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从祀孔庙，是国家重要的政教制度和典礼。这个制度和典礼，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开始。最后一次是民国八年（），徐世昌当总统时举行的。这次活动在此地来讲是一件特大事情，因为被从祀的两名儒者，一个颜元，一个李塨，他们是躬行学派的领导人，都是北方的学者。今天我们去看一些完整的孔庙时，比如说看台南市的孔庙或台北市的孔庙，所有从祀儒者的木主牌位还是有的，两边长廊排在最后的那两个牌位，就是颜元和李塨的。孔庙从祀这个制度维持了大约一千三百年，时间很长。从祀颜元、李塨的北洋政府也没有说从此不再搞从祀，虽然此后实际上也没有再举行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读儒家书籍的人很多，儒者在学问上也各有其趣，那么儒者从祀孔庙就必定有个标准才行。

这里我得先交代一个事情。很抱歉我来不及绘一个孔庙的布局图，只能请您想象一下。您要想象您现在去了一处文庙，一进去看见的主建筑就是大成殿，有台阶可以上去。大成殿里面正中供奉了庙主的牌位，这便是孔子的木主。孔子大概除了曲阜的孔庙是用塑像来代表，其他文庙用来代表的都是木主。孔子两旁稍前，各有两个木主，它们是被称为“四配”的；四配两旁稍前各有六个木主，它们是被称为“十二哲”的。四配和十二哲都在大成殿内紧随着孔子接受祭品。典型的孔庙，大成殿门外两边各有走廊，叫做东庑和西庑，从祀的先贤和先儒的木主，都放在里面。在制度有效的时期，全国各级行政区里唯一官立学校所在地旁，都有一座文庙，都会按时举行春秋二祭，来祭祀庙里所有的人物，从孔子到所有的从祀儒者。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围绕着谁的木主能够被放进孔庙或者会被请出孔庙的问题。

先讲一下孔庙祭祀的最高原则，也就是根据什么来认定一个人是值得从祀孔庙的儒者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崇德报功”。崇德报功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尊崇你的德行而报答你的功劳。但重点在“功”，因为祭祀基本上就是“报功”之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功，他就不应该接受人家的祭祀。从祀的儒者之功，就是实践孔子之道之功，发明孔子之道之功，而且这功是明显的。从祀的关键问题，就是这功的认定。有功的儒者便是真儒，所以问题也就是真儒的标准之认定。真儒的标准，不同时代是有所改变的。这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我们从从祀哪一类的儒者的事情之中，就可以发现某一个时代对儒学的解释和期待是怎么样的，当时所强调的是儒学的哪些方面等等。

前面说过，历史上儒者从祀孔庙从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开始。稍需说明的是，此时还不称为从祀，而是称为“配享”。当时一口气就配享了二十二名从春秋末年一直到两汉魏晋的儒者。这些儒者都被称作“先师”，孔子则是“先圣”。在贞观二十一年之前，配享孔子，陪孔子一起接受祭礼的先师，只有颜回一人。这次新增的二十一名先师，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分析起来可见，他们都是对《六经》等儒家经籍的传播、承传有功的，或者是对这些经籍的传注、笺释有功的。我的旧同事黄进兴先生在所著《优人圣域》书中指出，他们可以分为“存经”之儒和“传（zhuàn）经”之儒两类。存经之儒有保存经典使之流传之功，传经之儒有解释和阐明经典之功，而存经之儒大多数也是传经之儒。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人可以和颜回一起配享，他们的功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定的？当时配享他们的唯一理由，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国胄”是国子学的学生，就像诸位一样，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什么是“代用其书”?“代”字其实是避唐太宗名讳的字。唐太宗名李世民，“世”字讳作“代”字。所以“代用其书”是说世上、社会上都用他们所著之书。他们所著之书放在国学里，而读这些书的国学生都是要出来当官的。这些先师让他们能够读懂经典，从而为国家服务，因此有功，应该接受祭祀。由此可见，“释经”之作是当时评价儒学贡献的决定性指标。你要做个名儒，你就至少要注释出一本经书来，让学者对经典有进一步的了解。换言之，在唐太宗配享先师的时代，朝廷表彰的是传经之儒。

孔庙祭祀实际上是一个多目的的礼仪，这礼仪有教育、学术、政治等成分。今天我会利用宋朝、明朝发生的一些事情来作例子，说明它实际涉及的好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者身份的升降。这提法马上意味着历代从祀的儒者，在其从祀之后不是永远地位不变的。比如最早配享的那二十二位，后来便变成了只是从祀，后来又有被罢黜出庙的。是什么理由，在什么背景之下，这些儒者的地位会有所升降？这升降又意味着什么事情？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那就是从祀的标准与时代学风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皇权与道统的关系。从祀是国家制度，从祀的儒者因为他们的书是会被当官的人念的，因此也必定与政治有关；这情况的升华就是皇权与道统的关系。如前所述，我希望用一些宋明的事例来说明一下。

