用国三具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它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乱世则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极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尪，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借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俳：pai，排。尪：wang，汪。司：si，四。卒：cu，促。

（1）俳优：古代唱戏的人。

（2）尪：残疾人。

（3）司：通“伺”。

（4）卒：通“猝”，突然。

君主治理国家，能得到百姓尽力效劳的，国家就富有，得到百姓为他效死力的，国家就强盛，得到百姓的称颂的，自身就荣耀。具备了以上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个条件，天下人就会背离他。天下人都归顺他，就是王者，天下人都背离他就是灭亡。商王汤、周武王都遵循这个原则，奉行这种道理，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共同的祸害，天下人都归顺了他们。所以，君主重视用道德声望引导天下人，彰明礼义法度教导天下人，竭尽忠信爱护天下人，赏识贤人，重用能人，根据能力使用他们，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加官进爵来重用他们，依靠天时，减轻负担来调剂他们，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使用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即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尊重他们如同尊敬上天，欢喜他们如同自己的父母，为他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这没有其他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异常显明，恩惠确实深厚的缘故啊。乱世就不是这样，在乱世引导百姓的是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他们公开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的生活极端困苦，使用百姓，就极其劳苦。因此百姓鄙视君主如同鄙视女巫，憎恶君主如同憎恶魔鬼，整天都在寻求机会抛弃君主、践踏君主，背离君主、驱逐君主。如果突然有外敌入侵，君主还想百姓为他卖命，这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看看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这一段总述治理国家三个关键：得百姓的劳力、得百姓为之死战，得百姓的称誉。三者兼得就能称王，三者兼失就必灭亡。在王与亡两极之间，实则还有非常大的生存、发展、改进的空间。王道的要点：“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赏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这一段，《富国》篇已经详细论述过。有其因必有其果，做到了这些，就能让百姓为之出生入死、至死不渝。乱世则相反，“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这令人想起某国务卿曾前得意地称：“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这才是本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荀子早已断定，此类国家必为乱世，必当灭王。因为有其上必有其下，出乎尔者必反乎尔，正如孔子说的“审吾所以适人，适人之所以来我也”。因果从来不虚。

三、伤国者何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啖：dan，但。

（1）尚，通“上”。

（2）所：时。

（3）啖啖：贪婪的样子。

（4）匈，通“胸”。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作威作福，用非法手段从百姓那里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大灾难。如果大国的君主喜好小利，便会危害国家；他爱好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乐此不疲而追求新奇，便会危害国家；不喜欢整顿治理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的拥有，便会危害国家。这三种邪恶的念头充斥胸中，又喜欢让玩弄权术阴险狡猾的人在决断政事，如果这样，君主就会权势轻微，声名狼藉，国家就会危险，这便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朝廷上的群臣也就不崇尚礼义，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形成了这种风气，那么，广大民众也就不尊祟礼义了，而喜好贪图私利了。如果举国上下都形成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威也必定趋于轻微；即使人口众多，兵力也必定趋于衰弱；即使刑罚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叫做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啊！

如果想要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也可以从反例中汲取教训，那就是知道何为“伤国”。伤害国家的事太多，正如伤害身体的事可以不胜枚举。但举其大略，首先是用人不当，让小人上位、则君子遭忌、民众受难。其次是取民不当，又表现为三个方面：喜好小利，对应后文的“不隆本行”，这是君主格局不够、不能识别主次、大小；喜新厌旧，对应后文的“不敬旧法”，这是君主不辨公私，不能克制自身贪欲；“不好修正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对应后文“而好诈故”，这是君主不懂得内政为本，却总想对外转移矛盾。这三个方面被称为“三邪”，危害国家莫大于此。因为上行下效，君主如此，群臣必然如此；群臣如此，百姓必然如此。《孟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荀子此段，也可看做对《孟子》此句的另一种注释。

四、儒者曲辨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谓曲辨也。

佻：yao，姚。

（1）辩：通“办”，治理。

（2）佻：yao，延缓、宽缓。

（3）楛：粗劣。

（4）货通财，当为货材通。

大儒就不这样，他会周详地治理。朝廷上必定会推崇礼义，明确贵贱的等级，这样，士大夫就没有不注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对于群臣百官，将统一他们的管理制度，注重他们的官职和俸禄，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进而就会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收税，所规定的市场价格、所禁止的事情都公正不偏。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不忠厚诚实的了。要求各种工匠按时节砍伐木材，放宽他们的限期，以便充分发挥他们的技巧，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无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减少城郊的农村税收的征缴，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时，这样，那么农民就会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了。士大夫看坚守节操，舍身殉职，这样兵力就会强大。各级官吏惧怕法令而遵守法度，国家法令就不会混乱。商人老老实实，没有欺骗行为，那么商人安业，财货通畅，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得到供应。工匠忠诚信实，就不会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做的轻巧灵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辛勤耕作而不误农事，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这样就会百业兴旺而不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美好。凭借这些捍卫国家就能巩固，征战就能强劲有力，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有所举动国就会有功绩。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全面的治理啊。

曲，《说文》：象器曲受物之形。曲字非常形象，器物若要能容，则必须有曲进之处。曲是一种委婉、容受、承载的状态，进一步引申为“心曲”。人的心声往往也有千万曲折，故称为“曲”有变化起伏错落才有音乐，故而曲又代表乐曲。曲辨，就是充分体谅人情事理，周详、细致、体贴地治理。具体表现为朝廷、百官、关市、百工、县鄙等方面，如下表所示：

《荀子》语句中常多排比，多用“若是”、“则”、“然后”连接。通读下来，文气连贯，如江河入海，势不可挡。这其中的逻辑，若要以形式逻辑细究，并不严谨。但古人使用的是事实逻辑，对应具体真实的社会生活，而不是大脑当中的某个概念。一旦针对某一行业的采用了特定的治理方式（如朝廷隆礼义而审贵贱），则必然在该行业产生相应的反应（士大夫敬节死制），该反应又能带来国家治理某一方面的结果（兵劲）。

至此，儒者的治理，与乱世、伤国形成鲜明对比，再次呼应前文的“善为择所”，不同的治乱结果可追溯到最初的初心——君主究竟选择什么道路，以及选择与何人同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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