让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孔庙从祀的历史。唐代在贞观二十一年从祀了二十二位先师，接下来还有几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在玄宗开元八年（）增祀孔门的十个高第弟子。记得刚才我讲的孔庙形制么？孔子在大成殿靠后正中，旁边是四配，四配旁边是十二哲。十二哲是到清朝才定下来的，在康熙五十一年（）之前只有十哲。康熙五十一年增加了一哲，他是宋儒朱熹。朱熹不是亲炙孔子的门人，但康熙皇帝认为他的成就如同孔门高弟，所以将他升到十哲的行列，孔庙祀典中因而有了十一哲。孔子的门人中有个叫有子的，对于他的成就历来争论纷纭，有人认为他成就很大，有人认为他有问题，但到乾隆十二年（）时，他也获得提升到高弟的行列，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文庙便有十二哲。但以十哲作为一个祭祀的类别，是从唐玄宗时候开始的。开元二十七年时，孔门七十二弟子剩下的都被请进了文庙，称为两庑从祀的“先贤”。更早时候的高宗永徽年间（—），贞观时配享的二十二位先师，也和先贤们同样居于从祀的地位了。第二件大事是贞观二年（）孔子独称先圣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孔子开头并不是唯一被称作先圣的人，周公曾经是和他并称的。唐太宗改称之后，高宗永徽年间又改称周公为先圣而称孔子为先师，到了显庆二年（），又恢复太宗时候的称号。从这一年起，孔子才又变成唯一的先圣，独尊的地位从此确立。第三件大事是孔子封王。孔子在汉代已有“素王”之称，北朝后周时被追封为邹国公，唐高宗时又被追封为隆道公，到了开元二十七年，再被追谥为“文宣王”。这个称号有很大的意涵。孔子作为王者之后，他的塑像就不能穿普通人的衣服。它穿戴的是要有冠有冕的王者袍服，十分讲究。因为孔子封王，孔门弟子也被给予封爵。颜回被封为公，十哲之中九人被封侯，七十二子中六十七人被封伯。他们有了这些封号，衣冠也不一样了。可以想象，整个孔庙充满了帝王殿廷的气派。

唐朝孔庙的从祀情形，总结起来有这样三个特点：首先是创立了传经之儒的祔祭项目；从左丘明开始到范宁这二十二个有成就的儒者，前此他们只在自己的家乡或某个特定的地方会有祠祀，从这时起，他们被合起来作为祭拜的对象。第二是恢复了孔门七十二弟子陪祭的地位，而从此有了两庑的从祀。同时又创立了十哲的地位，此后孔门及门弟子和后学之辈就分为两类。第三是周孔由并尊到分家，孔子独称先圣，周公只配享成王。这些特点有什么涵意呢？如果用后代的语言来说，它们首先承认了传经之儒有“明道之功”。但七十二子并没有著作，为什么也要从祀他们？因为他们跟从孔子，有着“行道之功”。诸位看文献的时候，明道和行道这两个词是经常出现的。讲要从祀某人，就要讲他有明道之功，不然就有行道之功。周孔分家象征的是政教分离。分离以后，以孔子为中心的从祀制度因而成立。文庙祭祀是道统的象征，以周公和帝王为中心的祭祀是治统的象征。孔子的地位至少不会低于周公，因为他定于一尊，还有一群配享和从祀的人物，而周公却没有这些。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唐代以后从祀的趋势是怎么样的。很明显，总的趋势就是增祀真儒，每个朝代都会增加。这个其实很好理解，时代越后，儒者越多嘛。但有时候也会出现“罢祀”情形。被罢祀的儒者，都是后来被认为不是真儒的，所以应该从孔庙踢出来。但这不是主要的趋势。我们先来看看北宋的情形。

北宋儒者从祀孔庙举行了四次。第一次在元丰七年（），当时以孟子配享，使他和颜子一起位于孔子两旁。同时从祀了先秦的荀子、汉朝的扬雄、唐朝的韩愈。荀子等三人都因发明先圣之道很有贡献而获从祀。孟子的地位为什么会被提得这么高呢？原因就是韩愈《原道》篇所讲的，孔子之后，只有孟子才是传承孔子之道的醇儒。荀子的儒学是“大醇而小疵”，因此只能从祀。韩愈因为著《原道》，在唐朝坚持儒家正统，宋人认为他对儒学之重获尊崇有贡献，所以也将他从祀孔庙。第二次举行于徽宗崇宁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使他的地位和孟子一样。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么高规格地表彰本朝儒者的事情。王安石何以能够获得配享？因为他给《周礼》、《书经》、《诗经》作了注释，称为《三经新义》，还做了一本称为《字说》的哲学辞典。这些著作当时的太学生都要阅读并且用来准备考试，对于学术和政治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时配享王安石的颂词便说他的成就是“优人圣域，百世之师”。我们细心一看，其实配享王安石的理据，也便是前面提到的唐朝“代用其书，垂于国胄”的标准。王安石的书在太学里面被众人念着，凭这一点他就成为了天下之师、百世之师。第三次举行于徽宗大观二年（），将孔子的孙子、孔鲤的儿子子思，也给予配享。这有一定道理。按照传统的说法，子思是《中庸》的作者；《中庸》和《大学》在北宋开始受重视，所以子思的地位也提高了。此外还有一个伦理方面的原因：孟子是子思的学生，学生都已配享，老师不宜屈居其下，所以也应给予配享。最后一次是政和三年（）从祀王雱。王雱是王安石的儿子。他获从祀的理由是“助父著书”。王安石著《三经新义》和《字说》，王雱确是出了很大气力。因此父亲配享，儿子最少也应从祀。

北宋一朝从祀（包括配享）的情形就是这样。如果大家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有一点便很清楚：配享、从祀这些先儒的时候，都是新党当政的时候——从元丰到政和。可以设想，如果当年是司马光当政的话，孟子就不会有配享这么高的地位，因为王安石尊孟，而司马光则写过《疑孟》。相反，扬雄的地位可能就会提高一点，因为司马光最欣赏扬雄，扬雄作了一本《太玄经》，司马光便仿照它作了一本《潜虚》。大家可以无疑的是，北宋的孔庙从祀和政治非常有关系。既然如此，一且政治气候改变，被从祀的儒者的命运势必也会改变。果不其然，靖康年间，金兵来了，围在城下，有个叫杨时的官员学者就出来讲话，说学术影响政治，现在的失败是王安石学术的贻害，应予追究责任。杨时是旧党里面的二程（程颢、程颐）的高弟，后来把理学传到南方的也是他。他的批评马上产生效应，朝廷还没有南渡，王安石就被罢掉了配享，降入从祀的行列。这正是政治影响学术的例证。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在北宋后期是很流行的，影响很大，但它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势力，其实也便是因为背后有新党的力量在支持着。到了北宋末年，这个力量不在的时候，荆公新学也被拿了出来攻击。

南宋情形也一样。南宋初年，程学复兴，新学慢慢衰退，反对的力量越来越强。到了孝宗淳熙四年（），朝廷命令罢去王雱从祀。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罢掉本朝从祀儒者的事情。理宗淳祐元年（），更是儒学发展史上很关键的一年。是年，王安石被罢从祀，相应地却从祀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五人。这充分反映了一个理学的时代从此确立，荆公新学那一套从此消失，以至现在《新经三义》和《字说》都不存在。台湾有一位程元敏教授辑佚了一些此书中的《诗经》和《书经》内容，但《周礼》那部分便没有办法弄得较为理想。

淳祐元年在儒学发展史上，套用黄进兴先生的话，是一个“分水岭”。与周程张朱五子从祀事情有关的，是四配的完成。因为到了这时候，《四书》的全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被公开表彰，科举考试都给予采用，成为真的“代用其书”了。既然如此，它们的作者也理应受到尊崇。颜回是没有著书的，但自古孔颜并称，《论语》里面最重要的孔子和门人的对话，就是孔子和颜子的对话，所以颜回是四配之首。接下来是曾子。朱子认为，《大学》此书由一经十传构成，“一经”（开头的二百〇五字）是曾子口授而门人记录的，所以曾子相当于《大学》的作者。刚才讲过子思是《中庸》的作者，所以子思和孟子也各自成为四配之一。从这时候起，一直到民国增祀颜元、李塨时，孔庙里都有这四配的塑像或木主。宋理宗一朝还从祀了四名本朝儒者，他们是南宋的张栻和吕祖谦，北宋的司马光和邵雍。张栻和吕祖谦是朱子的讲学同志。朱子自己承认，他讲学会有成就，应该多得这两位同志。司马光和邵雍都是朱子推重的先正。这四人之能获从祀，其实就是朝廷取信于朱子所致；因为朱子肯定他们，而朝廷又尊信朱子，所以把他们也请进了孔庙。到了此时，宋朝新的道统取代了旧的道统。新旧道统其实内容差不多，只是新的道统要延续到程朱为止。程朱理学的影响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明显停止？到科举停罢时候。

接下来我们看元朝。元朝在皇庆二年（）时，重新从祀宋朝从祀的九名儒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张栻、吕祖谦、司马光和邵雍，同时又增祀了一名本朝儒者，鼎鼎有名的许衡。元朝这样做既是肯定宋朝的决定，也是明白表示自已在道统上是成功地延续宋人的。许衡被认为有行道之功，尤其在做国子祭酒的时候，将理学教给很多蒙古学生。元末顺帝后期，又增祀了一批称作“伊洛后劲”的宋儒。伊洛之学就是二程之学。元朝要表彰的二程后学是杨时、李侗、蔡沈、真德秀、魏了翁等人。杨时是朱子的太老师，李侗是朱子的老师；蔡沈是朱子的高弟，他所著的《书经集传》后来也成为科举用书；真德秀、魏了翁是朱门的第三代人物，庆元党禁之后，恢复朱子之学就靠的是这两人。不过，由于元末政局非常不稳定，实际上并没有为他们举行入庙典礼。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元朝基本上承认了宋末所作的决定，程朱理学（或称道学）到此时就真正地占了绝对的优势，远非其竞争者的陆学所能比拟，荆公新学更加是没有了，儒学中的道学或者道学式的儒学成了正统之学。

以上唐宋元三朝增祀的情形让我们看出几个趋势。第一，经师的地位被确立了。唐朝配享的二十二名儒者基本上都是经师。传经之儒注释经书，被认为是发挥着明道之功。第二，和以后的明朝不一样，朝廷尊崇道学，但并不轻视经学（经学在此指注释经书的学问）；这两套儒学并行，传道之儒和传经之儒是并重的。第三，孔庙增祀的渐多是传道之儒，但像朱熹这样既传道也传经的儒者，并不多见。

接下来我们转入明朝。明代和孔庙从祀有关的事情非常多，我们就把几件影响重大的拿出来谈一谈。主要的事情都发生在这三个年份：洪武十四年（），嘉靖九年（），万历十二年（）。归纳起来有五件事情值得注意。

首先是孔子塑像的废除和木主的采用。元朝以前，孔庙里面代表孔子的是孔子塑像，穿着王者的冠冕袍服。到了洪武十四年，南京兴建新太学，因为凡学必定有庙，这新庙里面要怎么供奉孔子呢？明太祖做了个决定，以木主替代塑像。次二年还通诏天下，所有的学校都要拜孔子，而且文庙都用木主替代塑像。不过，实际执行的时候，因为天下太大，所以很多已有的塑像并不曾拆掉，现存文献可以显示这点。但此后新建或重修的文庙，供奉的一定是孔子的木主。这情形一直维持下去，到了清朝也没有改变。

第二件事情是孔子的称号。孔子从唐玄宗时开始被称为文宣王，以后称号不断增加，但明朝却见其减少。宋真宗时孔子加谥为“玄圣文宣王”；称“玄圣”而不称“至圣”是避真宗名讳之故。元仁宗时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个称号我们较为熟悉，因为它跟通称的“大成至圣先师”比较像。洪武三年（）的时候，明太祖诏正诸神祀典。之前祀典所载的天下诸神都是有封号的，封公封侯或者封王，比较杂乱。明太祖做了一个比较“理性”的决定，下令让诸神按照其实体性质、存在地方，或者生前职位等来称呼。替如城隍就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不要再有王侯封号。又如泰山从前叫“天齐大帝”，现在就叫“东岳泰山之神”。孔子照理也应该去掉王号，但明太祖却将之变成例外，说“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以，孔子依然称为文宣王，成祖迁都北京之后也没有改称。北京国子监更由于建于元朝，而且没有在徐达兵人大都时遭到破坏，所以连元朝的孔子塑像也被保留着，还穿着王者的冕服。明朝有的儒臣很有意思，他们认为孔子很伟大，其称号应再提高，应该超越文宣王的王号而加以帝号，塑像的冕旒要用十二条，袍服的龙要五爪等等。这样的意见，到了成化中，祭酒周洪谟还形诸奏疏，朝廷也讨论了半天，终于决定孔子还是只能称王，但做了折中，让祭祀孔子的牲品用全体，乐舞用八佾，笾豆各用十二，用的都是天子的规格。这些数目给了孔子是“帝”的象征。但是，所有这些光荣在嘉靖九年都被取消了。孔子的王号也被去掉，“文宣王”这个名号从此不再出现，“至圣先师”的称号从此开始。至于王者的冠服，因为北京的孔庙塑像还在，而且也不能激烈到打倒塑像重来，所以只是减掉了冕旒笾豆之数等等。嘉靖皇帝这个决定，也获得不少学士大夫的支持。

第三件事情是启圣祠的建立。这件事情与四配、十哲的分类有关，也与传统的伦理观念有关。其缘起可以追溯到南宋洪迈的质疑。洪迈引用《左传》“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之言，意思是尽管儿子的成就高似圣人，但在祭祀上，如同在家里用餐时一样，总不能越过父亲先获尊奉。问题一经提出，后人也就不能忽视。实际的情况是，颜回、曾参都是孔子的高弟，他们的父亲颜路、曾点也是孔子的学生。子思的父亲则是孔子的儿子孔鲤。这些父子以及孟子和他的父亲，都被祀于孔庙。但儿子们都在大成殿中，靠近孔子，接受丰盛的祭品，父亲们却被放在两庑，只能“分食冷肉一块”，还要一年四季受到风吹雨打，这是不符合伦理的。那么，这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当年的争辩很厉害，问题的关键是，孔庙祭祀到底是重在伦理还是重在学术？伦理与学术成就究竟应该何者居先？如果论学术成就，当然儿子们应该居先，但如果根据伦理，自然便要“子虽齐圣，不先父食”，父亲们就不能被忽视于两庑。嘉靖九年决定的做法是，在全国各地文庙的大成殿后面兴建一座“启圣祠”，来给这些父辈安神。启圣祠以孔子的父亲叔梁纥为主，以四配之父配享，十哲以及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的父亲从祀。这算是两方面都照顾到了。香港行的是“一国两制”，我就称这个做法作“一庙两制”好了。不过，这样做法到底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些父辈的地位，在当时还有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另行祭祀，父辈们就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有些人则认为，让他们离开大成殿就是降低了他们的身份，削弱了他们和孔子的关系。不管怎样说，启圣祠的建立，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尊重父权的伦理原则。为何把这个祠称作启圣祠呢？因为叔梁纥的封号是“启圣公”。清朝雍正元年（）追封孔子五代为王，启圣祠也改称为“崇圣祠”。祠中间供奉的五个木主，正中是孔子的始祖，左右依次先是孔子的高祖、曾祖，再是祖、父，五人都封王，所以民间也称之为“五王祠”或“五王庙”。各位以后看到五王祠，就知道是这个意思了，并且知道它的出现不会早于雍正朝。

第四件事情是前代从祀儒者的进退。此事在明朝发生了两次。第一次在洪武二十九年（）。有一名叫做杨砥的年轻行人司副，是个代表中央传达命令到地方的小官，他提出要罢祀扬雄，从祀董仲舒。他的理由是，扬雄不忠于汉朝，做了新莽的大夫，而且学术上也不能与董仲舒相比。董仲舒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名言，证明他是真正的儒者，所以应该加入从祀行列。明太祖同意其所请。第二次发生于嘉靖九年，影响重大。此次一方面增祀了礼学家的汉儒后苍，隋唐之际讲学河汾的儒者王通，北宋儒者胡瑗、欧阳修，南宋儒者陆九渊，另一方面罢祀了唐代从祀二十二儒中的十三人。十三人之中，戴圣、刘向、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贾逵八人被除名，不准祭祀；郑众、郑玄、卢植、服虔、范宁五人被降等，只能祭祀于各自的家乡。被除名的儒者，其罢黜的理由是这样的：唐朝人因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之故，认为他们是有功于经典阐释的经师，但明朝人说他们所传的其实只是训诂之学，不能明道，根本不算儒学。而且这些人的行为都有问题，得罪名教，不能行道——大家去看他们的传记，确实也是这样。被降等的儒者，其行为虽然无过，但造诣则“未能以窥圣门”，著作未能发明圣人之道，没有明道之功。此后的从祀历史显示，政治和学术原因使这次决定有所改变。降等的儒者，如郑玄和服虔，清朝时候都恢复了从祀孔庙的地位，但被除名的八名却始终没有恢复。这也显示了明朝的决定自有其坚强理据在。嘉靖九年以后，唐朝从祀的存经之儒和传经之儒只剩下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高堂生、毛苌、孔安国、杜子春九人。他们在秦火之前之后传记和保存经典，有实在功劳。汉朝后的传经之儒所作的注释被认为无用，所以他们就被踢出孔庙。

嘉靖九年还罢去了荀子和吴澄从祀。荀子罢祀是因为他的性恶论违背了儒家性善论的基本教义。吴澄是明朝宣德十年（）从祀的。罢祀他是因为他“忘君事仇”。为什么这样说呢？吴澄是江西人，南宋末年已经入学科举，取得功名。但蒙古人灭掉南宋之后，他又出去做了元朝的官，而且越做越大。元是宋的仇人，所以吴澄是“忘君事仇”。这样的罪过比起“莽大夫”扬雄的还要大。关涉新莽与汉的只是“忠”的问题，关涉元与宋的则是“夷夏”的问题，严重得多。吴澄罢祀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它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策动罢祀吴澄的浙江籍官员以及支持罢祀的河南籍官员，当时正是吴澄同乡的江西籍官员的政敌。吴澄的经典注释对明朝影响很大，尤其对于明朝初期的儒学。所以罢祀他是明朝子孙否定了自己祖先的决定的大事。不过，乾隆二年（）清高宗又恢复了吴澄的从祀地位。高宗自己还写了一篇文章，说《春秋》不是明朝人这样解释的；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为什么不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呢？既然可以接受蒙古人的统治，那么“忘君事仇”的理由就不能成立，况且吴澄的经学成就如此之大。乾隆皇帝的用意，大概不用多说我们都能明白了。

最后一件事情是明朝从祀本朝的儒者。整个明朝两百七十多年，只从祀了四名本朝儒者。他们是薛瑄（—）、胡居仁（—）、陈献章（—）和鼎鼎大名的王守仁（—）。明朝每个儒者获准从祀之前，都会先经过辩论，有时还是激烈的争论。每人都以个案提出，参与议论的官员先将意见用奏疏递上朝廷，然后由礼部尚书主持“廷议”来决定。薛瑄祀议最久，经过一百零六年和几次议论之后，至隆庆五年（），才在全无异议之下获准从祀。当时也许有人不喜欢他，但是没有吭声，所以能够顺利通过。王阳明祀议争辩最激烈，也最曲折，历时十八年，经过隆庆元年（）、隆庆六年至万历二年（）、万历十二年四回激辩，最后由首辅申时行代表内阁取得神宗皇帝支持，不管礼部的反对，与胡居仁、陈献章二人同时准予从祀。

对于王阳明的从祀问题，我作过了一些研究，所以今天不想多讲。王阳明从祀遭遇困难的原因，以及他的支持者的应对做法，我在《〈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和《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这两篇文字中有所论述，大家如果有兴趣，不妨一看。现在根据新的材料来看，这两篇文字也有认识错误和过度推论之处。主要是我对年代判断错误。《明实录》里面，有两条给予王阳明从祀的记载，一条在万历二年十月，一条在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当时我的研究认为，万历二年冬已经做出了从祀的决定，但是因为张居正的冷淡而没有举行典礼。后来发现，其实万历二年那一条是《实录》编误，不可采信。最近我做了一些新的研究，写了一篇《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检讨了自己从前错误的情形和致误的原因。

除了上述这个错误之外，还是有一些确定之事可以讲一讲的。首先是隆庆六年（）和万历二年（）王阳明从祀失败的原因。当时阳明议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著述问题。按照传经的标准，阳明并没有注释经典之作。他的《传习录》只是语录对话，不箅著作。第二个问题是时人对王阳明行为的评价问题。在后代看来，王阳明是历史上少见的文武全才，诗文很好，既是哲学家，也是军事家，打仗从没输过，生时已经封爵。但是当时很多人却批评他的行为，包括挖掘他的闺门隐私，说王太太经常在学生面前骂王先生云云。这可不得了，儒者怎么能连家都齐不了？第三个问题是政治斗争问题。阳明祀议在隆庆年间失败，其实是因为高拱授意他的门生上疏反对所致。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提出从祀阳明的都可算是徐阶的人。诸位读明史，就知道高拱和徐阶是死对头。

但反对派也提出了很冠冕的理由，说阳明没有著作，怎么知道他的学术伟大。这是有力的质疑，所以当时就有人出来刻印王阳明的著作。最早的王阳明全集叫《王文成公全书》，就在这时候出现。我当年就是从此书第一个刻本的一个稀见传本，发现了问题。现存易见的明刊本《王文成公全书》，是收于张元济所编《四部丛刊》中的那一本。《四部丛刊》的题记说此本是明隆庆中刊本。这是错误的，此本其实是万历元年（）的刻本。万历元年之前一年，亦即隆庆六年，的确也有一个同名的刻本，而且这本的编者和《四部丛刊》本的编者还是同一个人——江西人谢廷杰。隆庆六年刊本非常稀见，全世界只发现了两本，一本在台湾的中央图书馆（现称国家图书馆），却被错误著录为隆庆二年刊本；另一本是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年代的购藏本；国内和日本的图书馆都未见有同本的著录。谢廷杰隆庆六年任职浙江巡按御史，万历元年任职南畿督学御史。这样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连续的两年之内，会在南京和杭州这两个距离很近的文化中心相继刻印王阳明的全集？我们可以假设，这是因为读者很多，销量大，出于实际需求所致。但想想不对。万历本因为《四部丛刊》复印了，大家还容易看到，隆庆六年刊本却是连明人也甚少能够见到的。谢廷杰其实是上疏支持王阳明从祀的官员，他编刻首次成编的王阳明全集，目的便是将阳明的文章、书信、语录等等集结起来证明阳明有重要的著述。谢廷杰因为和浙江的最高层行政官员不协，不能主导《王文成公全书》的刊行事情，所以才在南京督刻新的一版。《王文成公全书》是用作支持阳明有著作从而可以从祀这个论点的实物证据。所以，不要以为刻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以上我所说明的事例并不是孤证。议论陈白沙从祀时也见到同样的情形，也有人仓促地给他刻文集，派上用场。但是刻书并不能就解决问题。只要在议论时，有人跳出来力表反对，这便显示意见还不统一，公论尚未形成，事情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不过，在阳明从祀的事情上，谢廷杰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给阳明刻全书，并且论证了什么才是真儒的标准。阳明虽然没有释经之作，看来好像未能明道，但他既有事功，也有学术，就是真儒，此说却被多数人所接受。

万历二年阳明从祀失败，无可否认张居正是重要的因素。张居正对整个事情都很冷淡，还显露了政治家的狡猾。他虽然没有公开反对，但实际上并不支持。有人私下写信给他问情况，意思是要他以首辅的身份和权力支持其事，他却回答说，朝廷就是有人反对，真的没有办法，但公论自在人心云云。大家知道，万历朝廷下令毁天下书院，正是张居正当政时发出的，而书院讲的主要就是王阳明之学。

万历十二年阳明从祀议案的辩论情形，决议过程，抗争余波，我希望不久便可完成研究。当时的礼部尚书沈鲤上疏请开廷议。所谓廷议，是由六部尚书、侍郎，都察院都御史、御史、给事中、九卿中另外那两三个卿等朝廷高官要员参加，公开发表意见的会议。廷议在是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召开，由沈鲤主持，有四十一名官员出席，二十五人当场表态，在纸条上写支持谁，或兼写反对谁；另外有人不表态，有人则说已经有奏疏呈上了。之所以会有已呈奏疏之说，是因为上一个月（十月）其实已经举行过一次同样的会议，只是由于议论情形恶劣，没有结果，万历皇帝才让官员们重新再议的。廷议之后，沈鲤上疏报告情形，并且要求只从祀胡居仁一人。沈鲤的结论其实隐藏了一个问题：他只点算了当场表态的二十五人的意见。从这二十五人的表决结果看，独祀胡居仁的请求是公道的。胡居仁有十之六七赞成，而且没有人反对。反过来，赞成也从祀王阳明和陈献章的只有十之三四，而且阳明还遭二人公开反对。但我进一步研究之后，却发现这其实是沈鲤用了只对胡居仁有利的点算方法所致。因为在九个声称已有奏疏而未再表态的与议官员当中，有七个人的奏疏是支持王阳明的，其中还有两人只举阳明一人。所以王阳明得票其实和胡居仁是差不多的，胡是百分之六十不到，王是百分之五十有多，相去并不太远。陈白沙的得票情形和王阳明差不多，所以胡、陈、王三人并举其实也无不可。按照当时的办事程序，礼部的覆疏皇帝会先给内阁看，内阁再拟一个意见给皇帝看，以便决定。当时首辅申时行看了沈鲤的奏疏之后，立即上疏指出沈鲤不对，主张三人都予从祀，并说这样做既可以表彰有实学至德之儒，也可以表彰像王阳明这样能经邦济世之儒，更可以反映皇帝圣明。神宗皇帝同意申时行所请，并且在批示中还给了这次从祀的决定一个说法。他说，他的祖父世宗皇帝说过，王守仁是“有用道学”，这样便自然应予从祀；至于陈献章和胡居仁，既然是“众议所在”，也一并从祀好了。王阳明一下子反而成了这次祀典的主角。大家可以看出，在此过程之中，分明是有政治力量在运作着，可见孔庙从祀并不是单纯的学术问题。

从明朝从祀儒者的历次议论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庙从祀的真儒，其成就是由以释经著作为中心渐渐变成为以道德行为为中心的。明代从祀的四个本朝儒者，如果用传统的学派分别法来说，薛瑄和胡居仁都是公认的程朱学派儒者，王阳明和陈白沙则是批评朱熹的，尤其王阳明批评得更厉害，所以朱学一派对他很反感。但这四人都有不是经师的共同之处，他们没有一个有系统了然的释经之作，而都是所谓的实践之儒。儒学实质的认知改变，从重言教转为重身教的学术典范改变，都反映在孔庙从祀的问题上了。

从另一方面看，孔庙从祀虽然是一件学术性的事情，但因它是朝廷认定真儒的制度，与朝廷的政教有关，故此本质上也有很强的政治属性。之所以每次议论从祀都如聚讼，都会牵扯那么久，如薛瑄要超过一百年，王阳明要经过三次很不好看的辩论，就是因为在关系的网络里面，与议者考虑的并不止于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与政治的实际利益有关系的问题。会议的结果又是控制不了的，政治手段往往可以改变形势，所以事情便更容易复杂化。

王阳明像

谈及孔庙从祀中的政治手段，也必须谈谈政治权力与孔庙祀典的关系。黄进兴先生认为，“究其实，廷议仍仅是从祀孔庙的程序而已，真正的裁量权仍握在皇帝手中”；像明太祖、明世宗之所为，“对象征道统的孔庙均有所挑衅”，而“明世宗藉改孔庙祀典以压制士人集团的意图十分明显”。对于这些看法，我现在有了一些新的理会。通过今天我所说的事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明朝，没有一件从祀事情是由皇帝策动的；各个等级的士大夫，哪怕位阶低到如县学的训导，都可以上疏提议从祀某人。奏疏一到朝廷，朝廷就必须面对，作出处理。没有错，在“非天子不议礼”的帝制时代，制礼作乐是天子之事。但实际上皇帝通常并不主动提出这些礼乐问题。问题来了时，他便让臣下辩论去，最后他必须作决定，这是因为他是君主之故。所以我想问题的重点应该在皇权运用的依据上。我从很多事例观察到这样一个情形：当廷议一致的时候，皇帝不会挑战，只有顺从，仿佛像个橡皮图章。廷议不一致的时候，皇帝通常也不作靠边的决定，只会把事情搁置起来，不会立刻追究到底。王阳明能获从祀，归根到底靠的是申时行的力量。从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对明朝皇权的行使有一点新的认识。多少年来，人们都认为明朝是皇权专制的巅峰，明朝皇帝有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等对付异己的机关，有廷杖之类的残酷刑罚，一言以蔽之，明朝皇帝就是大独裁者和大暴虐者。但如果从制度史方面来看，却主要并非这样。相反，明朝的皇帝实际上也是很可怜的。为什么？请问有多少个明朝皇帝能够随意走出紫禁城？很少。走出去后而不受到廷臣的各色指摘？更少。其实文官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举这个反例，表明我们对明朝皇权这个问题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接下来，我们来对明代孔庙从祀事情作一些新的认识和思考。第一点是，洪武十四年（）孔庙改用木主代替塑像的决定，其实原来主意并不是明太祖出的。早在洪武四年，大学问家和明太祖倚重的儒臣宋濂已经提出。宋濂的理由是：“开元礼扫地而祭，设座于席。今则因之而抟土肖像，失神而明之之义。”这是理性的思维。请问你众多塑像之中哪一是真正的孔子？胖的还是瘦的？这些后人都不知道。故此，合理的做法，便是将塑像改为木主。这个主张的理据，丘浚（—）在其成化二十三年（）进呈的《大学衍义补》中讲得更加详细。理由有二：一是失真。这也就是宋濂所提的理由。所有的塑像都是匠工创造出来的，谁知道哪一个才像孔子？塑像其实是亵渎神明。一是违伦。因为皇帝在祭拜孔子时，要下跪，要叩头。皇帝向孔夫子下跪叩头，没有问题，但从祀的那些先儒，只是臣下，天子怎么可以向他们跪拜？而且从祀的儒者之中还可能有本朝的臣下，要皇帝向本朝臣下跪拜，明显是违背君臣伦理的。丘浚加多了一个理由来支持宋濂，却不是帮助皇权打压士人。

第二点，嘉靖九年改称“大成至圣文宣王”为“至圣先师”的决定，也是明初儒者就有此意了。明初大学者吴沉已经提出改称的主张。吴沉的父亲叫吴师道，是元代很有名的学者。作为经学家，吴沉提出，“先师”是最伟大的称号，封王没有意思，因为别人也可以封王，只有至圣先师是千古一人，变不得的。明代中叶的丘浚也这样主张，嘉靖之前同意者更多。

第三点，两庑从祀与启圣祠别祀的决定，源于元初儒者熊禾之说，明初宋濂、王祎也都提过。以后和者数见，而弘治元年（）程敏政论说得更加详尽有力。程敏政，研究明史的都知道他，他是丘浚的晚辈友人，博学能文，善于考证。嘉靖九年所作决定其实就是根据他的意见来的。明世宗听他最信任的大学士张璁而作决定，张璁引为论据的正是程敏政的说法。无可否认，这个礼制决定和嘉靖皇帝的尊亲情结分不开，但这个决定的根源却是儒家固有的伦理观。

第四点，罢退前代从祀儒者的决定，也是洪武四年宋濂和王祎都主张过的。当时从祀的一〇五名儒者之中，王祎主张应去荀况、扬雄、何休、王弼，宋濂主张再罢贾逵、杜预和马融。嘉靖九年大批进退前代儒者，直接采纳的是弘治元年程敏政的议论。嘉靖九年孔庙祀典唯一可争议之处是从祀欧阳修之事。欧阳修虽然对经学有贡献，但是批评者认为他是因为在“濮议”中的主张而获明廷垂青。宋仁宗和宋英宗的关系是伯父与侄儿，仁宗无子，以英宗入继。仁宗死后，朝臣对于英宗应该怎样称呼生父濮王和养父仁宗才算正当，意见不一；当时对于此事的议论，史家称为濮议。欧阳修主张英宗应该皇生父而伯仁宗，称濮王为皇考，称仁宗为皇伯。明代嘉靖朝中，大礼议的新贵张璁等人一样主张明世宗应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而称孝宗为皇伯考。张璁之所以要提出从祀欧阳修，可以说是投明世宗所好，也有为自己争取先贤权威的支持之意。但欧阳修之应予从祀，南宋人已经提出，明初王祎也提过。这些提议人都与大礼议无关，他们是认同欧阳修的经学成就而主张从祀他的。所以嘉靖年间欧阳修的从祀也并非唯有政治理由才能理解。

最后，我们来看王阳明的从祀议案。我讲以上这四点，也方便了回顾前面所提到的明朝皇权是不是干涉学术、打压士人打得那么厉害的问题。如果从从祀这个制度的运行上看，这些现象其实都看不出。事情都是由学官、文臣自己提出来的。这在王阳明从祀事例中体现得更加清楚。整个过程都是一些言官、礼官、内阁大学士等人在活动，皇帝都是静的。万历皇帝的说话，也还是因为廷议混乱、意见矛盾而发的。最重要的是，每一个个案，都不是皇帝授意某个官员去提议这个儒者或者讨论那个儒者，而都是臣下自己提出来的，然后朝廷再来对奏疏的意见进行讨论。我们也没有事例可以显示皇帝在暗中示意或策动某个从祀行动。王阳明被议从祀过程中，其失意之时是拜高拱、张居正所赐，其得意之时是拜申时行所赐。假如当时礼部尚书沈鲤独祀胡居仁的奏疏报上去后，首辅申时行没有说话，万历皇帝也不会提出我的爷爷世宗皇帝说过王阳明是有用道学的说话，王阳明也应该从祀不了。我们甚至还可以想想，万历皇帝所引的嘉靖皇帝的说话，是传自宫中的，还是源于内阁大学士的。总之，凡此种种，都让我们看不到皇权在刻意挑畔孔子道统和对士人集团加以压制。

所以，回过头来总结的时候，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看：孔庙从祀的政治性太大，大到超出了皇帝个人的控制范围，皇帝个人不可能操控，所以会有廷议和整体官僚士大夫的关怀。一个已故人物被认定为真儒时，他说的话，他对经典的阐释，就成了正宗正统之学。现实上，他的经说便可以在科举考试中被引用作答，他的著作就会销量大增，甚至出现多种版本，考生和考官的学脉关系和人脉关系也更容易建立。这样看时，事情牵涉的实际利益便很广大，所以每一次廷议从祀事情时，与议者都会全力以赴，甚至会对其所支持者作出过分的称许，对其所反对者作出失实的指控。从祀事关学术，更关政治，在行科举的帝制时代，学术基本上是为政治所用的，因为读书人最后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当官。但在攸关道统的事情上，或者说是攸关儒家意识形态的解释和标准的认定的事情上，皇权并不见得占了上风，儒臣也不见得受到压制，真正的决定力量，却是一种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传统文化力量。怎样才算是真儒，什么时候人们认为行为比起言论（著书）更加重要，这都是决定于问题被讨论时一种较强的文化力量，不是皇帝一人的力量能够打压成的。

作者：朱鸿林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来源：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孔庙从祀与乡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年，页1。

原文：《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王国维讲座，清华大学，北京，3月28日，年。